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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徒（二十） 叶家村第三生产队会计苞奎武马上打开账本说道：“生产队现在还有现金700多元，欠《指导员》146元。” “生产队的现金是少了一点，但是钱我们一定要给。我去年分红时由于工分不够，从赵雨祥的账上借出10元钱，这次就拿不走了。”小八路李振山接着讲道。 “我去年也从指导员的账上借了十元钱，现在也还不上了。”会计苞奎武，立刻接着小八路的话头讲道。 “既然现在还不上，那就等以后再说吧！现在有多少就给我多少吧。”我接过话头说道。 “那好，李现金你回家把队里的现金拿出126元，还给赵雨祥。”小八路李振山说道。 小队现金李井山马上回家，拿回来一沓十元的人民币。当时的十元钱，是面值最大的人民币。现金李井山向李振山讲道：“队长，现在只能凑齐这100元，其他的钱，全部是白条子。” “指导员，你看看怎么办？就剩下这么多钱了。”李振山一脸的皮笑肉不笑说道。 “既然就剩下这100元，那我这次就先拿着。剩下的钱，以后有机会再回来取吧。”我立刻回答道。其实我心里知道，这剩下的46元，我永远也拿不到了！ 本来在回叶家村的汽车上我还有一个想法，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就想交一个终身可以走动的农村朋友，以便在今后的岁月里，真正地了解我国农村的真实情况。我当时有两个人选，首选是小八路李振山，其次是老队长刘文彩。 也许是我的心胸太狭小，当李振山讲完给我钱的话后，我选朋友的事就已经只剩下刘文彩了。但是，刘文彩却始终躲避着我的目光，一句话也不想替我说。我心里很难过，钱不算什么，但是人一走茶就凉的感觉，让我油然而生！我一年辛辛苦苦，汗珠子掉地摔八半挣的血汗钱，就这样被他们嘴皮子一动就拿走了三分之一。 我接过这100元钱，向大家告别后就回到了青年点，小队的会议继续开了下去。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回到过叶家村。 这100元钱，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拿到的最多的钱，这在当时也是一笔巨款。想一想，我当时在工厂全年的总收入才204元人民币，这100元钱就是我在工厂半年的工资，也是我在农村一年的收入。 回沈阳后，我的奶奶又给了我20元钱，让我用这120元钱买一块上海牌的手表。但是，当年买上海牌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是按票供应的，而我无法弄到上海牌手表票。因为，上海牌手表是当时国内最好的名牌手表。 毕业分配在黑龙江哈尔滨的姐姐赵雨琴，给我搞到一张上海牌手表票。一个月后，我终于戴上了我一生中的第一块手表。戴着这块新买的手表，我经常撸起左手的袖子，在同志们和陌生人面前显摆；特别是每次在沈阳到抚顺的火车上，我都把衣服袖子卷起来，让上海牌手表明晃晃地露出来，现在想起来真是很可笑！ 我和我爱人1977年认识定亲后，我们交换的信物就是这块手表。当时她戴的是一块东风牌手表（天津产），东风牌手表也是要票的。手表交换完后，我的上海牌手表就戴在她的左手腕上，而她的东风牌手表就戴在我的手腕上。直到1986年以后，我们家庭经济开始宽裕了，我们才各自又买了自己更喜欢的手表。 这块手表现在还躺在我家的抽屉里，只要上好发条，“她”还会准时地咔咔咔地走动起来。 当时的每个家庭都是以家里有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为自豪。这三样现在看起来不起眼的东西，当时称为“三大件”。我们家的凤凰牌自行车是1985年在车市上买的，花了250元。缝纫机是我姐姐在哈尔滨给我买的，是姐姐的军工厂里自己生产的产品，我花了126元钱。到了1986年，家又添了一台24寸北京牌黑白电视机。 在以后的岁月里，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三大件”渐渐地退出了家庭的历史舞台，取代它们的是洗衣机、彩电、电冰箱，当然这些都是后话！。（未完待续） 清风细雨（赵雨祥） 2012年10月18日于澳大利亚墨尔本 1、照片中上面的手表，是我爱人在我们结婚前买的东风牌手表（天津产）；照片下面的手表是我买的上海牌手表（上海产）。也是我们订婚时交换的信物！ 照片中下面的表，是我在1972年春节前买的上海牌手表，当时中国最时髦的手表就“上海”牌手表了。我和我爱人的上海牌手表和东风牌手表，即使到了47年后的今天，历经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时光，只要一给他们上一上表弦，她们立刻就滴答、滴答、滴答地走了起来！ 2、这张照片是1986年暑假，我们全家去青岛旅游时在大连开往烟台的客轮上我和我爱人的留影！时年我38岁，我爱人35岁；我们戴的手表还是我们订婚时的手表！我俩的这张照片是我儿子拍摄的，使用的是我家第一台东方相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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