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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瓦房店轴承厂（时称二四厂）招工，合同期为七年，给村里一个名额，要优秀青年。村里只有两个人合格，一个是后街的德库，一个就是我大哥。德库是家里三代的独苗，他奶奶酷爱孙子，死活不让去，于是大哥就成为了唯一的人选。母亲有些舍不得，因为大哥还小，招工条件是十八到二十一周岁，大哥的十八岁其实是虚岁，周岁才刚满十七。可进县城当工人，那是全家人的骄傲，个人一生的梦想。政治队长牛宝山说，工作第一年每月十八元，转过年就是二十四，干几年后肯定能转正。如果大哥每月能寄个三元五元的，家里的日子就好过多了。母亲心一横，就同意了。 那是在文革中，村里每家都很贫困。为了节省，隆冬季节通常是每天吃两顿饭，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母亲烀一锅地瓜。吃地瓜时父亲不让我们扒皮儿，母亲说扒吧，扒下的皮儿喂鸡，也不浪费。我们吃了地瓜，腹中还是觉得饿，四点多钟就被要求躺下睡觉，母亲说睡着了就不饿了，还不用点灯，省了煤油钱。 按照辽南风俗，出远门的那天早上得吃菜干粮（包子），因为包的食物里有运气。当然吃饺子最好，可在当时那是奢侈品，得过年才能吃到。让母亲高兴的是，大哥去瓦轴报到的那天，正好是冬至。按习俗，冬至也得吃菜干粮，这样合二为一，就省了一顿，只要把中午的菜干粮提到早上吃就行。但我和几个弟弟都很失望，少吃了一顿菜干粮。 母亲让父亲杀了一只小公鸡，送大哥去县城当工人的这顿菜干粮，不能一点油水没有。那是春天的时候，母亲跟西街的老刘大娘换来几只鸡蛋，她家有一只大公鸡，母鸡都是被公鸡踩过的。母亲在温暖的炕头用小夹被盖着，用手抚摸出来了几只小鸡，有公有母。那公鸡长得慢，父亲称了一下，才二斤六两。 家里祖孙三代十口人，人多鸡小，母亲就把鸡骨头放进石头蒜罐里，让我用石杵子去捣碎。我捣了半天，母亲用手捏捏，不高兴地说，你真没用！她就自己捣。捣了几下，就又去门口找来一块青石板，让我用斧头攧（砸）。我刚攧了几下，一块鸡骨就绷飞了。母亲捡回来洗净，生气地说你什么也不能干。就自己攧了起来，怕鸡骨再绷飞，就用左手捂着。鸡骨很不好攧，母亲攧一会儿，就用手捏捏，看是否如肉馅儿一样细腻。我发现正在攧鸡骨的母亲，突然流泪了，很哀伤的样子，几次地用左衣袖擦脸颊和眼睛。我慌得一声不敢吭，只怪自己不会干活，惹得母亲伤心。 那个冬至早上的菜干粮，是我今生最难忘的。萝卜丝馅的，味道真好，可是那攧不烂的鸡碎骨，在咀嚼和下咽时的那种渣渣约约的滋味和感觉，只能用泪水来表达。母亲给大哥煮了四个鸡蛋，揣在家织布的衣兜里。那是个无雪的冬天，土路上都过早地冻出一道道的长口子。迎着刚刚升起的寒冷的太阳，我送大哥去“哈大”道上的佐屯汽车站。路西的商店墙上写着血红的大字：不忘过去苦，牢记今日甜！临上车时，大哥给了我一个鸡蛋，让我路上快吃，别让弟弟们看见。 期盼已久的大年三十儿，终于到了。我们都按母亲的要求，用煮萝卜丝后的热汤水洗了头，那水滑溜溜的，很掉灰。虽然豆腐是豆饼做的，年糕里掺了白苞米面，饽饽里掺了土豆泥和地瓜泥，可毕竟是过年了！供销社后院进了一堆小杂鱼，每家二斤。虽无年猪，但父亲买了五斤猪肉，还杀了两只小公鸡。 傍晚，包完除夕夜全面粉的饺子，我挑着水桶去东街的水井挑水煮饺子时，感觉村里是那么的寂静，要不是家家户户门窗上贴着对联、横批和挂彩，真不像是在过年。挑着水的我，突然地就有了些许的忧伤。走在寂静的土街上，抬头西望，远处天际氤氲笼罩，在几棵黑树梢的遮挡下，却是——夕阳正红！ 注释： ①老家的“菜干粮”，是用细苞米面包的，纯素馅，当时贫困，不仅没肉，连油也放得很少，其状和长形包子一样，在十八仞的大锅里蒸制。在那时，能吃顿“菜干粮”，也是伙食的小小的改善。家乡人把用白面包的、圆形、馅里有肉的，才称为包子。大连人则是不论圆形的长形的，都叫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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