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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百侯杨家文风甚盛，科举有成，“一腹三翰林”“同堂七魁”闻名于远近。终大清一朝，杨氏宗族共考中进士16人，举人61人，贡生秀才更是举不胜举。杨家有此作为，首功当推康熙戊辰(1688)科进士杨之徐，他从官场退隐后就在家研究儒家经典，教育子侄读书。言传身教，从而形成一种良好的读书风气。民间人士称杨家有“书种”，但最初的“书种”从何而来？当年， 杨之徐确实就曾与儿子杨缵绪探寻过“读书真种子”的问题。 时间回到大清雍正二年（1724），时任浙江道监察御史、“一腹三翰林”之一的杨缵绪，因为获罪权贵，被罢免官职而回到家乡。《大埔县志》记载了他与父亲杨之徐见面后的一段对话： 杨之徐寻问缵绪：“京中大人君子曾有指授汝以读书真种子乎？”缵绪曰：“发京前一夕，少宰沈公近思特至寓送行，教以读宋儒诸书，不如熟玩《四书集注》。盖此书朱子精力所聚，其他千言万语大旨不出此，苟能玩索而体察之，身心受益不浅。”之徐闻之大喜曰：“此分明指引程朱路也。” “ 京中大人君子”所读什么书？有何心得？指引何处？这是杨之徐所关心的问题。自从进京考中进士，到出任地方官，而后回到家里，时间已经过了三十多年，对京师的人事肯定有所疏离。京城是帝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士大夫们基于儒家经典，结合政治方向而形成的思想文化潮流，影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对以科举成功为人生目标的读书人说，影响更是深远。大埔地处岭南，交通不便，消息闭塞，来自京城的信息显得尤为重要。面对父亲的提问，杨缵绪提到了一个人：少宰沈近思。 沈近思，字位山，浙江钱塘人，康熙三十九年进士。雍正二年（1724）任吏部右侍郎，即是杨缵绪所说的少宰。杨缵绪获罪权贵，免职离京，一般人唯恐避之不及，而沈近思到他的住处送行，再到推心置腹谈论“读书真种子”问题，显示两人关系匪浅。沈近思从文化兴盛的江浙地区脱颖而出，治学水平也是拔尖的：他先后著有《学易》、《学诗》、《读论语注》、《小学》、《天鉴堂诗文集》等数十卷书。从为学的角度，他的确有资格也有能力提出他的读书观点。从政治地位上看，他是雍正皇帝所喜欢和看重的官员。康熙皇帝晚年为政宽仁，官场弊端丛生，雍正皇帝登基后则以苛严态度加以整顿。他曾任职吏部文选司郎中，官不大，但实际上掌管全国中低级文官的考授、拣选、升调，有相当大的权力，此任命也体现了皇帝的政治意图。雍正二年（1724），“超授吏部侍郎”，之后又加任（升任）监察百官的都察院最高长官左都御史。除此之外，他还是当朝“顶级命题专家”：雍正四年（1726），在文化兴盛之地江南省任乡试主考官。完事之后，皇帝认为他“命题正大，策问发挥性理”而“谕奖之”；同年，担任礼部会试总裁，出题考试选取贡士——贡士并不落榜，经殿试排名后即是进士。如此看来，沈近思在京城的“大人君子”中有很强的代表性，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影响了朝廷在科举考试中的命题方向。 沈近思提出的精研朱熹的《四书集注》的观点，是基于读书修身的角度。但是从当时的科举考试的实际出发，也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清史稿 . 选举志 . 文科》记载了乡试、会试的内容：首场《四书》三题，《五经》各四题，士子各占一经。《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传》，《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胡安国《传》，《礼记》主陈澔《集说》……乡、会试同。其中，朱子（朱熹）和门人著作占了大多数，说他朱熹垄断了“科举辅导和出题范围“并不为过。而朱熹的《四书集注》是他毕生精力所在，在临死前也还在修改其中的《大学.诚意章》，即所谓“毕力专研，死而后已”——沈近思说“其他千言万语大旨不出此”是有道理的。抓住了《四书集注》，就等于抓住了治学修身和科举考试的“牛鼻子”，大方向就对了。 杨之徐是个儒者，读书人读宋儒之书，修心养性，也是本分。宋儒中的名家不少，流传到后代的学术流派主要是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在鹅湖之会当中， 朱熹以“理学”激辩陆九渊的“心学”，并没有取得优势，后者则稍占上风。但南宋之后，朱熹的“理学”得到官方的推崇，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从而成为社会主流。但是，抓住《四书集注》的精华而触类旁通，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应该不在多数，偏僻乡间人士则更是少之又少。杨之徐欣喜的一句“此分明指引程朱路也”，道出了他的心声。“之徐、缵绪等父子祖孙皆笃守程朱之学”，自是踏上了一条康庄大道。 杨家人天赋不错，之前杨之徐杨缵绪父子考中进士就是明证。后天的努力再加上指导得法，有良好的读书环境，科举成功的胜算就更大了，故而杨之徐子孙后代人才辈出，呈现出“勋名驰帝阙，冠笏满朝堂”的景象。说“熟玩《四书集注》”是杨家的“读书真种子”，则符合了当时的社会价值取向，这也为杨家的科举成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注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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