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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熙宁九年末结束密州任期后，苏轼辗转济南、汴京、商丘，寻亲、访友、操办家事、拜访恩师，享受了四个多月难得的闲暇人生。然而，身在宦海，身不由己，终于，他还是要回到帝国的官僚体系内，像棋子一样，被拿落到指派的位置。 
在上一篇《圃苏》的末尾提到，二苏拜访恩师张方平时，苏辙得恩师赏识，被举荐为南京（今河南商丘）签判。官缺未定前，兄弟二人还可以继续“风雨对床眠”的好时光，于是，苏辙随同哥哥先行赴徐州上任。一个男人，在经历了二十岁不知有山、不明有水、不解世故的一段时期后，来到而立之年，逐渐了解了人生艰苦，世事多劫，各种困惑也因此如排山倒海一般汹涌而至……三十岁后，家庭成为男人最大的人生困惑，如何在事业与家庭之间取得平衡，又如何令已经出现伤痕的人生重新焕发光彩，都是男人必须要思考与挣扎的现实问题。经历了这些之后，终于，人生来到了四十岁，男人对于欲望、对于生命中真正想要追求的事、对于那些年少时脱口而出的梦想，大概都有了最现实的认知。苏轼，作为中国人、中国男人、中国文人的精神坐标与人格参照，在四十岁之后，是否与曾经那个疑惑、焦虑、愤怒的自己达成了和解呢？谈及苏轼的四十岁和他治下近两年的徐州，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的评价中：这样的评价，在这一篇《徐苏》未来的诸多章节中，会给出支撑的实例。在密州那种偏远小城则更像是在以入世的手法表达自己特别不切实际的出世理想。——请不要误解这句话，我并非否定苏轼四十岁之前的文章与功业，而是在强调，苏徐州终于将自己近二十载仕途所学、所悟、所感、所知、所有意图达到而因为各种各样的主客观原因而无法达到的设计，统统展现出来了。
站在上帝视角来看苏东坡的一生，我们就会了解，徐州，对于他是有多么重要，这种重要性，一不是体现在文学成就上，二不是体现在命运转折上，三不是体现在仕途发展上。在文学上，苏轼最高的成就，毫无疑问是在几年后的黄州。在命运上，苏轼最重要的人生节点是在湖州任上惨遭乌台诗案而被下入生命中最接近死亡的一次大狱。在仕途上，苏轼最高光的时刻还远，要等到若干年后，神宗皇帝的继任者上台而未掌权之时，他才有机会进入权力中枢，施展自己对于这个国家最后的一些余力。
重要在，这是苏轼一生宦海沉浮、四海漂泊的生涯中，第一次完全忘我地投入到城市治理、民生保障工作中。
很多关于古代官场的观点认为，中国古代的官僚体系是非常容易让官员的人格扭曲与变形的。官僚体系，无论古今，对于正常人格的约束、挤压、管制，总是带有不可逆的伤害性。在徐州，四十岁的苏轼，在现代话语体系中，已经成为了一名官场老炮儿，他早就应该丧失什么爱民如子的念头，而在仕途上屡次遭受挫败的他，早就应该知道什么叫谄于上意，什么叫欺上瞒下，什么叫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我们会在徐州看到，苏轼的赤子之心依然旺盛，苏轼的天真无邪依然如故，他哪里像一个四十岁男人该有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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