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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学》2021年第6期|李晓君:县城记(节选)

 新用户56351FXv 2021-07-29

寻访蔡明远踪迹

我对鄱阳所知甚少。对于这个彭蠡之滨古县的最初印记,是十多年前,与数位友人在露天排档店吃“鱼宴”。这个县比我老家县城大得多——其新的部分更新,其旧的部分更旧。我很诧异,仿佛截然不同的两个县城矗立在同一片土地上,一个是拥有着五星酒店、巨型商超、高大楼盘、宽阔马路的仿如都市般的新城,一个是有着曲折小巷、古建、古桥、古树,充满烟火气、熙熙攘攘的旧城。我们蹲在一条古旧巷子的摊边店,那是盛夏的傍晚,落日将古屋、古树的影子横七竖八地涂抹在地上,一片喧扰之声环伺左右,而我们充耳不闻,愉快地朵颐。印象最深的一道菜是“春不老煮黄丫头”。春不老是鄱阳才有的一种植物。当它腌制过后,有些类似于“雪里蕻”。黄丫头即黄颡鱼,各地叫法不一,在我爱人老家湖北荆州称“黄姑鱼”,别处还有叫“黄辣丁”“黄沙古”的。那赤膊环坐、谈笑风生的情景仿如昨日。

其实此后,去鄱阳的次数并不少,而我对它的了解不是变得更熟悉而是更陌生了。更早对鄱阳所知,来自我的同事范晓波的散文《吃水很深的城》——直到今天,我都认为是篇佳作,其氤氲在水汽、植物气息中的忧郁和青春的孤寂情怀,至今不忘。虽然对鄱阳知之甚少,我却记住了县城后山——芝山。在那座静幽的芝山公园,晓波的浪漫情怀一如夜晚透过密密匝匝的树林仰望的星空,真实而虚无。我甚至记住了“荐福碑”——《增广贤文》载“时来风送滕王阁,运去雷轰荐福碑”,道出两个典故。前句指王勃从龙门南下去交趾看望父亲,听闻阎都督重修了滕王阁,邀名士作序,赴会途中在彭泽遇阻,谁料神风相助,船日行七百里,赶上了阎都督的盛会,并作下《滕王阁序》这篇千古雄文。后句则指人的背运:范仲淹在饶州(今鄱阳)郡守时,见一位书生在诗中哭穷,为帮助他,让人准备纸墨去荐福寺拓碑千张,谁知突然一夜大雷雨,碑石被雷轰击碎,书生的幻想破灭。此碑之所以受到重视,乃是因为是大书法家欧阳询二十余岁寓居鄱阳时手书,后颜真卿被贬饶州刺史时,在碑上加盖了座亭子,人称“鲁公亭”。芝山公园附近的鄱阳中学内,至今仍保有这遗存。

从小描红,便喜颜真卿。及至成年,对颜真卿的钦慕之情日盛。我自小在姨妈家长大,姨父姓颜(我疑与颜真卿有千丝万缕联系,仅是直觉,并不可靠)。两位表哥是我书法的启蒙者,他们都爱写毛笔字。小表哥在永新师范读书,临摹颜真卿《勤礼碑》甚勤。日后,我临摹、抚摩颜真卿《祭侄文稿》,成为一种庄严而愉悦的享受。此帖海枯石烂、正气浩然的面目仿佛华夏沧桑多难、危骨耸立的写照。自然,我对颜真卿与鄱阳的关系颇感兴趣。颜真卿将出南方,赴饶途中,经东京洛阳,祭扫了伯父颜元孙之墓,作祭文告知“安史之乱”中兄杲卿、自己与子侄忠义功绩、所致封赠、死生哀荣之状。这篇伤感的祭文《祭伯父豪州刺史文》与《祭侄文稿》《争座位帖》,并称真卿“三稿”。透过“三稿”,真卿忠贞贯日、正道直行、耿直无畏的形象在大地上巍然耸立。这种精神,对南方这座小城的影响不可谓不大。颜真卿对鄱阳精神气质的注入不能算是第一,至少也是最初的源头之一。

