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孩子，八零后的童年比你幸福

老五讲故事 2021-07-24

展开全文

周末送孩子去培训班，遇到很多“同路人”，跟我们一样，都是步履匆匆的大人拽着一个磨磨唧唧、愁眉苦脸的孩子，有的孩子甚至还没睡醒，迷迷瞪瞪的就被大人们连拉带拽、摇摇晃晃地走在上培训班的路上。

看到如此“惨烈”的场景，我庆幸自家的孩子还算乖巧，尽管也老大不愿意，却并没有太大的抵触情绪，老老实实地在培训班和补习班耗费着好不容易盼来的周末。事实上，很多孩子对于这些培训班和补习班并不喜欢甚至相当抵触，虽然他们的童年世界充斥着游乐场、电玩城、手机电脑游戏、各种高大上的遥控玩具等等玩意，但比起我们相对匮乏而土鳖的八零后的童年，却并不比我们幸福。

我就是一个八零后，关中人，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上了小学，开学第一天被父母送到学校之后，就再没管过，上学自己去，放学自己回。在那个年代，广大的农民伯伯尚未吃到几年饱饭，所以导致我们的早饭或者早餐简单甚至寒酸——说是“早饭”或者“早餐”实在有给自己脸上贴金之嫌——书包里塞半个馒头就是我们早餐的全部内容，这半个馒头并不是纯白面做成，是白面裹着苞谷面、被称作“金裹银”馒头，只有极个别手巧的家长回把“金裹银”做成花卷的样子，里面卷着一些花椒叶、葱花甚至小茴香、芝麻，那简直是早餐界的贵族了。

然而大多数孩子没有资格享用“贵族早餐”，只能带半个“金裹银”。因为“乍饱还饿”的年月，父母们对粮食变态地爱惜，他们大多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饿肚子的记忆深入灵魂和骨髓。这种思维之下，以至于他们固执地认为，我们早饭吃半个馒头是完全可以不饿的，上学也没有什么大的体力支出。而且，中午回去就是饭，为什么非要“吃饱”呢！所以，“不饿”是他们制订的标准；而吃饱是我们本能的身体需求。金裹银不抗饿，两节课过后，教室就响起肚子因饥饿而委屈的叫声，和着放屁声此起彼伏，颇为壮观。俗话说“饥屁冷尿热瞌睡”，饿了就放屁，果然不虚。

直到上了五年级的时候，生活条件确实持续好了很多年，大人们终于稍稍放心——吃饱饭大概是没什么问题了，我们也正在长身体的时候，这才“皇恩大赦”般获得了带一整只馒头作早饭的资格。

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然而，人的欲望总是不轻易被满足。原本香甜的半个金裹银馒头，因为“资源稀缺”的缘故，吃起来总嫌不够；现如今有了一个浑全的白面馒头，反而口舌之欲有些膨胀了——白面馒头吃起来，味道寡淡得很，影响食用的口感，也影响我们享用早餐的体验。为了缓解这个问题，有同学就用干辣椒面，拿咸盐调和一下，包在纸包里，和白面馒头一起带到学校。吃早饭的时候，一口馒头就一口盐伴辣椒面，瞬间就驱散了干吃馒头的寡淡，极大地提高了用餐的体验。这样的早餐虽然仍然简陋，比起之前的半个金裹银，无论是色香味还是舌尖上的欲望，都提升了一大截。但是，能拿得起辣椒面的学生也属少数，大多数孩子只能“干咂馍”，看着别人一口馒头就着辣子面，自己只能一边默默地流口水，一边啃着馒头噎得翻白眼。

我们上课的时间是周一到周六，只有周日休息。上课的日子，每天早上七点之前就要到校，以班级为单位排列队形，绕操场跑圈，然后做早操。之后在教室早读。早读时间是40分钟，主要读语文课文，各读各的，一开场就读乱杆了——声音大而杂乱，只有仔细听一个人读，才能听清这浓浓的陕西口音的普通话所朗诵的内容。

