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0次泛滥，二三十次改道：黄河水患三千年

最近河南突遭“千年一遇”的特大暴雨，因洪水造成的城市内涝、交通瘫痪等问题，已经给居民的正常生活造成很大困扰。不过，历史上因黄河改道所引发的洪水，也给北方的人类活动带来极大的影响，甚至对古代政权更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今日就让我们跟随北京大学历史系韩茂莉教授来了解从古至今黄河下游的河道变迁史。

黄河下游河道变迁

黄河承载着文明，也孕育了灾难。洪水猛兽是形容难以抗拒灾难的常用之词，来自黄河的洪水，三年两决口，浊流横溢，毁田庐，荡家舍，更是历史上难以忘记的大灾大难。然而，对于整条黄河而言，虽然上中游地区也存在水灾，但“善淤、善决、善徙”典型特征的河段在下游。黄河水利委员会统计三千年以来，黄河下游决口泛滥约1500次，较大改道二三十次，其中有六次重大改道，近年也有人提出应是五次重大改道。尽管对于历史时期黄河重大改道次数的认识存在分歧，但不影响一个事实，即频繁的水患北及海河流域，南达淮河流域，在整个黄淮海平原留下了黄河的足迹。

1. 战国中期筑堤以前的下游河道（前4世纪以前）

黄河下游进入平原地区，与所有平原河道失去地形束缚呈现的特征一样，频繁改道，四处漫溢。图1 是史前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文化遗址分布图，当我们的视线落在这幅地图上，都免不了产生一个疑问，无论山东丘陵、太行山东麓，还是山西、河南等地，都可以找到古人类留下的遗迹，唯有河北平原的腹心地带却是一片空白，既没有文化遗址，也没有城邑、聚落的可信记载。难道考古调查与古人均忽略了这块土地，还是另有原因。问题的答案出人意料，现今这片聚落密集，人情欣欣然的土地，当年却没有人类驻足于此。而阻碍人类居留的原因则在于黄河，那时黄河行经河北平原，注入渤海，每当汛期河道呈现漫流状态，洪水奔流，四溢成泽，这样的状态一直维持到春秋时期。

图1   史前时期黄河流域文化遗址与文化圈

终结黄河下游河道漫流状态的力量，是人工修建的河堤，这一时代大约在战国中期。此前，整个河北平原旷无人烟，有关黄河河道的记载很少，我们掌握的信息，可以肯定当时黄河一路东行，自今河南荥阳广武山北麓东北流，至今浚县西南古宿胥口河道出现分支，《汉书·地理志》、《禹贡》、《山海经》各自记载了一条支流。其中载于《汉书·地理志》以及《汉书·沟洫志》、《水经·河水注》的下游分支河道，自宿胥口东北流至今濮阳县西南长寿津，继续折而北流至今馆陶县东北，经高唐县西南，至东光县西汇合漳水，东北流至今黄骅县入海。《山海经》与《禹贡》所载下游分支从宿胥口转向北流，经今内黄、魏县、曲周、广宗等地，至今河北深县，《山海经》河道继续北流，经安平、蠡县，至容城东流，经霸县在天津市附近入海；《禹贡》黄河下游分支自深县东流，在今沧州以北入海。三条下游分支中，《汉书·地理志》河道是春秋战国时期长期存在的河道。此外，汉代的笃马河、泒河、沽河、清河、商河等也曾是那时黄河泛滥行经之处。人工筑堤固定的下游河道，被视作黄河下游第一次重大改道。

战国中期修建黄河河堤之前，下游地带洪水四溢的情景，固然早已被历史冲淡了痕迹，但远古的传说却深深地刻印在后世的记忆中。大禹治水，“随山浚川”的传说不仅创造了一个抗争洪水的远古英雄，也成为中国历史早期环境变迁的思考点。

