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封建社会内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傅筑夫、李竞能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中国封建社会内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作者简介 傅筑夫（1921－1985），河北永宁县人，中国经济史学家，1921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在北师大求学期间，结识了鲁迅先生，从鲁迅先生那里得到宝贵教诲。在鲁迅先生的倡导和指导下，傅筑夫又进行中国古代神话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为他后来大规模搜集经济史资料，从事经济史的研究打下了基础。傅筑夫从1929年起至1946年，他先后在河北大学，安徽大学，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任教授。期间1936年到英国留学，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经济理论和经济史。1939年回国。1945年8月至1946年底，傅筑夫在重庆先后任过中央大学教授、重庆大学教授兼经济系主任。1947年1至7月，他应聘去沈阳任东北大学法商学院院长兼教务长。1947年8月至1978年6月，傅筑夫在南开大学渡过了31个年头。1978年6月，傅筑夫被借调到北京经济学院。1979年3月，南开大学给他纠正了错划“右派”问题，并推荐傅筑夫为1979年度天津市劳动模范。1979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聘傅筑夫为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1982年5月，教育部高教一司明确傅筑夫编的《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为高校文科教材。1983年12月，傅筑夫被聘为九三学社中央顾问。著有《中国经济史论丛》，《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中国原始资本积累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内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中国社会问题之理论与实际》。 李竞能（1927－2016），南开大学教授，我国著名人口经济学家、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首任所长。1952年南开经济研究所毕业，长期从事经济学说的教学与研究，1978年后致力于人口理论和人口经济学。1984－1993年曾任南开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1986年被评为中国第一个人口经济学博士生导师，1988年秋——1989年底曾在美国布朗大学、斯坦福大学和东西方中心从事研究。李竞能长期致力于经济思想史、人口理论和人口经济学研究。曾任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国家计生委人口专家委员会委员等。著有《人口理论新编》《现阶段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现代西方人口理论》，主编有《人口理论教程》《人口经济学》等。曾主持十多项国家级、省部级和国外基金资助的研究项目。除参与主编《人口理论数据》和《中国人口》丛书等外，还先后出版了《当代西方人口学说》（1992）、《现阶段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1999）、《人口理论新编》等多部获奖专著。 《中国封建社会内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内容简介 《中国封建社会内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是傅筑夫在1956年出版的小册子，仅50余页，共四个章节：一、什么是资本主义的萌芽; 二、唐宋两代中国商品经济发展; 三、明清之际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 四、 结论。傅筑夫得出结论认为：明清之际，中国封建社会内的资本主义因素虽已萌芽和发展，但是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所必需的历史条件尚未具备，所以直到十九世纪中叶, 它还没有能够对整个封建制度产生破坏作用。当然，这决不是说中国的封建社会就不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在缓慢地向前发展, 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侵入的影响, 中国也必然会缓慢地由封建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 《中国封建社会内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文摘 一、什么是资本主义的萌芽 中国社会发展虽然有其特殊性，但是也必然符合于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一般性。中国社会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经历了原始公社制、奴隶制以及封建制各个阶段，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在具备了一定的历史条件之后，也必然要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逐渐过渡。毛主席曾指示我们: “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 所以，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 乃是近代中国经济史的重要课题之一。 资本主义的萌芽，简言之，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一方是占有货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资产者，一方是不出卖自己劳动力便不能生存的、被剥夺得一无所有的“自由” 劳动者——即无产者。资产者剥削无产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封建社会内部的萌芽，或者表现为小商品生产者的分化产生了资本主义企业主与雇佣工人，或者表现为以商人为代表的商业资本直接控制了生产而转化为产业资本。因此，商品经济 (包括商品生产与发展了的商品流通——商业) 的高度发展，是资本主义因素产生的历史前提。而资本原始积累过程更促进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初只是在个别地区、个别部门中出现——多数雇佣劳动者在同时、在同地、在同一资本命令下生产同种商品，那时的雇佣劳动者只是在形式上而不是在实质上隶属于资本家; 只在必需的历史条件具备了以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才能在社会生产中大量地、普遍地和经常地出现,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在社会生产中确立其统治地位。关于这个问题，恩格斯有极其明确的指示，他指出: “就是雇佣劳动制，包含着全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但是只在必需的历史前提已被造成之时，这一萌芽，方能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我们就是根据以上的理解来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内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问题的。 《中国封建社会内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文摘 四、结论 总结以上所述，我们可以肯定: (一) 唐代虽然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高峰，但是商业与商品生产已开始有长足的发展; 固然在唐代还谈不到有什么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但无论如何，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已在形成中国资本主义因素萌芽的历史前提。(二) 宋代 (尤其是南宋) 的商品经济较唐代更为发达，宋代商业大规模地发展已促成货币资本的大量积累; 并且在当时商品生产比较发达的手工业部门中，已有大型的作坊出现, 有的已有一定程度的分工，雇佣劳动亦日益多见，这些都反映了小商品生产者已在日益分化。可能在南宋年间，在商品生产比较发达的地区和部门 (如苏杭的丝织业) 里，资本主义的萌芽已经稀疏地出现了。(三) 明清两代, 封建的自然经济仍在中国社会中占主要地位，但是商品经济已在唐宋原有的基础上高度发展起来，并且远超乎唐宋之上。在当时苏杭一带的丝织业中, 松江一带的棉织业中，以及铁冶业、陶磁业、造纸业、造船业等等重要的手工业部门中, 资本主义因素已经萌芽和发展; 在这些手工业部门中，一方面小商品生产者的分化产生了资本主义企业主和雇佣工人，另一方面以商人为代表的商业资本直接控制了生产。当时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以及资本主义因素在某些手工业部门中的萌芽，在中国社会经济的其他方面亦有反映，主要表现为官手工业中徭役制已经过渡到代役租制，农业中农作物商品化的过程迅速发展以及雇佣劳动日渐广泛出现，商业资本迅速增长并与商品生产日益结合，货币财富大量积累在少数人手中，出现了重要的经济中心地区。如此种种，都与当时重要工业部门中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相联系、相适应。但是，我们必须再一次 强调指出: 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是极不平衡的，资本主义的萌芽仅仅在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某些地区和某些手工业部门中出现，至于广大的农村仍是封建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虽然中国的封建制度在明末已开始解体，但是小农业与小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结构仍极巩固，成为商品经济普遍发展的严重障碍。此外，中国封建专制君主制度仍相当巩固，官手工业的继续存在和发展，各种苛捐杂税以及封建的管制与压榨等等, 都是当时私营工商业发展道路上严重的阻碍。上述种种都是中国资本主义因素极不发达、资本原始积累过程迟迟不能发生的根本原因。因此，明清之际，中国封建社会内的资本主义因素虽已萌芽和发展，但是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所必需的历史条件尚未具备，所以直到十九世纪中叶, 它还没有能够对整个封建制度产生破坏作用。当然，这决不是说中国的封建社会就不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在缓慢地向前发展, 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侵入的影响, 中国也必然会缓慢地由封建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 《中国封建社会内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目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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