早读结束的课间长达半个小时，这就是我们享受早饭的幸福时光了，每个孩子一手捧了馒头，一只手在下方接着掉落的馍花儿，一点儿都不敢浪费，这种吃馒头的态度，透着对来之不易的食物无比的虔诚。

早餐结束之后还有三节课。逢周一、三、五是两节语文、一节数学；周二、四、六是两节数学和一节语文。下午第一节课是数学自习，剩下的三节课，一节语文一节数学，还有一节“副课”——音乐、美术、体育、班会之类。学校的老师少，很多时候，音乐、美术、思想品德、劳动、自然和体育这些副课，并没有专业的老师，基本上都由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来担当，加上班会也由班主任主持，副课很多时候都成了语文课。

唯独体育课被占用的机会比较少，所以至今印象深刻。体育课一般由学校里较为稀缺的男老师担当，大约男老师总给人一种“有力量”感觉（或者错觉），而男老师一般都喜欢体育运动，所以男老师就和体育课挂上钩了。体育器材从来没有，篮球足球都不曾见过，唯独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学校买回来一批小皮球，有一次上体育课的时候，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个，却因为有同学不小心，把皮球扔到学校围墙外面，导致我们整个小学阶段彻底与体育器材绝缘。

没有器材的体育课，也无法阻挡我们这些孩子的游戏热情。我们从家里带来的玩具，不比学校提供得差，鞭子和陀螺（当地叫猴），还有铁环，玩得最多的是乒乓球。那球拍是纯木板的，都是自己制作，削球、旋转球根本发不出去。乒乓球台则是砖和水泥砌成的，球网是大小不一的碎砖块挡在球台中间。即便如此，我们依然乐此不疲，甚至下课也去抢着玩，更有因为抢球台而大打出手的，球台中央的碎砖拿起来咂人很方便，往往造成流血冲突。

只记得当时班上有个女生，最爱打乒乓球，能左右开弓，每次带两个球拍，号称“双枪老太婆”，抢不到就躺到球台上撒泼打滚，谁也别想玩，就只好让她也加入。我们当时就总结出来一条规律——泼妇绝对不能惹，而很多泼妇是从小就能看出其潜质的。

下午上学和放学的时间，是根据夏令时和冬令时来回调整的。记得那时候总要改时间，夏天往前调一个小时，冬天则往后推一个小时。搞得所有人都很混乱，好不容易适应了新的时间，过不了多久就又要更改。下午上课时间，夏天是两点半，冬天则是一点半，下午五点半到六点之间放学。

放学之后没有太多的课外活动，更没有补习班和各种培训班，家庭作业早在学校最后一节副课的时候就写完了。回家让父母陪着写作业的事情根本不存在。当然也有学生贪玩而不写作业，第二天被老师检查出来，免不了要在教室后面站着听课，或者趴在教室外面的窗台上补作业。下午放学之后，就到了一天最美好的时光，学校外面是一望无尽的田野，我们撒着欢儿地疯跑。在油菜地里躲猫猫，在麦秸积里挖洞，在刚犁好的松软的土里翻跟头，春天的时候就放风筝……各种各样有趣的游戏，翻着花样玩。

到了四年级，我们加入了学校少年先锋队（少先队）的仪仗队，课外时间就往往被占用，主要用于应付各种活动的排练。仪仗队基本是不土不洋、中西合璧的混搭风格，有传统的镲子（当地叫爿钹或者拍钹），有西洋的大鼓和小鼓，也有小号，也是西洋的款式，比八路军的冲锋号长一些，样子差不多。前面还有一个人，举着旗子打拍子指挥。我们根据指挥人的手势开始和停止敲打或吹响。