2. 战国中期修筑河堤至西汉末年下游河道（前4世纪~公元初）

战国中期黄河下游河道两侧出现河堤，据西汉贾让《治河三策》载 ，战国时期堤距较宽，达数十里，河水“尚有所游荡”，此后堤距不断缩减，“从黎阳北尽魏界故大堤，去河远者数十里，内亦数重，此皆前世所排也”。西汉时期“陿者去水数百步，远者数里”。奔流四溢的河水结束了漫流，被束缚在河堤之间，战国时期河水尚有数十里空间可以摆动，西汉年间则被限于狭窄河滩之内 ，河水携带的泥沙迅速堆积下来，很快形成 “河水高于平地”的地上河之势。从今河南浚县西南古淇水口到浚县东北古黎阳县70多里的河段内，河堤高出地面1~5丈，“地稍下，堤稍高”。一次洪水，“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坏黎阳南郭门，入至堤下，水未踰堤二尺，所从堤上北望河，高出民屋。”

黄河下游筑堤后，不仅迅速形成地上河，且大堤之内淤积了大片肥沃滩地，人们不失时机地将农田开辟在这里，并渐成聚落。为了保护农田，堤内又有堤，数重民埝，相互挑水，形成河湾，河水“一折即冲，冲即成险”，成为险段。地上河与险工段的结合，使这一时期黄河下游屡屡决口，西汉一代决溢11次，最大的一次发生在汉武帝元光三年（前132年），河决瓠子口（今濮阳西南），河水注入巨野泽，经泗水夺淮入海。　

战国中期筑堤形成的下游河道维持至西汉末年，东汉初年新河道形成后，原河道仍然保持着一定河形，并被称为“大河故渎”或“王莽故渎”等。

3. 东汉至北宋前期（11~1047年）

这一时段黄河下游河道从平静走向动荡，公元11年（新莽始建国三年）黄河决口于今河北大名东，泛滥五十余年，至69年在王景主持下进行了河道治理。半个多世纪任凭河水泛滥，与当时执政者王莽直接相关，王氏祖坟位于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东），河决东流，正好避免祖坟被淹之难，于是王莽不主张堵口。东汉初，王景主持下形成的新河道从长寿津（今濮阳县西旺宾一带）自西汉大河故道分出，循古漯水河道，经今范县南，至今阳谷县与古漯水分流，经今黄河与马颊河之间，从利津入海。这条河道的出现，也被视作历史上的第二次重大改道。河道形成之初没有留下多少决溢泛滥的记载，自7世纪至10世纪这300年内，决溢次数逐渐增多，平均9年出现一次决溢，决溢地点集中在浚县、滑县一段。自10世纪初至1040年的140年河道不稳定性再次强化，决溢次数达95次，决口地点主要集中在今浚县、滑县至濮阳、清丰一带。其中著名的决口分别发生在：944年，河决滑州，淹没曹、单、濮、郓等州，水流汇入巨野泽，将其扩展为梁山泊。1019年，河决滑州，河水流经澶、濮、曹、郓等州，注入梁山泊，东南流向泗水、淮河。1028年，河决澶州（今濮阳西），1034年再次在此决口，并冲出一条新河道，名为横陇河，其走向从濮阳东北流，经今聊城、临清，至惠民、滨县以北入海，这条河道维持了14年。横陇河出现后，原来河道被称为“京东故道”。

4. 北宋后期的下游河道（1048~1127年）

北宋庆历八年（1048年）黄河决口于商胡埽（今濮阳东昌湖集）北流，自此开启了下游河道第三次大改道的历程。黄河下游第三次大改道形成的河道不只一条，基本有北流、东流两条流向构成。其中北流自商胡埽经今清丰、内黄、大名、馆陶、清河、南宫、枣强、冀县、衡水、武邑等县，至天津以东入海。嘉祐五年（1060年）河决大名府魏县第六埽（今南乐西），河水东北流，经一段西汉黄河故道后，循汉代笃马河（今马颊河）入海，这条河道被称为二股河，与北流对应，被视作东流。

自1048年，在以后的几十年内，黄河下游河道频繁决口，每两三年即有一次决口，每三四十年发生一次大改道，时而北流，时而东流，始终没有稳定在固定的河道中，大致以澶州、濮州为顶点，在北起太行山，南到淮河方圆千里内摆动，水过之处，田庐荡然无存。

