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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乡村第一难 被称为“乡村第一难”的计划生育工作，难的根源在哪里呢？乡镇干部怎样做计划生育工作？村民又是采用怎样的方法来应对，从而达到自己生育的目的呢？ 我是从1996年开始接触计生工作的。以我这些年参与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体会，我认为，那时农村计划生育之所以难做，主要有以下两种原因： 一是传统生育观念的影响。“传宗接代，延续香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早生孩子早享福”“光宗耀祖”等传统的生育观念对农民影响是非常大的。谁都想要男孩，以便自己的姓氏、财产等能够传承下去。即便那些穷得“叮当响”的村民，也想多生几个男孩，以便长大后支撑门户。 另外，在农村，大家都以人丁兴旺为荣。这个“人丁”是指男性，谁家男孩多谁家就在村里有发言权。与那些人丁兴旺的家庭兴高采烈的情形相比，那些没有儿子，或者人丁单薄的村民往往会感到落寞。 那么，这种传统生育观念对村民的生育行为影响到底有多大呢？ 下面是我从农村生活中撷取的事例： 某村有个农户已经生了8个女孩，为了传宗接代，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生个男孩，否则就是“对不住祖先”，爷爷奶奶辈的经典话语就是“村里就我家没孙子”什么的，所以小两口跑外面打游击的就很多。 1990年，计划生育政策严起来了。国家公职人员只能生一个孩子，生两个是要开除公职的。即使这样，还是有人为了生男孩而宁愿放弃令人羡慕的国家干部身份。有对夫妻，两口子都是乡镇学校在编教师，为了超生一个男孩，两人都丢掉了令人羡慕的“铁饭碗”；还有一个民办教师，教龄30多年了，眼看就要转正了，但为了超生一个男孩，被开除了，家里的一头老黄牛也被乡镇计生办牵走了。我看到他们抱头痛哭的样子，心里五味杂陈。 二是“多子”才能“多福”的传统观念。首先是生活的需要。农村老人普遍靠儿子养老。“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没几个人好意思跟着女儿到女婿家去养老。虽说女儿也会常回家看看，但是年老体弱，有病有灾的时候，做饭做菜、洗衣浆纱、端茶送水这些体力活总是要人做的。有个儿子在身边，总还是方便的多。另外，农村一些重体力活，只有男劳力才吃得消。比如耕地、耩麦等农活。不过这一点现在已经不是太重要了。现在农村的年轻人都已外出打工或经商。家里的农活都可以出钱找人干。 “生儿是名气，养女是福气”。在农村现实生活中，女儿更是贴心，更孝顺父母。如果将来跟儿媳产生矛盾，也有地方可以走走，有人倾诉。因此，在不少农民生育观念里，认为有一个传承香火的儿子固然重要，但女儿也是不可或缺的。于是，一些村民有了儿子，又想生女儿。 第二是生存的需要。在农村，“多子多福”这一古语的含义不仅仅是儿子多了。老年好享福的意思，更有为自己、为子女不受欺凌，求得一个安全、稳定的生存环境的意义。 农村中恃强凌弱的现象很普遍，兄弟多的人，话语权在他那儿。人多拳头硬，讲理不赢就打人。一个男孩或者兄弟姊妹少的人，在农村中，很多事情上要吃亏。一旦发生争执，骂也骂不赢，打也打不过，这是最令人怄气的事情，也是一些弱势村民要多生男孩的重要原因。 自己这一代人因为人丁少，受气、怄气，甚至备受欺凌，于是想多生几个孩子支撑门面，从而改变在村里处于弱势的生存环境。不少村民信奉“强不过三代，弱不过三代”。这无疑是一种非常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但这种方法只能自保，却不能普度众生。因为这不是从源头上解决问题，没有触动乡村社会的根基。 多生几个儿子改变自己在村里生存境遇的事例，比比皆是。1996年，我驻点的一个村，村支书的父母原来是村里很弱势的人，在村里是个受气的角色。然而，他父母生了六个儿子，虽然当支书的三儿子性格也像他父母那样老实巴交，但他的兄弟哥很强势，村里人对他家的态度就好多了。一些原来瞧不起他家的人还主动示好了。为什么？以后有事情需要他家帮助了。这倒不是仅仅是因为他老三当村支书的原因，更因为农村中很多社会化的事情，如婚丧嫁娶等都需要人帮忙。 这类人的生育意愿之顽强，并不亚于生个男孩传宗接代的那一种人，计划生育工作当然是很难做的。 第三是发展的需要。有的村民发财致富了，一个儿子嫌不够，想多生几个儿子继承家产。 富人多生儿子，这里面有个考虑就是：几个儿子总有一个聪明的。一个事业有成，却只生了一个儿子和几个女儿的老板感叹道：“一个儿子也是不行，就像一把镰刀割麦，锋利不锋利都是他了。” 这些富人的超生事例，无疑给那些普通村民带来负面榜样作用。因为，农村中，富人的一言一行都是村民仿效的榜样。经济条件一般的村民，甚至穷人，也想多生几个孩子来改变面貌，他们的心态是，我不行，下一代总有一个有本事的，将来当了老板或者干部，这个家庭也就兴旺发达起来了。