当时的大鼓和小鼓，几乎没有一面是完整的，开了的口子用胶带粘起来，当时并没有透明胶带，是用橡皮膏（医用胶带）粘起来的，敲鼓的声音如同铅笔敲在一张悬空的纸上，很嘶哑的感觉，难听得很。我们的镲子是铜合金的，声音倒是清脆，可是分量太重，一场活动敲下来，耳朵嗡嗡响，手也震得麻了。镲子的系绳只是两根破布条，一端缠手，另一端结成一个疙瘩，从镲眼儿里穿过去，卡在眼儿的内侧防止脱落。按理说，镲子这种装备需要身强体壮力气大的学生来操作，可老师们偏偏安排身强体壮的学生吹分量很轻的小号，大概觉得他们能够达到“号声嘹亮”的效果吧。吹小号的人不仅身强力壮，还有一项福利——小号可以带回家，一路上，这些牛哄哄的同学一边走一边吹着小号，屁股后面跟着一群跟屁虫。有时候他们会吹一段从电视或者电影里面学来的冲锋号的调调，一群小孩子一边喊着“冲啊”一边打了鸡血一样冲锋。

我拍镲子的时候，出过一次事故，那是一个夏天的傍晚，放学之后我们留在学校排练。我正拍得心烦（因为实在太重，拍起来费劲，还震得耳鸣），那破布条充当的系绳非常不结实，一下就脱落了，一爿镲子就掉落下来，那薄如刀片的镲子边缘，直直地劈在我的脚指头上，我的大拇指被从中间划开一个深深的口子，一时间血流如注。当时在场的老师们都吓坏了，他们用卫生纸帮我简单包扎了一下，就让我回家了。然后由我妈带我去的医院处理好的伤口。当时的人们对孩子的身体和安全并不如现在这般重视。而对于老师，家长们更多的是敬畏，孩子们在学校出了事，只要不涉及生命危险，是绝不会也不敢去找老师或者学校理论的，更不能去探讨事故本身是哪方的责任，只能自认倒霉，自己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和后果。

大鼓小鼓、小号和大镲子，各有各的谱子，每样乐器都有若干人操作，基本覆盖了全班四十多个同学。只有极个别同学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没能被选上。我们排练弄得焦头烂额，没被选上的同学却愁眉苦脸，一脸不甘，活生生的一场现实版“围城”大戏。

有了仪仗队，参加的各类活动就多了。什么队列队形表演，六一儿童节接收新队员，更要参加全乡镇各个学校的仪仗队比赛，甚至一些官方活动我们也要参与。所谓十里不同俗，果然不假，在学校仪仗队的配备上也是如此。

记得参加全乡镇小学阶段队列队形比赛的时候，我们看到其他学校的仪仗队里，竟然还有敲锣的行当！这已经超出我们当时的认知范围，经过我们一阵嘲笑之后，那个敲锣的小男生窘得满脸通红，连锣都敲得不伶俐了，只是一味低着头跟着队伍走步，遇到自己的职责，怯生生地看我们一眼，小心翼翼地敲一下，跟实习打更似的。

有一回，我们正在上课，学校让我们仪仗队的人全体出动，去迎接县上开会回来的劳模代表。我们赶紧回家换了统一的衣服：蓝色的线衣线裤，袖子外侧和裤子的外侧有两条平行的白线，一双白色的运动鞋，加上一双白丝线手套。线衣线裤如同现在的秋衣秋裤，能穿在外面已经很奇葩了，加上那白色的手套，还有那劣质的白色球鞋，现在想起来都让人忍俊不禁，感觉实在傻得可以，可在当时却颇为得意。

这里要特别提一下白色球鞋，那在当时简直就是神一样的存在，那鞋子是如此轻薄，以至于鞋面的布料甚至不及如今的牛仔裤厚实。穿上那鞋子走两步，脚汗就立即渗出到鞋面，而且很快就沾上尘土，那鞋子的颜色简直就没法看了。沾了土和汗渍的鞋面，怎么洗都洗不掉。直到我的母亲，一个善于动脑的农家妇女，发现用卫生纸包裹鞋子，然后放在太阳下晒，才能彻底把那恼人的汗渍吸收掉，鞋子才能回归原本的颜色，才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