恰恰是对“三稿”的喜欢,让我忽视了真卿的另一个名帖《蔡明远帖》。单单蔡明远这个名字,就让人倍觉亲切,心生信赖之情。明远——就像邻里一个憨实、热心、聪明的小伙儿。此帖尚有“二王”尤其王献之书法余韵。全帖内容为:

蔡明远,鄱阳人。真卿昔刺饶州,即尝趋事。及来江右,无改厥勤,靖言此心,有足嘉者。一昨缘受替归北,中止金陵,阖门百口,几至糊口。明远与夏镇不远数千里,冒涉江湖,连舸而来,不愆晷刻,竟达命于秦淮之上。又随我于邗沟之东,追攀不疲,以至邵伯南埭。始终之际,良有可称。今既已事方旋,指期斯复。江路悠缅,风涛浩然,行李之间,深宜尚慎。不宣。真卿报。

从书法艺术来说,“江路悠缅,风涛浩然,行李之间,深宜尚慎。不宣。真卿报”数字,简直与王献之“鄱阳三帖”风神相似,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见真卿受“二王”书风影响之深。但真卿书法又与“二王”不同,完全开出了自己的新天地,并持久地影响后世。二○一九年一月十五日到二月二十四日,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举办的“颜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笔”书法大展,再次在日本和中国掀起了“颜真卿热”。日本皇室以及国人趋之若鹜、毕恭毕敬地在真卿《祭侄文稿》前作规定的数秒钟观摩(排队则花数小时),成为近年让人眼前一亮的文化热点。

由于受战祸影响,颜真卿初到饶州时,南方多盗,百姓深受其苦,饶州人蔡明远追随颜真卿平定盗患,安宁百姓。后颜真卿改任升州(今南京)刺史,兼浙西节度使,连续几年,南京发生洪灾,百姓颗粒无收,饿殍遍野,部分饥民甚至揭竿而起。蔡明远得知真卿“绝粮于江淮之中”的消息,立刻变卖家产,筹集资金,倾囊购粮,又竭力调集船只,星夜送到南京,解除了颜真卿困粮之危。此帖不同于“三稿”的激切,而是显得平静愉悦,可见真卿是在一种被友情照亮的温馨心境之中写下的。字迹飘逸,宛如五月的栀子花,或明或暗,摇曳于温凉的晚风中。蔡明远的义举也凭颜真卿《蔡明远帖》而流传。

不同于颜真卿此帖的柔美、温馨,王献之的“鄱阳三帖”《归乡帖》《鄱阳帖》《不谓帖》,单看书法艺术,确实流美、精湛,将王献之行草书之美发挥到了极致,在他所有书法作品中都可称作上品。然内容则无限伤感、凄恻,饱含着对曾镇守鄱阳的王廙(东晋丞相王导、大将军王敦从弟,王羲之叔父)在鄱阳一支衰落、困顿的哀恸。

衣冠南渡之后,多少贵胄大族迁居鄱阳,在这片草长莺飞的大泽之地繁衍生息。而明朝洪武、永乐间,又因政局的需要,从瓦屑坝出发,远“填湖广”,沿长江及各省内河四处开枝散叶。经朝代更迭,历岁月淘洗,曾经的王谢之家沦为寻常百姓,成为多少个蔡明远们。鄱阳仿佛一个巨型舞台,上演着仕宦命运浮沉、人事代谢的大戏。

我曾经在网络上遇到鄱阳人、书法家子睿先生。确如这名字本身,子睿先生是有学问、有趣、可爱、才华横溢的人。彼时他担任江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是个油画家,又是个精通琴艺者(他制作了许多张琴送人与自赏),也是一个滑轮爱好者(与众多年龄相去二三十岁的小伙子厮混在一起)、骑行者(数次从南昌骑行到一百四十余公里之外的鄱阳)、戏曲爱好者(经常在梨园串场)、文字爱好者(他那时有个博客“子睿秋畅”,常在上面写文章)、声誉渐起的油画家封治国和青年书法家龙友的老师、一个戴假发在新年音乐会上演唱的摇滚乐者(手抱电吉他演唱Beyond的《光辉岁月》)、一个谦和低调的教师、一条狗(叫小帅)的铲屎官、无人机航拍爱好者,最重要的他是一个很棒的书法家——得王献之、颜真卿遗传的古老书艺的继承者。是我敬重的师长兼朋友。另一个蔡明远,一个光头——封治国油画作品《子睿先生》中的艺术形象。

