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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状元之道 宋理宗宝祐元年癸丑科状元：姚勉 姚勉，是宋理宗宝祐元年(1253)癸丑科的状元（三年后的状元为大名鼎鼎的文天祥），字述之，号雪坡，古天德乡（今江西宜丰县新庄镇）灵源村人，他与汉之梅福、晋之陶渊明并称宜丰三大先贤。 姚勉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潜心读书写作，有诗文集50卷传世，宋理宗淳祐十年(1250)庚戌科状元方逢辰称其文“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 时人胡仲云将姚勉之文与苏轼之文相比，称“雪坡、子瞻以其文之驱涛涌泉，怒骂嘻笑皆成章篇，日与笔砚以相研”，又将姚勉其人与陈亮共论，称“雪坡、同父以其气之霆驾风鞭，豪放凌厉，自视无前，取高科如骞”[1]。 明代嘉靖五年的状元龚用卿尤其喜爱姚勉文章，览之终篇不知倦。他认为姚勉之文有益于世，不可以不传，因此特意作序评价说，“公之文，造理道，明经术，识治体。博贯之辞，如江河之润；昌大之气，如日月之明。直谠之心，如金石之固；经济之学，如渊海之深。有董汲之奇节，有诸儒之正议”[2]。 到了清代，胡思敬又有跋语云，“雪坡诗文，在南宋群贤中挺然独秀”[3]，并且《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有《雪坡集》五十卷提要，对姚勉文章的评价也很高，称其“文亦颇媕雅可观，无宋末语录之俚词（按：俚词又作俚语，《四库全书》书前提要写作“俚语”，而在《四库全书总目》里用的是“俚词”）”[4]。 姚勉治学作文意在经世致用，作品中往往流露出作者心系国计民生的政治家情怀，以及敢于直言、侃侃不阿的评论家气质，所以好友方逢辰称其操守、议论、气概“欲为天下国家兴事立业”。  图为 华中师大文学院 谭邦和教授手书 姚 勉 集 2013年夏 于桂子山 一、求士以文，不若淑士以“道” 姚勉的政治关怀，在他的万言雄文《癸丑廷对》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该文中，针对“选举之八事”的策问，姚勉用“求天下之士以文，不若淑天下之士以道”[5]来立说，从道与文，本与末，体与用，气节与言议等多个角度展开论述，揭露了科举制度在南宋暴露出来的弊端，表明了姚勉对科举现状的不满。 他分析说： 求天下之士者，科目也；坏天下之士者，亦科目也。 士不务道，惟知工于声病之文；用不适时，惟知习于套括之学。其未仕也，用力惟在于此；其既仕也，从政曷知其方？失在于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也。非科目坏之乎？大抵科目之取士，惟在于文，不在于道。故天下之士不习乎道，惟习乎文。 每至三年，谓之大比。群聚以考其艺，誊录以观其文。不求之乡评，不本之宿望。惟其文足以惑有司足矣，初不必素行之可以服乎乡里也······然此犹自能之者也。 固有平时不稔于文声，一旦忽腾于榜帖，由私径以鬻举，挟厚赀以倩人，公道益亡，科举遂陋。[6] 虽然科举让姚勉获得了殿试廷对的资格，但是他对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和只考文才、不重素行的科考现状却有理性且深刻的认识，对于由私径以鬻举、挟厚赀以倩人的科场舞弊现象尤其不满。 同时，他还对“未仕者志高科，已仕者志高位，不得不止，愈进愈贪，弃父母，左亲戚，背坟墓，远乡邦，逐逐然惟利禄之计”[7]的奔竞之习进行了猛烈批判。 在姚勉看来，上有科举利诱，下有奔竞之习，朝廷以文求士，导致士不务道，而要改变这种心术日坏的士习，就应当用“道”来救弊，所以他认为求天下之士以文，不若淑天下之士以道。 