北宋都城开封距黄河决口地点并不远 ，且黄河下游南北两侧均是国家赋税的重要贡纳地，治理黄河必然成为北宋王朝的大事。然而，朝堂之上，究竟保北流堵东流，还是保东流堵北流，却难以形成统一意见。北流、东流之争伴随河决地点的变化，大概存在三个阶段，经过几番争论已经不仅仅是治河理念，俨然成为政治派别。其中第三次北、东流之争，东流一派代表人物为文彦博、安焘、吕大防、王岩叟、王觌等；北流一派代表人物为范纯仁、苏辙、曾肇、赵瞻、范百禄、王存、胡宗俞等。两派各执一词，东流一派指陈北流存在的弊端：1）北流河道会淤填北上至海河流域的运河——御河 ，进而影响驻扎在北边军队的漕粮运输 。2）河北为重要农耕区，北流行经会吞食大量民田。3）开挖于宋辽边界的塘泊，目的本为限制辽人骑兵南下，由于北流的淤填，将失去应有的防御作用。最终若“河不东，则失中国之险，为契丹之利”。东流一派强调国防与漕运，北流一派则注重地形与水势，这派提出“东流高仰，北流顺下”，即东流一带黄河行经多年早已淤高，而北流一线却有低洼之处保障河水通行，依水往低处流之常理，北流更近水情。况且“塘泺有限辽之名，无御辽之实”。北流、东流两派几乎势均力敌，帝王也难下决心支持哪一主张，元祐三年（1088年）回河东流，五年后河决内黄，再次北流。此后北流、东流并存，且与北宋王朝相终。

5. 金代黄河下游河道变迁

1128年中国南北方已经分属于两个政权，女真人在北方建立了金国，南方则延续赵宋政权，为后人称为南宋。由于存在南北对峙的两个政权，这一年黄河决口的原因不是天灾，而是人工决堤。这一年南宋政权为了阻挡金人南下，在今滑县西南李固渡，人为扒开大堤，“以水当兵”。这一次河水不再经行以往的河道，河水流向东南，经濮阳、东明、鄄城、运城、巨野、嘉祥、金乡流入泗水，再由泗水夺淮入海。“以水当兵”没有挡住金人南下，却导致黄河下游第四次大改道。

黄河下游第四次大改道后泛滥依然频繁：1）决口地点逐渐向上，从最初巨野、寿张、郓城、曹县一带，逐渐移向汲县、阳武（今原阳县）、延津。2）河道几股并存，且迭为主次。1168年河水再次在李固渡决口，并冲出一条新道，由李固渡经今长垣东北、东明南、定陶西、曹县南、虞城东北、砀山北、萧县北，至徐州与旧道合，并于邳县东南汇入淮河。

第四次大改道形成的两条河道，均具有入泗夺淮的流向特点，两条河道各自承担了黄河部分水量，其中旧河道占总水量2/5，新河道占3/5。这一次改道的决口与泛滥之地，在宋金两个政权的交界地带，双方均无意堵塞决口，长期保持多股并存。

6.元代至清朝中期的下游河道（13世纪中叶~1854年）

元代至清朝中期黄河下游处于河道最为紊乱时期，就总体流路而言以夺淮为主，但黄河水侵夺范围远远超过此前，从泗水流域向西扩展至颍水一带,此次改道被视作黄河下游第五次大改道。

黄河下游第五次与第四次大改道，不仅流向同为夺淮，且均从人为决口开始。金哀宗开兴元年（1232年）已是金王朝晚期，在蒙古军队的压力下，金哀宗从北京一路南下逃至开封，又从开封逃至归德（今商丘）。蒙古人兵临城下之时，金人曾计划在凤池口扒开黄河大堤 ，挡住蒙古军队，但派出去的人无一冲出重围，计划没有实现。城内的金人没有做成的事，却被城外的蒙古人实现了，可是结果如何呢？金人计划决口时就听说凤池口地势高于归德府，决堤之后挡住蒙古军队，也会淹没这座城市，权衡之后，还是决定挡住蒙古人进攻最重要，于是有了派遣士兵出城决堤之举。城外的蒙古人同样知道了这一信息，于是挖开凤池口，却没想到城高，河水南下，绕城而去。水淹归德没有达到结果，反而保护了这座城市，延缓了金朝的灭亡时间。这一次黄河决口，水流夺入濉河河道。