另一个光头——汪填金,他的名字,引起我们中一位女作家的好奇。他领我们一起到鄱阳湖中心去,那是冬天,我在当晚的宾馆里随手记下这些:

湖是被水填满的记忆之城;

是遗骸、传说和看不见的时间。

大湖——对它的描述,却让这个观察者陷入了困惑。因为某种意义上,湖是不可描述之物,正如虚无一样。倒是抽空那委身于各种凹形的水之后,湖的面目反而变得清晰、具体。有一年冬天,我们兴冲冲驱车去看枯水之后的鄱阳湖——生长着紫红的蓼子花。当它出现在我们视线中时,带来一种进入红紫色海洋的错觉。

不是每年都可以看到蓼子花,比如这次,观察者来到这里,却被告知:因为长江中下游洪水肆虐,水比往年退去晚,错过了开花的时节。水退去后的大湖,比涨满水的大湖更让人兴奋,无数游客前来赏花、打卡、拍照,裸露的湖泊满了小车,紫红色蓼子花一直铺到天边——仿佛是在西部高原上。

枯水期的湖,是个多变、带来意外惊喜的对象。干涸的湖底,裸露出它的宝藏。除了蓼子花、草洲,还有沉船,甚至整座城沉没湖底。湖边流传甚广的民间传说是:“沉海昏起吴城”“沉鄡阳起都昌”。吴城是明清时期赣江进入鄱阳湖的前沿,是“舳舻十里,烟火万家”的繁华集镇(江西四大古镇之一),江西的漕粮、木材多在吴城转运,因而是“洪都锁钥,江右巨镇”。都昌是扼守大湖南北的咽喉,苏轼在《过都昌》一诗中曾描写:“鄱阳湖上都昌县,灯火楼台一万家。”这两个随湖水塌陷下去的古县“海昏”“鄡阳”,它们的消失与两次地理变化有关:

1. 两晋南北朝时,长江水道南移,淹没了古赣江下游平原北部较低洼地区。西汉时期设置的鄡阳县,以及故海昏侯封邑部分地区都遭水浸没。

2. 据《晋书》载,东晋元帝大兴元年(318年)一月,“地震,水涌出。山崩”。《南昌府志》同治十二年刊本也载:“东晋318年三月,庐陵、豫章西阳地震山崩,海昏县城震没……”

作家陈然写过一篇小说《鳌鱼翻身》。在鄱阳湖区,“鳌鱼翻身”“钢船翻身”,都是关于地震的隐喻。

在十多年前那个被古屋、古树投影覆盖的路边摊初识“春不老煮黄丫头”的傍晚,这群光膀子的人中,就有汪填金。如同子睿先生谜般的身份认知一样,汪填金身上也呈现一种矛盾、悖谬的标识。比如,他的本职是警察,但他的长相与这个职业风马牛不相及,更有点颜真卿初到鄱阳时见到的盗匪模样,我也从来没见过他穿警服的样子。他真正被认同的职业其实是个文化学者,一份地方文化研究刊物《鄱阳湖》的副主编,但他却手不离一部沉重的单反相机,这是一个职业摄影家的装备,与他总是同时出现的正是摄影家程龙先生。或许他与这几种身份都不相称——与哪一种之间都显出一种罅隙来。他总是眯眯笑地看着你——却让你感到一种来自北野武饰演的黑道人士的寒冷。他与这几种身份的疏离,如同那位女作家对他名字的好奇一样,让人陷入困惑。然而,这个人却让你信任,感受到一种无言的真诚。