哪怕眼前穷点，困难点，也要想方设法多生个男孩，于是陷入了“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怪圈。 1990年，乡村计划生育工作趋向严格。这种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自然对村民的生育有很强的制约作用，一些村民为了生育男孩，想方设法躲避政策。可以这么说，1990年以来的农村计划生育工作史，就是一部村民与乡镇干部此消彼长的博弈史。 下面，我从计生对象与乡镇政府两个层面来介绍一下那时候的乡村计划生育工作实况。 计生对象的招数：三十六计，“躲”为上计 “三十六计，'躲’为上计”。老祖宗的这一谋略，被村民运用的炉火纯青。“你来我就躲，让你找不着，生出来再说。”从1990年至今，躲避一直是想超生的村民对付乡镇干部、实现生育目的的一个最常用、也最有效的办法。 怎样躲避呢？ 一是就近躲避。也就是躲在家里或者附近亲戚家里。如丈母娘家、兄妹家等。 1995年之前，村民出去打工的不多，多数村民没有经济实力躲在外面去，就近躲避的较多。乡镇干部来了，往邻居家一躲，就找不到人了。山区的村民，还可以往山上走。 2005年后，村民的房子再也不是原来的那种土墙茅屋或者砖瓦房了，不少村民建起了好几层的小洋楼，孕妇即使躲在家里，外人也不知道。 二是往远处躲。背井离乡，外出打工、经商，脱离当地政府的管辖范围，当起了“超生游击队”。 三是“民工潮”带来的躲生。从1995年起，村民外出打工人数逐年增多，长期住在家里的人口逐渐减少，2000年之后，更有不少村民在县城买房置业，很难找的到。这种计划生育最难管理，乡村干部连消息都捞不到。 四是即使被乡镇干部找到了，也千方百计逃走。在找到的那一刻，想方设法溜走。乡村计划生育工作就这样无奈，也这样生动。 有的实在躲不过去了，就走向了极端。 1991年，被称为“计划生育大突击年”，上级要求一个都不能超生，否则，乡镇干部就地免职。 悲剧总是在人们意想不到的时候突然发生。 这一年，我们邻县的一个镇发生了乡镇计生干部被超生户杀害的悲剧。 1991年9月的一天，乡镇分管计划生育工作的赵副乡长像往常一样带领乡计生办主任以及孕情查访员到一户村民张某家中动员其妻做流引产手术。 张某是违法生育五胎，由于前四个孩子都是女孩，这次，无论如何都要生一个男孩。 一方是执行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乡镇干部，按照政策，这户绝不允许超生；另一方是想尽千方百计也要生一个男孩来传宗接代的村民，双方的矛盾在这一刻不可调和，悲剧在瞬间发生了。这位村民操起早已准备好的刀具疯狂的砍杀计生人员，赵副乡长手臂受伤，孕情查访员被无情的砍翻，倒在血泊中…… 惨案在瞬间发生。 那年，孕情查访员刚刚过完三十岁的生日，留下年幼的孩子和80多岁的老母亲。 看到老人、孩子匍匐在冰冷的尸体上悲痛欲绝、撕心裂肺哭喊的场景，至今仍令人不能忘怀。 乡镇干部的窘境：无可奈何 计划生育被当时称作“乡村第一难的工作”。上级考核乡镇干部的指标也是“结扎率、生育率、性别比”等等。 在绝大多数青壮年劳力外出打工、经商的情况下，农村中的育龄妇女也大多数不在家里，并有意在外躲生、超生。因此，流动人口计生工作成为制约计划生育工作的障碍，也是当时计生工作的一大难点。 那时候，乡村干部每天骑着摩托车在每个村里盯梢，每个村也有搜集情报的，他们拿着小本本记记画画的，哪个村哪户回来了还是很清楚的。计生办人员也天天下村开展工作。组织工作队，发动群众，检举揭发。 作为乡村干部，计划生育工作是套在头上的紧箍咒。一方面要不折不扣的落实好计划生育这一国策，另一方面，还要面对广大的农民兄弟强烈的传宗接代的生育欲望。 镇里每年要搞至少三次计划生育集中服务活动，分别在春季、夏季和冬季进行，也叫计划生育大突击。特别是冬闲时间是乡镇计生工作的黄金时间，这路数，乡村干部清楚，超生户更清楚。于是那些超生户就和乡镇干部打游击，家里条件不好的，就“论堆”，反正是“死猪不怕开水烫”，看你把我怎么样；家庭条件好的，便把家里值钱的东西全部转移到亲戚朋友家里，让你一点办法也没有，乡镇干部能用的工作手段和资源有限，要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单靠讲大道理是不行的。 乡镇干部常常夹在上级政策的要求和群众的利益诉求的矛盾冲突之间，能力强的，就是快刀切豆腐两面光，能力弱的，就是老鼠钻风箱两头受气。 为了完成上级指标，乡村干部只能采取一些“硬办法”，对超生户举办各种类型的“学习班”，儿子、儿媳跑了，就举办“公公、婆婆”学习班，儿媳妇不心疼老婆婆，还是躲藏不回来，于是又举办“丈母娘”学习班，更甚者看到街上有“大肚子”，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流引产了再说。那时候，因为计划生育工作，乡镇干部与村民之间矛盾激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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