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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为君子谋 前面两讲都是表达一个意思：易经是和善人连在一起，善人的任务是做好自己，影响他人和社会，无需占卜问卦，因为善人是明白人。我们今天所讲的君子，是善人，也是明白人。不过，大众对所谓的君子的理解有点不一样。 善有真假、大小、阴阳等区别，君子也是如此。大众都认为伪君子是可耻的，所以有“宁做真小人，不做伪君子”的说法。不过当一个人要面对自己的内心，问问自己究竟是小人还是君子的时候，很多人或许沉默了。能面对自己内心的人其实不多，因为大多数人都喜欢用各种标准去评判他人，那么究竟怎样的人是君子、怎样的人是小人呢？是不是君子就是好人、小人就是坏人呢？是不是君子都是讲仁义道德，小人只讲利益的呢？这些问题都很有趣。不过，历史还有这样一句话：误国者十之八九是君子。这里的君子大部分都是读书人，因为能够成为“误国者”，大多是位高权重的人，而在传统中国，要走到这一步，基本上只有通过读书考取功名这条路，从而顺利成为“误国者”。当然“误国”的根本原因还是道德的问题，无德、缺德、失德，当然就不是君子了。所以君子应该是与德连在一起的，而不是与读书、位置、权势等要素相连。从这个角度看，“误国者”不可能是真正的君子，只有小人才会“误国”。 如何定义君子呢。读书人是君子吗？好人是君子吗？斯文人是君子吗？似乎是，又好像不是？我们大多数人把文质彬彬、斯斯文文和君子连在一起，把唯利是图、反复无常和小人连在一起，不过要了解君子就必须谈小人，历史也有“先小人后君子”的说法。 能否称得上君子和读书多少没有关系，比较典型的案例是子路。子路出生在一个相对缺少文化的家庭，委婉的说法是他的家庭和地方风气比较豪迈，所以子路不爱读书。对于这个问题，孔子批评过他，子路有时候会流露出对读书人的轻视，不过不爱读书的习性并没有影响子路对孔子的忠诚和对“道”的维护。子路是性情中人，像他这种性格以及所处的职位，最好的结局还是在战场上。在一场国家政变中，子路明知道返回国家会有生命的危险，但性格和道义促使他返回，最后他死在乱军之中。子路临死前还不忘记把自己的头冠上的带子摆正，求仁得仁有何怨呢？所以一个真性情的人、一个对君王和老师乃至道义忠诚的人，当然可以称得上是君子，甚至可以说是大丈夫。又比如子贡，子贡是很有智慧的人，有点像范蠡这一类人，出入政商之间。从商，他能够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亿万财富；从政，他能周旋在各国之间，维护国家的安全。《史记》对子贡的评价非常高：“使孔子名布扬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子贡在外交方面充分展现他的天才，“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子贡对师道的维护，又是孔子其他弟子不能相提并论的。孔子过世之后，其他弟子守孝三年，唯独子贡一人守孝六年。子贡当然也是君子，不过和子路的风格完全不一样。 我们讲了子路和子贡的例子，但还没有搞清楚怎样的人才能称得上君子。不过有一条可以清楚，君子一定是明白的人，君子应该是修道的人（至少是修身的人），君子一定是知道自己并且能够深刻认识自己的人。人应该怎样活着，为了什么而活着，人生百年不过三万六千日，忙忙碌碌，一个不知为何而活着的人，如何能够称得上是君子呢？谈到认识自己，那就肯定又涉及到一系列的哲学问题：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人类如何与大自然的一切相处等问题。我们说“易与天地准”，如果说圣人是看透天地万物并且与道合一的人，那么可以说《易经》就是圣人之言，《易经》就是君子修身、化凡为圣的法宝（当然要化凡为圣的道路有千万条），所以我们讲易为君子谋，正是为了讲明白《易经》是为君子修身服务的，《易经》正是君子修身的法门。 道路千万条，修身第一条。君子修身的法门很多，不单独是《易经》，而要通晓《易经》也有诸多法门，而占卦正是其中之一。但无论从哪个法门、哪个学派“进入”《易经》，都离不开修身，而掌握“天机”的人一定是内心清净的人，只有修身悟道的人才能清楚。 北宋大臣富弼辞去官职以后，居住在洛阳，他与著名预测家邵康节关系非常好。有一天，邵康节来拜见他，退休后的富弼已经拒绝与宾客往来，唯独告诫门人：“假如是邵先生来，无论早晚，都要禀报。” 十几年以后，范祖禹被朝廷任命为修撰官，撰写《裕陵实录》，也包括撰写《富弼传》。邵康节是掌握“天机”的人，而富弼当然是君子，对于邵康节的“温馨提示”，作为君子的富弼当然能够心神领会。 《易经》是圣人之言，代表修身，而修身正是悟道的开始，而人原本是纯阳之体，无善无恶，古人说的“君子落得君子,小人枉为小人” 都是后天种种因缘的结果。 不能明白到这一点，就不可能明白《易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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