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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宁变法之前，帝国也曾出现政见不合的朝臣争议，但所谓党争，是要直到王安石入朝执政之后才初现端倪的。一方面，这一轮变法导致的对立情绪更甚于过往，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其人，与过往北宋每一代的文人士大夫领袖相比，其性格有着更加决裂与暴戾的缺陷。在北宋自建国至亡国的百余年间，朝廷宰执可划为五代，三代以上，政治集团并没有明显出现分野，最激烈的时刻就是庆历新政。到了第四代帝国宰执掌权时，司马光与王安石两派的新旧党争对立，已经到了水火不容、有你无我的境地，从此后，帝国党争愈演愈烈，直到靖康之变，都未能平息。苏轼其实并未选边，只是一味想着如何做可以更利于国家的正常运转。他对法家思想和开源敛财持非常明确的反对意见，而王安石从苏轼当年进京考试时的作文开始，就不喜欢这位“夸夸其谈”的后辈。当苏辙被外放河南府后，神宗觉得二苏在学识见识上水平相当，想让苏轼接替这个职位，却遭到了王安石的激烈反对：这哥儿俩是一路货色，都是以诡辩为生，行事不是先王正道。 
司马光拜左仆射告身卷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不久后，神宗让司马光推举几位谏官，司马光首先想到的就是苏轼，结果王安石立刻站出来反对，而且说的话非常难听：“就是这个苏轼，天天和司马光厮混在一起，所以他才推荐苏轼！”王安石屡次三番从中作梗，让苏轼在京的仕途举步维艰。就是在这样乌烟瘴气的政治氛围中，郁郁不得志的苏轼屡次与王安石发生着电光火石的诤诤碰撞。熙宁三年（1070）初，朝廷派吕惠卿主持贡举考试，苏轼为编排官，负责为考生排名。这次科举在北宋具有标志性意义，因为从这一年起，不再考诗赋，只考策论。新的考法，让刻意奉迎、见风使舵的小人有了用武之地，而那些以诗冶文，以文理政的真君子，则由此式微。在这次科考中，出了一位极具争议的状元叶祖洽，此人与主考官吕惠卿同为福建老乡，他在策论中极尽巧言令色之能事，讨好新党。 他在策论中这样写道：祖宗多因循苟简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 苏轼的点评是：祖洽诋祖宗以媚时君，而魁多士，何以正风化！ 苏轼经过成绩审核后，列上官均为状元，叶祖洽为榜眼。结果因为状元的策论中“诋毁新政”，被吕惠卿生生压到了第二位。这件事让苏轼火冒三丈，认为此等科举实在荒诞不经，于是直接写了一封奏折《拟进士对御试策》，不但把新党和新政骂了一个遍，甚至直接骂起了时代黑暗，危局丛生。
王安石看了，冷冷一句：苏轼有才，但学歪了，而且现在官运不佳，所以出言不逊，说话颠三倒四。（轼才亦高，但所学不正，又以不得意之故，其言遂跌荡至此）无数次向皇帝谏言，都得不到回音，眼看着自己的政治抱负也无处施展，绝望中的苏轼四处寻找可以和皇帝说得上话的人，最后找到了宰相曾公亮。这位曾宰相，就是当年向皇帝力荐王安石入朝的那位仁兄，现在也是悔青了肠子，在接待苏轼时，他落寞地留下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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