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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六章 物色繁华情亦浓
（刘勰《文心雕龙·物色四十六》）
春夏秋冬，四时轮替，暖阳舒展，阴冷寒战。伴随外在四时变化和内在阴阳生潜，大千万物，则有枯荣死生的容貌景象，而心虑情怀，伴随则有喜怒哀乐的起伏冲动。
在一年之中，什么时候才是阳气萌动呢？即像《大戴礼记·夏小正·十二月》所说的“玄驹贲”自然现象，也就是指黑蚂蚁开始躲入地下的那个时节。那么，何时阴气才开始凝聚呢？即《大戴礼记·夏小正·八月》描绘的“丹鸟羞白鸟”景象，也就是鸟类大量进食，开始准备迁徙的时候。自然界之中，昆虫禽兽，尚且敏感着四时阴阳的微妙变化，并且出自生存本能，随时准备着迁徙躲藏。以此类推，人类中间，所谓情怀志气的阴柔阳刚，如同山川中的乱石美玉一样，至于诗人作家的文采华章，恰似草木间的英华荣秀一般，他们同样也会有顺天应时的规律变化。所以，年末岁初，春情萌动，则有蠢蠢涌动的肝亢欲盛；夏日炎炎，热浪滔滔，常伴烦躁不安的心火过旺；天高云淡，秋风气爽，激发深沉幽远的蹁跹思绪；雪花翻飞，寒冬凛冽，唤醒矜持萧条的唏嘘哀伤。岁岁年年，春华秋实，夏热冬寒，在气象演化万千之中，兴衰胜败格外显著分明；年年岁岁，睹物思迁，触景生情，于吟咏抑或挥毫之间，荣辱得失难免狂放应时。亦犹如秋风乍起，一叶飘落，勾起世道炎凉的沧桑回忆；又仿佛寒蝉嘶鸣，一声凄厉，唤醒人生苦短的悲悯哀伤。何况还有“明月清风思秋夜”的千古思念，更甚于“丽日繁花慕春晨”的万物情长。
诗人和作家，惯常睹物生情，习于意随景迁。他们喜欢在山川江河之间流连忘返，热衷于花草树林之中徜徉缠绵。他们无论脱口成诗，还是挥笔文章，即与六合的景色风貌，互相映照；又同八方的鸟语花香，彼此唱和。在《诗经》里面，像声情并茂的诗文歌词，已经俯拾皆是。例如《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中“灼灼”，用花色鲜艳指代女子的青春靓丽；《小雅·采薇》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的“依依”，用柳条飘荡来展示体态的轻盈妩媚；《卫风·伯兮》“其雨其雨，杲杲出日。”的“杲杲”，是用雨后太阳的明亮灿烂，来反衬思念遥遥无期的困苦煎熬；《小雅·角弓》“雨雪瀌瀌，见晛曰消。”中“瀌瀌”，借用雨雪翻飞的盛大貌，来比喻内部矛盾的严重状况；《周南·葛覃》“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的“喈喈”，选择树梢鸟儿急切悠扬的声音，来表达女子出嫁后将要回娘家时的欢快；《召南·草虫》中“喓喓草虫，趯趯阜螽。”的“喓喓”，则是通过草虫求欢时的讯号，直言不讳地传达少女思慕与恋人偶遇的想象和期盼。除外上述依傍环境中色彩、景象和声音激起了作者诗兴大发的例证，还有《诗经·王风·大车》中“谓予不信，有如皦日。”和《诗经·召南·小星》的“嘒彼小星，三五在东。”的语句，其前者选择“皦日”（明亮的太阳）作为信誓旦旦的信物，不但表白了自我追求目标的明确和坚贞，而且形象极其简单直观，可谓一言以蔽之；而后者则用“嘒星”（闪烁的小星星）来代表自我生命的微弱和渺小，更是一语道破天机，堪称掷地有声。再者，在《诗经·周南·关睢》的“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和《诗经·卫风·氓》中“桑之未落，其叶沃若。”