在我数次对鄱阳的探访中,汪填金总是会陪伴——他是那种“从来不曾想起,但永不会忘记”的人,是另一个蔡明远。

还有一个我急欲认识但已经去世的邓道炼先生。他的名字并不为人所知,乃至鄱阳人都只叫他“哑巴子”(因年幼失聪致使失语)。我在《鄱阳湖》杂志专刊上,一篇篇看下来他的文章:《鄱邑考辨——纪念鄱阳有史记载二千五百年》《鄱阳农民斗争史略》《鄱阳城门考》《唐宋造币中心之一永平监》《荐福寺碑考》《饶州铜镜考》《瓦屑坝三考》《鄱阳古砖研究》《鄱阳洪氏家族和遗址考》《江万里与止水池》《从江淑墓志的出土谈江万里后裔》《话说淮王及县城郊区石雕》《芝山古寺》《芝山寺与芝山道院》《洪遵的一篇佚文》《布衣诗人章甫》《从蒋士铨〈鄱阳竹枝词〉看清代鄱阳风貌》——我被深深震撼了。

在地方学人陈先贤、张新冬的回忆文章中,他的形象也在我眼前由朦胧而清晰:家住鄱阳大龙桥的邓道炼虽幼年聋哑,但极聪明,能文善画,尤其对传统文化、地域文化精研颇深。“那时,父亲是县工人俱乐部的一名图书管理员,每天胸前挂着工作证,热忱地站在书柜服务台为前来借书阅览的人找书、登记,整理归还的书籍……一借一还间,让管理员与借书者很多成了朋友,在父亲后来的讲述中,我才了解到'哑巴子’就是其中一位,并且是特殊的一位”(张新冬),这位不修边幅、衣裳简朴到寒酸的借书人,笑呵呵地从嘴里蹦出几个生硬的字“小……张……”,多年以后,张新冬仿佛看到《巴黎圣母院》里的钟楼怪人,但他却被父亲告知“哑巴子”是个好人,并且,很有才华。他与父亲的交流无障,简单的话用手势,深入的话则用笔写在纸条上。

在陈先贤眼中,“哑巴子”“性格温顺”“自尊而自重”。他们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便已交往,八十年代,因为同在县政协文史办撰稿,经常见面,次数多了,便通过手写进行交流。“那时,他对我的认识打多少分我不清楚,但我已颠覆了自己先前对他的认知,发现他确是奇人,不仅有别于其他残疾人,甚至连一些健全人也难以与他匹敌”。“那时我退休在财政局借用,老伴已去深圳帮助儿子带小孩,俩人笔谈中不觉中午将至,想留他一同在我家用膳。不想他早有打算,一看吃饭的时间快到,起身结束交谈,毅然决然地返身走了”。“相反,因为我在小事上帮过他,他觉得欠情无以为报,有几次居然用废报纸,包上自己种的白菜夹在腋下,送到我在财政局的办公室”。

鄱阳自古民风彪悍,人善饮酒。那盛产鱼虾、栖息各种越冬鸟类的大湖,也满溢着文气、酒气、义气——在颜真卿、范仲淹、戴叔伦、王十朋眼中的“蔡明远”们,他们儒雅而野性,集北方与南方性格于一身,依然栖身在这大湖之滨,如“春不老”一样绽放着倔强而独特的生命力。

黎明山川

黎滩河周围的景致有着凤凰古城的韵致——造物在这个赣闽交界的小县,如梦境般地呈现了现实的另一面,仿佛一对蝴蝶的翅膀构成的完整性。

那是边城所具有的特性。我在江西其他一些县城——如修水、铅山、铜鼓,也看到类似的特点。置身于黎滩河畔,耳边聒噪的所谓“现代性”顿时去远。让人不解的是,我们热切地拥抱现代性,但真正的“古典”映入眼帘,却能湿润眼眶中干涸的泪腺。因此,遇见黎川像是一场意外。迟至二○一八年,我才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清早,我从住宿的客舍出来,沿着河流散步,这条河,与我家乡的河流相类似,有着一个南方农妇忧愁但健康的表情——它平缓的流动仿佛它头脑中的往事,伴随着早晨的雾霭在旷野升起,河流有着深情的眸子和满腹心事,它浅表的波纹褶皱般细致地荡开,瓷釉般纯净和冷静。我站在河边,久久地望着它,在它开阔的水面远处,是几个妇女蹲在水边洗衣——“捣衣声声”,你忽然发现一个古典中国就在眼前。