可是，当我们穿着整齐划一而又傻得一比的服装去迎接劳模的半路上，却突然接到通知说“劳模不来了”。这让我们感到非常郁闷，一上午的课都耽误了，而那所谓的劳模，不过是附近村子的养鸡、养猪专业户而已。

尽管经常被侵占课外时间，我们却总是能找到各种各样的乐子，让物质缺乏的生活能够保持精神愉悦、异常快乐。

那时候的卡通片，不是现在一天放十几集，每天放一集，时间在下午六点半到六点五十，看完就没了。即便这样，我们看完了《圣斗士星矢》《变形金刚》《忍者神龟》《哆啦A梦》等等经典动画片。每天下午一过六点，我们就迫不及待地打开电视机，守在只有各种颜色条的电视机屏幕前，等着看动画片。动画片看完，一群人围在一起争论，甚至角色扮演。对于后面的《新闻联播》我们连听声音的兴趣都没有。

看完动画片之后并不过瘾，还要购买卡通片印制的画片。画片不仅能用来回味动画片，还能拍来赌输赢，有高手赢过整整好几抽屉的画片，当时是我们羡慕的对象，在那个年代就达到了他人生巅峰。弹球也是我们最常玩的游戏，那时候每个男孩子裤兜里都装着花花绿绿的玻璃球，走起来哗啦啦地响，很是得意。

而购买玩具根本不存在。八零后的孩子们谁不会动手做玩具呢？我们自制链条枪，自制木头小手枪、筷子抢甚至还有皮筋枪……各种枪都能玩得风声水起。几乎所有的玩具，都是自己亲自动手做。你要带一个买来的玩具，简直丢人丢到家了。因为制作玩具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件很令人愉悦的事情。比起现在的孩子，一切玩具全靠买，获得的愉悦在几分钟之内就实现，来得快去的也快，新玩具带来的新鲜感的愉悦当然很快就会烟消云散，新玩具很快就失去了对孩子们的吸引力，而且，再多的玩具也唤不起孩子们的快乐和幸福了。

虽然只有周日一天休息，但这一天是完全属于我们自己的最快乐的时间。在每个周六下午大扫除的日子，我们每个人都铆足了劲完成各自清洁区的清扫工作，然后灰头土脸地坐在尚荡着灰尘的教室里疯狂写作业，在放学铃声响起之前一定要写完，以便留给自己一个完完整整的、没有任何负担和思想羁绊的、彻底放松的周日。

现在的孩子们写作业，家长不仅要全程陪同，还要检查和指导，孩子辛苦，家长。据说还有家长因为陪写作业，而得了高血压心脏病甚至心梗脑梗的。相比较而言，八零后的父母就轻松多了。老师直接针对学生布置和检查作业，作业根本与家长没关系！几个住得近的孩子成立学习小组，有老师任命的组长全权负责，今天去二狗家，明天去三妮家……写完作业互相检查，第二天到学校老师再检查。

我一路读过来，作业什么样儿，父母压根没见过。他们只是在学期结束之后，看一眼试卷上的分数和通知书上的数字是否一致。因为改分数的事情特别多，以至于父母也对我的成绩也产生了怀疑。

我的一个同学在期末考试中考了25分，他自作主张把“2”改成了“8”，因为修改的痕迹太明显了，傻子都能看出来这分数被改动过，当然无法逃过他爸的眼睛，继而被打到直接怀疑是否亲生。第二次考试，他更是考了19分这样创纪录的新低，这次他倒学乖了，改分数是一定要改的，要不然他将又一次变成“非亲生子女”而恨恨地挨顿揍。他很有预见性地把“1”先改成“7”，然后把“7”再改成“8”，他父亲一看，恼道：“又改了分数吧！狗日的，欠收拾！我一看就知道你把79改成89了！”不过其父念在他“考”了79分的份上，没追究他改成绩的事情。这种超出常人的智慧的套路，让当时的我简直惊呆了。这种聪明才智，怎么就不能用到正当的学习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