的字词，前者“参差”与后者“沃若”，虽然都仅是两个字，却把诗歌作者意欲表达的时俗冷暖和人性尴尬，完全揭露殆尽。综括上述例句，都是选用极少的字句，传达了作者极其丰富的心情思绪，正所谓声情并茂和见异思迁，借此可以一览无遗了。所以说，即便再过百年千载之后，若能找到可以替代上述诗意内涵的字词文句，也必定不会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进入战国时期，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的文学艺术风格，即《楚辞》，替代了像上述《诗经》中“简约、率真、形象”的主基调。而像“楚辞”这一新艺术风尚，其最突出的表现和特征，就是极尽想象臆造之能事，将周围万物的景色声音，给予广袤无限的联想、勾勒和创新，甚至里面一些奇形怪状的容貌声色，仿佛是各种美景色彩交叉叠放在了一起。因此，伴随这一新兴艺术，也衍生出来一系列绮丽怪诞的字词。例如用“嵯峨”来形容山势高大峻峭，而“葳蕤”则是描绘草木茂盛时，枝叶繁花呈流苏状下垂的样子。待到西汉司马相如开始驰名文坛时期，他们所刻意追求描绘山川景物的典范佳作，亦不过就是为了展示稀奇古怪风景色彩的措辞行文，并且一方面不仅要求字词语义格外精致灵动，另一方面还要音韵旋律特别和谐瑰丽。所以，代表这一阶段文学风格的就是“辞赋”，其中最常见的特征，就是使用一些相同或近似的字词，鱼贯珠串，错综复杂。正因如此，这一时期文坛上一直流传着这样说法：“诗人丽则而约言，辞人丽淫而繁句也。”其大意是指，像创作《诗经》风格的诗人，尽管字词华丽，却恰如其分，而热衷“汉赋”的辞人，他们的字词文句不仅是过于华丽，而且已经属于繁琐了。若举例，像《诗经·小雅·裳裳者华》中“裳裳者华，或黄或白。”只是了了几个字，尤其“或黄或白”，即刻点名了花朵盛开的时节或事实，而在《楚辞·九歌·少司命》中“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为了挑明是秋天的兰花，还特别用了“绿叶”“紫茎”。其实，但凡使用五颜六色来描写事物，关键是要抓住其中最为鲜艳醒目且层次分明的颜色基调，如果色彩层次不清或杂色其间，一旦真实细致地使用详实文字展现出来，反而令人眼花缭乱。
近代文章，在描绘景物手法上，热衷于物体形态上的精致逼真。其实，无论远瞻山川云海的起伏变化，还是近观草木虫鸟的生死枯荣，其中所谓文学创作，无论属于吟诗歌赋，还是归入章奏经传，究其艺术宗旨的根本，始终都在于志气情怀的深刻高远。至于描写事物景色的技巧微妙，关键在于善于观察，并能够恰如其分地刻画出来，如同在他们身体上贴附一个特性标签一样。所以，坊间还流传这样一句话：“巧言切状，如印之泥。”也就是说，真正能够精巧准确勾画事物的文字，如同盖在物品封泥上的印章一样，原本不需要过度雕琢篆刻，更没必要使用过多文字，而把细枝末节都照顾的面面俱到。所以，文学艺术优劣的关键，只在于将要转达的主要信息暴露无遗，如果达到瞥一眼即知大体内容、看字迹就能判断大致创作时间，即可谓精致独到了。
斗转星移，世间万物，即便四季轮替，而他们的形色体貌，也基本一直恒常不变。然而，在文章写作中，落实到一个个具体作者身上，根究他们的思行情志，不但因人而异，而且变化多端，甚至于是非无常。因此，有的文章作者，仿佛在不经意之间，反而创作出来一些登峰造极的景象描绘佳作，而有的人，即便挖空心思，甚至殚精竭虑，却与艺术佳品渐行渐远了。返回头，再看《诗经》和《楚辞》，他们之所以能够引领艺术风骚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真正抓住了所要表现事物的特色要害。所以，后继书写文章的人，即便就是那些锐意创新的艺术闯将们，他们一般也都会尽量避开《诗经》《楚辞》中一些较为明显的强项锋芒，只是吸收其中成功经验，于顺势利导中间，努力寻求其他能够标新立异的突破。由此，也不难看出，只有从过去成功范例中，善于捕捉技巧灵感，才可能于相对不变的事物景象中，创造出来新的艺术偶像和成功典范。