我的身边有一座亭子,辨不清它的年代,但亭子匾额里的四个大字却是硬朗而疏旷——黎明山川。心中不禁一惊,同时暗暗叫好。当此时,我正站在清晨有着淡淡薄雾的黎滩河边,远处青山如黛,两边青瓦灰墙的建筑,或颓败或簇新地安安静静卧在河边,没有几个人,只有树上的鹧鸪声声,以及远处洗衣农妇棒槌敲打衣裳的不确实的声音(这或许是我的幻觉)。这时,一种复杂的情绪瞬间抵达喉管,让人仿佛想大哭一场。黎明山川——那应该是古中国的小名或者昵称,是一个铮铮男子担当大任、击水中流的谈笑凯歌还的神情,此中种种况味,都仿佛在河流无言的述说中。

小城真是静,足以洗去游客心中的躁动和疲倦。宽阔的河面上是一座壮观的廊桥,五个赭色桥礅像一排船,架起一座精雕细镂的木质桥身,悬山顶桥廊中间是座重檐歇山顶建筑——一座楼阁,建筑是极精巧,富有弹性的屋檐曲线和举架形成的反曲的坡顶,廊柱、格栅、黛瓦、灯笼,以及天空、水面,给人以无限想象和婉约的美感。水流至此是二水中分,另一处的水面上则是一座平坡三拱的石桥,桥洞优美的弧度如一张紧致、饱满的弓,桥身也有一座悬山顶亭子。两座桥一大一小,形状各异,相互衔接和映照,与黎滩河边依江而建的传统建筑群构成一个边城完整的形象。与廊桥相掎角的,是一座壮观的建筑——此处当为风水宝地,占据着河滩最佳的位置——南津码头,石阶一路砌到水里,建筑有两层,二楼的木质长廊挑空,依着廊靠,是眺望廊桥和江景的最佳处。什么人能占有这样绝佳的空间?我们在一楼进门处的翘角门楼上,看到青灰底上五个镏金大字:张恨水旧居。门洞两边各有一联:金粉世家情树一派,木石前盟义通三江。是蓝底金字。旧色木门紧闭。旁边新做了门楼,供游客进入参观。

一九○五年,张恨水父亲作为一个清末盐税官员曾在此任职,十余岁的张恨水随家人在黎川生活过一年。当年张恨水取这个笔名,取自南唐后主李煜《相见欢》“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之意。童年目击的黎滩河,无疑会在日后的鸳鸯蝴蝶派作家心里留下深深的倒影。据说,十岁的张恨水随父亲沿赣江而上,乘坐乌篷船来到黎川。当时的黎滩河,漕运繁忙,他一边欣赏河两岸的美景,一边做着白日梦。宽阔平缓的河流,河岸绿色的田塍,地平线上的耕牛、树林、村舍,路上的人群,无一不沉入他新奇的目光中。偶然地,他在船篷底下发现一本绣像小说《薛仁贵征东》,一看便已入迷,从此与小说结下不解之缘。虽无从考证,但我们说张恨水在黎滩河上开始了文学之缘,或许不算谬说。

我是鲁迅而不是张恨水的粉丝。当年鲁迅的母亲不爱读他这位文字峻峭、愤世嫉俗的儿子的作品,而是喜欢让人在书店给她捎来张恨水的新书。不过,这有什么要紧。连着张恨水故居的是沿着黎滩河畔几里长的明清古建筑群,它们之中,有的古老,有的是新修缮甚至仿旧做的,不太容易看得出来。像这么完整而规模宏大的老街、老房子,是比较罕见的。黎川仿佛要执意挽留住过去的时间,它希望我们匆匆忙忙的脚步稍停下来,注意一下身边的事物——如果我们不能发现过去事物的美,那么我们对新事物的欣赏也是肤浅而无根的。老街两边的骑楼店铺显示出,商业和旅游的浪潮还在黎明的前夜。这些古老建筑生长出一种稚嫩的商业属性——它在叫卖和兜售,以一种淳朴和少女的方式,也许若干年以后,这里成为所谓IP,被旅游裹挟和比肩接踵的人流所充斥,或许这份清新感和淳朴感不再,那将是比较遗憾的事。因而,我觉得黎川老街给我的感觉是恰恰好的,它像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是我们“追忆逝水年华”和“目击道存”的载体——美和商业价值,总难平衡,对于我们这种人来说,前者似乎显得更为重要。

