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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不喜欢“正能量”这个词，但既然“负增长”“零距离”能说，“正能量”也无可无不可。语言的使用跟人类自身一样，都在不断进化。“能量”作为物理学概念，加个“正负”化用一下，感觉表义清晰，并不会造成什么混乱。
感觉现在的问题，似乎不是“正能量”能不能用，而是不少人就没搞清楚什么是“正能量”。最近看到一个短视频：一个“流浪汉”沿街向摊贩赊买青菜，但谁也不肯赊给他，好不容易有一个摊主送了他一把红薯叶。“流浪汉”揭去伪装，“奖励”了对方200元，因为对方有“同情心”。之前还看到过一个：测试者把一袋垃圾醒目地丢在马路的垃圾桶旁边，十几名路人视若无睹地走过之后，终于有人把那袋垃圾捡起来丢进了桶里。这个人因为“讲公德”，也获得了200元奖励。这类视频的制作者都声称自己是传播“正能量”。“有同情心”、“讲公德”的确属于“正能量”，我替那些通过测试的人庆幸，但那些没有通过测试的人呢？扪心自问，我要是在浑然不觉中成为测试的对象，不知道能否顺利过关。虽然我一向认为自己不乏同情心，对不讲公德的行为也十分反感。但我真的没有把握。假如我是卖蔬菜的摊主，我八成会觉得奇怪，为什么有人会厚脸皮要求我施舍一把蔬菜？而如果那时候我正好守了半天摊子无人问津，或者刚刚被城管罚过款，我甚至可能叫他滚开。那样一来，视频里的我不知道要多“恶形恶状”有多“恶形恶状”。那就不仅是“负能量”，而且简直“罪不可赦”了。同样，要是我刚好从那个垃圾袋旁边经过，也很有可能不会弯下腰，因为我正打着电话，或者脑子里想着台湾的“蔡省长”老这么折腾会不会真的挨打？
我很佩服设计出这种场景的人，但老实说，我没有看到这类视频传播了什么“正能量”，相反，我有点担心这种测试推而广之，比如把它应用到招工招考、聘请家教、雇佣保姆上，只要略施小计，就能让一个人露出贪心、好色等等“庐山真面目”。人性是复杂的，但“人性”不同于“德性”。什么人会做什么事不无道理，但做了某件事，不一定就能说明是什么人。和尚会吃素，但吃素的并不一定是和尚。街头遇到有人求助，帮与不帮随机性很大，有时候仅仅是很偶然或微不足道的因素，比如看不惯对方的模样就不愿援手，并不说明这个人心地冷漠。道德可以有榜样，但人性不可测试。拾金不昧是品德高尚，但故意把一块金子丢到地上，让看到的人“陷入激烈的思想斗争”，这本身就是缺德，这类测试犯的正是这样的毛病，自己站到道德制高点，手里握着一柄道德的尺子，觉得可以“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地把人划到“好人”或“坏人”两大阵营。曾经读过一个故事：丹麦获得诺贝尔奖的芬森医生晚年打算找一个忠诚的接班人，选中了一个叫哈里的年轻医生。助手建议芬森不妨请自己的朋友故意用高薪聘请哈里，如果他受不了诱惑，就不配做你的弟子。这个“妙主意”被芬森拒绝了，他认为哈里出身贫民窟，这样做是让他做两难选择。他说：“我并不渴求他是一个圣人。”哈里后来成了著名医学教授，听说这件事后眼泪纵横。他告诉朋友，假如当年恩师这样做，他肯定会掉进陷阱里，因为当时自己的母亲正患病在床，弟妹们也等着他供他们上学，那样一来，也就不会有现在的他了。这样的故事中国也有，而且一点也不比芬森的故事逊色。唐朝的薛仁贵能征善战，唐太宗要任命他为征东统帅，让徐茂公对他进行考察，有人告状说薛仁贵好色，曾强占民女。徐茂公报告唐太宗并出了个主意：安排10名漂亮的宫女伺候薛仁贵，如果他与美女无染，证明他品行端正，否则坚决不能重用。
唐太宗果然天纵英明，他说：食色，性也，这是人的本能，只要身体健康，恐怕没有人能够经受得住美色的引诱。这样做不是考验他的品德，而是在考验人性。唐太宗还有一个故事，晚年时有人奏请清除朝廷中的佞臣，唐太宗问怎样才能知道谁是佞臣谁是忠臣，上奏者说：陛下只要故意下达一道明显错误的圣旨，看看谁会进谏，然后装作发怒的样子对他严厉斥责，要是还曲意迎合的，这种人就是佞臣；仍然不怕死坚持己见的，肯定就是忠臣。唐太宗说了一番可以铭记史册的箴言。他说，一条河的水是清是浊，取决于它的源头。做皇帝的就是国家社稷的源头，假如皇上用这种把戏试探臣下，却希望臣下忠直，这可能吗？他还说自己读史，觉得曹操为人狡诈，喜欢玩弄这类诡计，如果我也这样，跟他有什么区别？李世民不愿与曹操为伍，另当别论，毕竟曹操也算一个饱读诗书的英主。但他的见识真的比大部分的人君高出一截。大权在握，觉得自己就成了一把尺，不仅可以量臣下的才，还能量臣下的德，后梁皇帝朱温朱全忠朱晃就是一个——这么多名字，就知道他大概是个什么样的人。朱温有一次在一棵大柳树下歇脚，自言自语：“这柳树可以做车毂。”手下无人应答，几个路旁的书生却随声附和。朱温陡然变脸：“书生辈好顺口玩人，柳木岂可做车毂！”命令手下将附和他的人“扑杀之”。朱温骂别人“顺口玩人”，他忘了是自己先利用人性弱点“设局陷人”的。古人说“玩物丧志，玩人丧德”，从这个角度，所谓的“正能量”测试，只不过是恶作剧的玩人罢了。我不知道是否感动了你，反正没有感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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