面对外部世界的四季轮回和气象更替，当作者将时节变化引入文章中间之际，如果能够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莫过于既像信手拈来，亦犹如恬然自得；同样，世间万象从来都是物色繁杂，作者无论寄情山水，还是闻鸡起舞，都要抓住事物的特征精髓，尽可能用简洁干练的字词，给予表达的既要准确又要清晰。唯有这样的书写，才属于深入浅出，才会有形象生动。例如描写飘香四溢，要仿佛有香气随风扑面而来；又如表现情景转化，要像亮光明暗闪烁一样，达到直观且动人。自古至今，诗人作家之所以延绵不绝，就在于他们之间必定属于承上启下，并且代代相传。若深究其内在环节的关键所在，就是要在继承中求发展，于发展中找准突破点，并敢于大胆创新。从来唯有创新的文学艺术，才能具备实现真实性进步或实质性飞跃的成功业绩。例如西晋时，在前代辞赋名家已经创作了许多描绘京都名城的杰作佳篇前提下，而左思不惜耗费十年精力而完成的《三都赋》，之所以还能有“洛阳纸贵”的社会效果，正如当时文学家张华评价的“使读之者，尽而有余，久而更新。”其大意是说，左思的《三都赋》，即便读完了里面文字之后，其文章中含义，仍然还能回味无穷，甚至时间越久越会新意不断。所以，像左思这样的成就，就是在继承中求发展，属于达到融会贯通后，最终取得了创新性成功的典范。
溯本清源，在天地间，像山川、林海、沃土等自然万物，才是亘古至今一切文章篇籍，取之不尽而用之不竭的思想源泉和物质宝藏。至于本文所说的“物色”，本是指词汇多寡的问题。凡书写文章，无论形式还是内容的情景描绘，一旦字词文句过于简单，必定出现支离破碎、漏洞百出的缺项；然而，若像极度精细的雕琢篆刻，则不但会显得繁琐累赘，甚至过犹不及。毋庸讳言，屈原何以能够在文坛之上“独领风骚”呢？答案就在他文章的字词话语中间，囊括了楚山越水的灵气和神助罢了。
总而言之：山峦叠张，水廻路长，草木斑驳，云蒸霞光。举目所及，物变星移，有感而发，诉诸篇籍。想却不见，唯叹息春日迟迟；思已别离，故倍感秋风飒飒。莫怨物色繁华，错怪了见异思迁。从来勃发情志，下笔似神助；自古昂扬意气，对答如流水。船到桥头直，功到自然成。
【注解】《晋书·左思传》相关部分：左思，字太冲，齐国临淄人也。家世儒学。父雍，起小吏，以能擢授殿中侍御史。思少学钟、胡书及鼓琴，并不成。雍谓友人曰：“思所晓解，不及我少时。”思遂感激勤学，兼善阴阳之术。貌寝，口讷，而辞藻壮丽。不好交游，惟以闲居为事。造《齐都赋》，一年乃成。复欲赋三都，会妹芬入宫，移家京师，乃诣著作郎张载，访岷邛之事。遂构思十年，门庭籓溷皆著笔纸，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自以所见不博，求为秘书郎。及赋成，时人未之重。左思自以其作不谢班、张，恐以人废言……司空张华见而叹曰：“班、张之流也。使读之者尽而有余，久而更新。”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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