在德胜关——那像是另一个意外——我们来到一个过去的农垦场。时光凝固在那些七八十年代的建筑物上——这让我对黎川执意挽留过去时光的感受进一步深化。我看到一个老电影院,售票窗口和门前张贴的电影海报正是我童年中的印象。走进漆黑的影院,银幕垂挂,那随着胶片转动的虚幻的灯光,顿时从记忆中照射过来,想让那些湮灭在荧幕中的人物和故事复活。

曾经,这里热闹非凡。这是一个集镇,规制看起来更像个县城,现在,人去楼空。那些在时光中幸运地留下来的建筑物,现在拥有了这样的名字:德胜农垦记忆馆、知青文化陈列馆、神农山庄……这是个真正的记忆博物馆,马路不宽,静谧、干净,曾有的欢声笑语随风而逝,这个集镇数十个工厂,机器的轰响像银幕中消失的事物——它们在博物馆的玻璃柜里沉睡,包括那些熟悉的过去年代的产品,演绎着一段历史、一段挽歌……当时人们未曾意识到,他们正在经历着什么。他们憧憬着未来,在广播热情的歌声中,欢笑、流汗、恋爱,固执地在一些事物中安放着全部的希望,像一棵棵树扎根于此——希望携手一位爱人,在垦荒、生产,在工艺品厂、变压器厂、整流器厂、电炉厂、手风琴厂制造的喧闹图景中,满怀信心地奔向未来。在这个充满朝气和活力的国度里,在这个离县城二十公里,毗邻福建泰宁的赣东边陲,谁曾料到曾有的热闹,归于沉寂。那些年轻人,一个个离去,随着时代的潮汐,远走高飞,一去不回。这难道不是最伤感的乐曲?

德胜关名字之由来本身包含着征服之意在里面。明末从福建而来的袁氏家族迁居于此,在这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自建了一支武装,他们拒绝向朝廷纳税,朝廷派兵成功镇压,取名得胜关。后来为了宣示以德服人,改为德胜关。

现在,德胜关固执地保留着过去的模样——那是一个计划经济时代的图景,人们未曾战胜的,时间战胜了。我很好奇,那些下落不明的人,我关心他们的去向和他们之后的生活——他们是否曾经返回这里,凭吊他们的青春。那博物馆里一张张黑白合影照之间,一个个微笑或沉默的脸庞里,我们是否在里面找到自我的形象?这里是时间的残骸——当我们目击到不曾在时间中倒下的建筑物时,我们会震惊于人们惯于遗忘、背叛、不告而别的事实。曾经,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操着天南海北的口音,他们在很短的时间里建筑了一座城,又很快地抛弃了这座城,使这个曾有着“小上海”别称的边陲,成为荒芜。当所有人离去,只有记忆构筑了一座博物馆,并成为了它今天展示给人看的所有——人们不曾占有的记忆占有了。这是一座记忆之城,里面写满了关于遗忘的故事。

黎川,过去也叫新城。在明朝,它归邻县南城(建昌府所在地)管辖。明太祖朱元璋建国后,将几十个儿子分封全国各地。最早分封到建昌府的是仁宗皇帝的第六个儿子荆宪王朱瞻垌,他在永乐二十二年(1424)被封为荆宪王,宣德四年(1429)就藩建昌府。荆宪王在南城前后生活了十七年,据说一天他被房梁悬挂的一条巨蛇所惊吓,请求迁徙别处,后于正统十年(1445)迁移到湖北的蕲州。至明代第九任皇帝,孝宗朱祐樘惦记起南城这个地方,对原荆王府进行维修扩建,弘治八年(1495)朱见深的第四个儿子益王朱祐槟封藩到了南城。此后,益王府在南城世袭了七代八王,历时一百五十年。