姚勉指出，“以道淑天下之士，正其心也；以文而求天下之士，蛊其心也”[8]，新士习首在正人心，只有天下人贵天爵而轻人爵，尊义荣而轻势荣，才能从根本上改善利禄之心重、科举之念强的不良风气，也就是说“求于末者，不若求于本”[9]，知“道”则无所不能。 不仅是科举之士需要知“道”，而且那些通过资荫入仕的人也应该知“道”。 他在《癸丑廷对》中论及这个问题之前首先对任子之法发难，“方今冗官之弊，全在任子之多。三载取士，仅数百人，而任子每岁一铨，以百余计，积至三岁，亦数百人矣。泛观州县之仕，为进士者不十之三，为任子者常十之七”[10]。 任子之法起自汉朝，是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种特权，而到了南宋官及则任，导致冗员之弊十分突出。所以姚勉大胆地攻击道，“阀阅鼎盛，亲故复多，挟厚赀而得美除，结奥援而图现次。考第未满，举剡已盈，寒畯之流，亦安能及”[11]，如此任子对寒门子弟必然不公，久而久之也造成了社会风气的败坏。 后来的清人赵翼谈及宋代的荫子状况时也说，“荫子固朝廷惠下之典，然未有如宋代之滥者。······一人入仕，则子孙亲族俱可得官，大者并及于门客、医士，可谓滥矣”[12]，可见，任子之法在宋代大行其道已经泛滥成灾，朝廷对官员的优待也变成了一种政治上的负担，姚勉主张裁抑也是敏锐地察觉到了时政之弊。 但是科举制度推行已久，不可轻言改革，所以断言他“反对科举制度”[13]的提法还有待商榷。其实，姚勉对科举制度的态度是倡导改良而非“轻议变革”[14]，他只是对当时的科举现状表示不满，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科举制度，所以他说，“不为应举觅官之谋，无以行致君泽民之志。故英人伟士，亦屑于科举之学；而名公钜卿，率由乎进士之途。伊川格言，亦日修举业以及第；紫阳前辈，且尝自儒级以发身。虽进以文，无悖于道”[15]。只要无悖于道，科举制度在姚勉的观念中依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姚勉因此提出两点具体的改良建议，“一曰严考校于其始，二曰公覆试于其终”[16]。这一严一公之谋就是倡导精选考官和严格覆试，以此来杜绝科考之弊，从而为朝廷选拔出有真才实学的官员。 在科举取士依然盛行不衰的南宋时期，君与臣的首次相遇就是在殿试的时候，所以那一次通过科举考试才获取到的面圣机会殊为难得，那一篇廷对策（又称殿试卷，御试策）在整个科考中的意义也非同凡响。 君王求贤若渴，士子怀忠一吐，风云际会的殿试正是在问答之中展开了上与下的一次政治互动。从廷对策的言论往往可以看出一代王朝的政治形势以及一批士子的智慧学识，且殿试卷的好坏也将决定着一场科考的最终名次。 宝祐元年的癸丑廷对，姚勉正是通过“以道淑天下之士”来正人心、新士习的一番高论才使理宗“乃于其道，不于其文”[17]亲擢他为第一，得以状元及第。 可以说，那篇流传至今的状元策秉承策问要义以对，词气恳切，洋洋洒洒的文字大多针对时政大务而发，识见高远，此类文章在南宋晚期的历史上甚至历代状元文中都是难得一见的大手笔。 二、立中道，奖直言 姚勉的策论于初考之时获得“议论本于学识，忧爱发于忠诚。洋洋万言，得奏对体”[18]的高评，并在覆考、详定中接连获赞，还因此博得“奇才”[19]美誉。 奇在哪里？不仅是这篇文章的思想文采高超出奇，更在于他精明地抓住策问中“毋略”二字大作文章，在对圣问八条逐一陈述之后，又自觉进献二说，“一曰立中道以用天下之贤，二曰奖直言以作天下之气”[20]，这就是姚勉针对时事日非、内忧外患的政治环境而提出的治国之策。 “所谓立中道也者，盖欲清去朋党”[21]。立中道就是指朝廷在用人时要秉执公道，不要使大夫有东人西人之议，不要使天下有川党洛党之说，做到立贤无方，无偏无党，这样一来朝堂上自会有人才出现、君子聚集。 姚勉在《癸丑廷对》一文中直言时政之弊“在于用一宰相，则用一般人，一相既去，则凡在其时者，皆指为某相之党而尽去之”[22]，因而他建议理宗精别真伪之朋，审察君子小人孰正孰邪。