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民间师承教育现状及问题

在民间自发的具有原始意义上的中医师徒传承模式，是中医学千百年来得以代代相传，并日益发展的主要传播方式。中医学几千年来之所以能够延绵不绝，对中华民族繁衍昌盛做出巨大贡献，其中师徒传承起到了重要作用。由于许多中医学内容属于隐性知识范畴，需要大量的记忆和实践才能很好地掌握，通过师承学习方式可以及早接触中医经典和切脉、针灸等实际技能，这对需要相当悟性思维的中医知识体系极其有利。历代中医大家都是在学习继承前人基础上，悟出新意而不断发挥创新而成。像张仲景、叶天士、刘渡舟、邓铁涛等古今名医，大多在15岁左右即从师进入了中医学殿堂。

师带徒的师承教育模式，本是历史的延续，应该能对中医的继承和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现在，国家规范中医市场无疑是必要的，打击假医也是保障民众安全的有力措施，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优秀的民间中医师和千百年来证明有效的师徒传承方法的存在，更不能为了防止不良医药事件发生，就简单粗暴地一棒子将所有民间中医全部打死。如何有效地将那些有真才实学，掌握着治病救人本领的大夫与骗医区别开来，并让他们参与到济世救人的医生队伍中，这才真正体现了我们国家和政府一切为人们群众利益着想的精神和以卓越鉴别水平体现出来的管理才能。

据广州中医药大学邓铁涛教授在2003年香山科学会议上保守估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全国约有5万个民间的真正的中医师虽然行医已十多二十年，但也不能够再开业坐诊看病，这是农村及城市弱势群体的一大损失。”据我们课题组估计，我国目前大约有15万拿不到行医执照的民间中医，由于民间的需求，他们只好冒着风险天天在非法行医。几千年中，中医的传承教育模式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中医人才，像上世纪初我国就有中医80万人，远远超过现在以院校教育为主培养的27万中医师人数。

一、民间中医的现状及问题

（一）现缺乏合理的民间中医认证方法

2003年10月1日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规定：“以师承方式学习中医的人员以及确有专长的人员，应通过执业医师或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核考试，并经注册取得医师执业证书才能从事中医医疗活动。”虽然，但全国许多省份均未组织开展师承人员的考试项目，许多民间中医求证无门，有的只能改行，有的则仍在“非法行医”，随时有被查处和被医政部门某些恶劣官员敲诈的危险。

例如在近五年内，就我们调研所知，有14路民间中医主动去艾滋病疫区提供免费中医药治疗，但由于他们都没有接受过院校正规教育，或自学或祖传或拜师，没有行医证，按照《医师法》规定，他们都是非法的。然而实际上他们治疗艾滋病的效果相当不错，深受当地群众欢迎。因此，目前这些民间中医能否取得行医证，应关键是看他们的医疗水平是否高超和医德是否高尚，如果他们完全具备行医的能力和实力，那么他们没有行医执照的责任就不在他们而在相关部门了！那就是这些部门不顾历史和今天的客观情况，不能急广大群众之所急，没有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所造成的。

吴仪副总理在徐冠华部长的报告上批示：要组织中医界参加AIDS防治工作。有关部门原本应该借这一批示的东风，肯定民间中医在国家尚未来得及顾及艾滋病问题时自动上一线免费为艾滋病人治疗的成绩和功劳，然后将之组织起来，一方面予以资金支持，加以引导，让他们发挥特长，解决艾滋病问题，一方面组织他们学习，加以提高，将他们培养成名中医。然而，应有关部门要求，课题组和这些民间中医向局领导汇报两次之后，不仅没有得到一句对这些民间中医赞扬或肯定的话，却“严格执法”，这些民间中医不得不统统离开艾滋病村，因为他们几乎都没有也拿不到行医执照。这不得不让人想到：抗日必须黄埔毕业，老百姓抗日有罪！

（二）目前的民间中医职业考试缺少中医特色

首先，大部分民间中医过不了职业医师考试关。其中技能操作考试中绝大部分是西医知识，甚至考呼吸机的使用和手术服的穿戴，而笔试中1/4为纯西医内容，其余3/4为中医基础与临床课目内容，但考试形式固定，考试内容刻板，某病某证型只能用教材上列举的某一个方，丝毫没有顾及中医临床运用的灵活性和复杂性，往往是学富五车、临床颇有心得的老中医不一定能答得上来，而刚从院校毕业，硬背了几本教材，毫无临床经验的学生猜中率颇高。

（三）对民间中医行医权力范围和治疗手段限制太死

法律对于中医师自制丸散膏丹进行了严格限制，药厂也需达到GMP标准，并得到新药号后才能生产中成药。也就是说，中医师不能自行配制、销售丸散膏丹。我们调查后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医的生命力。中医秘传成法、验方真正行之有效，但这些有效的方剂没有批准文号的不准使用，否则列为非法药品。一旦被药监部门发现，一是没收药品，二是罚款。但要这些民间中医真正拿出以雄厚资金为基础的现代动物实验（也完全没有必要）数据来申报新药，真是难上加难。其实，像云南白药等名药都是民间实践、筛选后的成果，并非是从动物实验数据中分析出来的；实验室是拿不出真正的中药处方的，拿出的就不再是中药制剂了，如青蒿素虽然是由中药青蒿中提取出来的，已不再是中药而是西药了。如果不再允许中医通过临床筛药、制药、治疗，而完全靠实验室动物实验来筛选中药新药，肯定会扼杀中医药。如洛阳有个魏春菊，其魏氏祖传药物和方法，治疗断指（趾），不仅不需要截肢，还能让断指（趾）再生，对于这种已有数代临床实践经历，并且有多例临床案例证实的药物，能否给予政策上的扶持，像云南白药一样，不用公布其药物组成，制成成药后，在全国推广应用，这样受益的将是广大群众。而且，还能在目前尚无有效措施保护传统知识产权的情况下，让其继承、推广开来。

二、民间师徒传承是继承发展中医的根本途径

师带徒是历史上中医学培养人才的固有的有效的做法，通过口传心授，将基本理论、中医特色、临床疗效传承给徒弟。徒弟在抄方侍诊中，了解老师的思维方式、治病用药方法，不仅增强徒弟的从医信念，而且在学习中悟出新意而不断发展创新。因此，根据中医学实际，培养高层次临床型实用人才，师承教育不失为一种好模式。鉴于中医学是一门继承性极强的医学科学，而师带徒是继承与发展中医学的一种比较成熟的模式，故国家应该将师承教育纳入到中医教育之中，成为其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我们建议有关部门应根据传统中医特殊成才规律，结合现代执业医师资格要求，制定专门的资格认定和执业监督办法，使有真水平的民间中医公开化、正常化、合法化；同时，引导和规范民间中医市场；目前一刀切的执业医师考试内容中有太多的西医知识，用来考中医医师执照并不合适，应设计适合民间中医的培养方向和特色的试卷。对于这些没有合法身份的民间中医，正确的“引”远胜于单纯的“堵”：鲧治水以堵，失败告终；禹治水以疏导，终于成功。只有以某种合理的方式将他们纳入国家队，给予及时指导，给那些像真正有能力防治艾滋病的民间中医一个机会，才可能让那些真正有疗效的中医药发挥救死扶伤的作用。

总之，现在以院校教育为主，但也应尊重历史和客观现状，保持中医教育的多元性，且应给师承方式培养出的医师一个不同于院校教育要求的认可方式。如果简单化地剥夺那些如在救治艾滋病方面殚思竭虑的民间中医的行医资格，其实是对生命的漠视和对历史的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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