明朝灭亡后,益王府也受到洗劫。曾经的琉璃碧瓦、高墙王城,倾塌于紫烟暮光中。清代人章学汉曾凭吊益王府:“云罩孤城白,西风咽暮蝉。藓苔生玉殿,瓦砾得金钿。南国山川在,东陵日月迁。自来多感喟,对此倍潸然。”我曾经因写明末四公子之一方以智,注意到他与黎川的关系。钱穆在《余君英时方密之晚节考序》中言:“晚明诸遗老遗少在清初,立节制行之高洁,成学著书之精严,影响清代两百六十年,迄今弗衰。惟方以智密之著书虽流传,而行事隐晦不彰,关心诸遗老史迹者,每以为憾。”在学者余英时等人的著述中,桐城人方以智的形象日益浮现眼前。这位晚年驻锡吉安青原山之前的四年左右的时间里,一直藏身在黎川(新城)。“至少壬寅(1662)春入主青原以前之四五年,密之之活动地域始终不出新城县境。此数年之中,密之虽几乎岁易其居,然无论其为寿昌、为竹关、为寒山、为癝山,要之,皆在数十方圆之内而已。”(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

方以智之隐没在黎川,与他反清复明的图谋有关。明清之际,是个悲剧的时代。明代灭亡后,一大批仕宦重臣降清,如洪承畴、王铎等,也有一大批剃度出家——方以智是其中一位,但他与易堂九子等人不甘心旧王朝的倾覆,仍在做地下的斗争。基于此,余英时将方以智与不愿降元的文天祥在精神上相映照,考证他在《清史稿》病死的结局并非史实,他自沉于赣江惶恐滩,以此表明他的忠节与文山相仿佛,从而大书他的凛然大义,还原出一个忠贞、刚强的文人英雄形象来。

而方以智的形象与黎川这个地名赋予的气质竟也如此相契合。在黎川东北大山坳之中的洲湖村,有座建于清初形制奇异的船形大屋。沿山路爬到半山俯瞰,大屋仿佛一艘巨舰,坐西朝东,船头指向北方。进入这座占地六千多平米的船屋,没有敞亮的客厅,也没有书房、阁楼和花园,只有一间间十几平米相互连通的房间,对于熟悉船屋的人来说,从任何一个角落进入船屋,都可以从围墙外的侧门走出去,而对于外人来说则像进入了迷宫。

一百零八间房屋,三十六个天井,七十二个地漏。船屋隐藏的密码似乎与某个神秘的组织有关。据长居于此的黄氏家族传说,当房子即将完工时,当时耗资二百万两白银的黄氏主人突然消失,不知所踪。人们越来越相信,船屋的建造与洪门有关,此地是天地会的江西总舵。一些对于此地与天地会相关的宣传介绍,也开始出现在旅游的招牌、楹联和册页中。

走在满是青苔和潮湿地衣的石板路上,整个村子空空荡荡,如果以船屋为中心,洲湖村仿佛黎川的缩影——那是一个静谧之城,一个属于过去年代的“旧时王谢”铅华洗尽的“百姓人家”,一个在黎滩河边捣衣的农妇,相貌平常,内里却隐藏着一段惊人的、令人血脉贲张的浩瀚历史。

…… ……

(本文为节选,完整作品见《人民文学》2021年06期) 

李晓君:本名李小军,一九七二年六月生,江西莲花县人,二〇〇三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现为江西省作家协会主席、江西省文联副主席。一九九二年在《星星》诗刊发表处女作《读古典名著》。迄今,在《人民文学》《十月》《钟山》《天涯》《山花》《诗刊》等文学期刊发表作品二百多万字。著有散文集《时光镜像》《江南未雪——1990年代一个南方乡镇的日常生活》《梅花南北路》《后革命年代的童年》《暮色春秋》《暂居漫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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