结合欧阳修《朋党论》的观点，姚勉分析说，小人私于为身，故而以利为朋，君子则公于为国，属于志同道合，所以“小人之伪朋不可有，君子之真朋不可无也”[23]。 姚勉的这些看法，确实点到了南宋政治腐败的要害，只可惜理宗猜疑心重，导致吴潜等贤能的宰相总是遭到罢免，而丁大全、贾似道等奸相却得以执政弄权，并且不仅姚勉的建议没有得到真正的采纳和施行，甚至连他本人在后来也被指为吴潜党，免归而卒。 “所谓奖直言也者，盖欲广通下情”[24]。奖直言就是提醒皇帝要虚怀纳谏，愿受臣下直言，即“帝王大德，在于纳谏。朝有直言，谓之国华”[25]。在权相史弥远逝世之后，宋理宗亲政初期，南宋朝廷曾在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史称“端平更化”。姚勉高度肯定了理宗的端平初政，并兴奋地将其描述为“天日昭苏，积郁顿舒，久蛰咸奋，谏官论事，御史斥奸，侍从有论思之忠，百官有轮对之直。以至草茅投匦，学校上书，华国直言，何减庆历”[26]的盛世景象。 但是好景不长，至淳祐初年奸相柄政则“纯用私党，布满朝端，示缙绅以意而使之不敢言，扼学校以吭而使之不敢议”[27]，于是直气日销，从而导致“凡而封事之文，类如举子之策，平平论事，小小立言，惟恐伤时，姑以塞责”的朝廷气象。针对这种现象，姚勉建议朝廷“上法仁祖之盛时，次用端平之初政，广辟言路，旁通下情”[28]，并且强调“言不可从，置之无害，倘或可用，岂小补哉”。 关于这些主张，姚勉并不是只在嘴上说说而已，他自己还将直言时政落实在了行动中。对于当时轰动朝野的“立石三学”之事，他就曾大胆地指出，“夫斥逐学校之士以禁天下之言者，此（蔡）京、（秦）桧、（韩）侂（冑）、（史弥）远之时所为耳。今日圣君贤相，讵宜有此哉”[29]。位卑而敢言就是姚勉立朝为官的精神风范，其气节文章被时人所敬重，同时这也正是他仕途不顺的症结所在。  三、筑城壁，教民兵 姚勉不仅有文才，而且还有武略，其《庚申封事》一文畅言时局，分析敌情，在国难当头之际提出筑城壁和教民兵等军事主张，充分显示了他经纶天下的政治才干和经世致用的文学思想。 理宗宝祐六年（1258年），蒙古发动全面侵宋战争，意欲彻底征服南宋，东路军由忽必烈率领，进攻鄂州（今武汉武昌）。时任沿江制置副使的南宋将领袁玠是奸相丁大全的党羽，他在鄂州之战前对百姓横征暴敛而失去民心，致使渔人以渔舟济北来之兵，并且还充当向导。经过这次痛苦的教训，姚勉分析指出，导致这种局面的内在原因是丁大全超擢起用袁玠，欺蔽聪明，雍塞言路，朋奸罔上。这种畅论天下时事而首重内因的思路，足见姚勉密切关注现实，具有很强的实践才干，并非属于那种专事空谈的迂腐书生。 卫国退敌，重在知己知彼。姚勉在分析了奸相主政、用人不当的内因之后，随即提出对外抵抗蒙古军的四条策略：“一曰筑城壁以卫州郡，二曰教民兵以护乡里，三曰分责任以全境土，四曰一体统以集事功”[30]。 第一，鉴于“鞑长于野掠，短于攻城”[31]的特点，根据“鄂渚有城则不能攻，长沙有城则不能拔，豫章有城则不能近”[32]的经验，再结合“衡、全、永以无城而破，兴国、寿昌以无城而破，瑞阳、清江又以无城而破”[33]的教训，姚勉看出了城之有无的利害关系，所以大力倡导筑城壁以抗敌，可谓知兵之言。 第二，蒙古军队之所以战斗力强，其重要原因就是全民皆兵，那么应对之策也宜采用“乡乡皆兵，处处皆寨”[34]的办法，因此姚勉又提出教民兵以护乡里的策略。教民兵，至少有两大好处，其一，可以减少朝廷的军费开支，其二，有利于发挥人民战争的伟力。 南宋晚期，宋蒙（元）边关战事不断，不招募新兵则无法抗敌，既招募新兵却粮饷不济。“今之备边，重在兵食”[35]，教民兵恰好可以不用官费来解决粮草问题。他分析指出，“农隙讲事，寓兵于耕，盖亦近古也。主佃相养，贫富相资，可以弭奸，可以教睦，亦不费官也”[36]。由于农耕文明时期的老百姓安土重迁的观念很重，民兵对于自己的家乡都会拼死守护，所以发动群众来保家卫国不得不说是一条充满智慧的军事策略。 当然，教民兵也有一定的弊端。为了防止武装起来的人民成为盗贼而相互仇杀，还得让才德兼备的人来担任统领，这也正是姚勉关于选贤任能须本之宿望、为乡里所服的一贯主张。 同时，姚勉还提出了分责任以全境土的建议，意在强调朝廷要分权于宜阃大臣以便宜行事。经过战乱，许多州郡残破不堪，如欲快速修复，就不能只凭借一人而为之，应当众力而图之，于是他主张朝廷对宜阃大臣放权，做到官许辟置、财许移用，那么修复之事就可以次第完成。至于一体统以集事功的建议，强调的则是二相和诸阃不要争功，而要团结一心、同体国事、共济时艰的道理。 或是主张筑城壁以卫州郡，或是倡导教民兵以护乡里，或是强调分责任以全境土，或是指出一体统以集事功，这些建议都是姚勉针对当世急务而提出的一些切实可行的治国安邦之策，识见非凡。 此外，他还看到了南宋守帅数易之弊和诸路宋军都无纪律等社会现象，并借轮对之机禀告皇帝，其政治智慧和军事谋略于此可见一斑。  放肆优秀 一举夺魁 腾 飞 综合来看 诸如《癸丑廷对》和《庚申封事》这些篇目的内容，有的标举万世理念，有的应对一时急务，大都体现出姚勉文章敢于针砭时弊、善于洞悉根本的思想特色，也充分展示了姚勉其人治国理政的才能和学以致用的追求。 书斋之内，姚勉潜心钻研的是儒家有用之实学，考场之上，姚勉用心写出的也是弘扬儒家担当精神的道德文章，无论是主张科举之士应该知“道”，还是建议朝廷用人应该“立中道”，作者在文章中一以贯之的正是一种强烈的谋道意识。这种谋道意识不仅让宋理宗“于其道，不于其文”亲擢姚勉为癸丑科状元，而且在文学史上也具有积极的思想价值和垂范意义。 华中师范大学王齐洲教授曾撰文总结说，“重道的传统加强了文学家的社会责任感，使得文学能够更多地关注社会和人生，提高了文学的社会影响力。中国古代文学在古代中国似乎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很少被边缘化和冷漠化，重道的传统观念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38]。 姚勉笔下的各条策论谋略，往往体现出他对国家大事的高度关注，对天下苍生的深切关怀，对社会现实的深度思考，彰显一种勇于担当的主人翁精神和舍我其谁的使命意识，这就是古代的儒家君子和科场状元所具有的大视野、大格局，也是今天的青年学子和高考诸生应该培养的大胸怀、大气魄，更是各个学校应该不断追求的“状元之道”。 参考文献： [1]（宋）胡仲云：《祭雪坡姚公文》，见《姚勉集》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596─597页。 [5]（宋）姚勉：《癸丑廷对》，见《姚勉集》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49页。 [12] （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下）卷二十五《宋恩荫之滥》，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35─536页。 [13] 熊步成：《姚勉政治思想初探》，见宜丰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宜丰文史资料》第4辑《状元姚勉》1990年版，第11页。 [38] 王齐洲：《“君子谋道”：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主体意识———兼论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的来历和特点》，《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01期，第33页。 【链读】：恩高许继茁谈高三关键经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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