1234年，南宋军队北上开封与蒙古军队争夺中原，蒙古人再次人为决河，决口地点在开封北20多里的寸金淀，河水南流，经封丘、开封、杞县分为三股。主流经太康县东进入涡水；另外一支经陈留、杞县、睢县循金末河道，由徐州入泗水，这条流路即古汴水所经之路；第三支从开封向南，经尉氏、洧川、扶沟、鄢陵等地，由颍水入淮。黄河水道夺泗、夺涡、夺颍，最后入淮，将河水的足迹推向黄淮平原的西缘。

从黄河下游第三次到第五次大改道，河水已经从太行山东麓摆动到黄淮平原西缘，在华北平原上整整绕行了一个巨大的扇形地带。

元代黄河下游长期汴、涡、颍三支分流，并以汴道为正流。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针对堤防残破，决溢不断的现象，在贾鲁主持下开展了治河工程。贾鲁主张“疏塞并举”，挽河东南由泗入淮。根据这一主张，堵塞其它河口的同时，一条经今封丘南、开封北，穿行东明、兰考之间，绕商丘北、虞城南，过夏邑、砀山之间，经萧县北，自徐州入泗水，循泗水入淮的河道形成，这条河道也被称为贾鲁河。贾鲁河的治理尚称成功，不但短暂地结束了数条河道并流的局面，且根据水情设计了功能不同的堤埽。贾鲁河建成不久，元末农民起义爆发，朝廷无力顾及河道，新的决口泛滥再次发生。

如果说元代的黄河下游专意夺淮，那么进入明代黄河在夺淮的同时，还威胁着运河。明清两代黄河下游河道复杂多变，就时间而言可分成几个时期：

1）明洪武年间决口,以颍河为干流，当时人将其称为“大黄河”。此时贾鲁河还保持一定水量，固有“小黄河”之称。

2）1391~1488年，近百年时间内，黄河下游呈南北两个方向分流，一支决口后东北冲向张秋（今山东阳谷县东南）运河；另一支东南流，分别夺涡、夺颍，且贾鲁河仍有一定水量，四股河道并存。

3）1489~1546年经白昂、刘大夏两度治理，其中白昂治河工程要点在于维持运河水道，为此1490年在黄河北岸从阳武经封丘、祥符、兰阳、仪封至曹县筑长堤，以防河水北决入张秋运河。堵塞30多处决口，疏浚入濉、入颍、入运诸道以分洪。但两年后河决，还是冲下张秋运河，阻绝漕运。1494年刘大夏主持治河，他的治河核心仍然在于确保漕运，于是首先疏浚汴道、入涡、入濉、入颍各条水道，以便分减黄河水势，然后堵住张秋溃口，暂时保住运道。工程完成次年，开始陆续在黄河北岸修筑了两条大堤，以保运道。这半个多世纪的治河方略重点在于分流，而分流的目的与保运相关。

治河在于因地势而导水，但明人治河顾虑诸多 ，这样的情况在明人谢肇淛所著《五杂俎》中讲得十分清楚：“善治水者，就下之外无他策也。但古之治水者，一意导水，视其势之所趋而引之耳。今之治水者，既惧伤田庐，又恐坏城郭；既恐妨运道，又恐惊灵寝。既恐延日月，又欲省金钱；甚至异地之官竞护其界，异职之使，各争其利。” 伤田庐、坏城郭、妨运道、惊灵寝四项之中，运道与陵寝至关重要，运河是南北物资交流的命脉，其重要性自不待说，而陵寝在古人的理念中也同样不可忽视，明祖陵即明太祖朱元璋的高祖、曾祖、祖父的衣冠冢及其祖父的实际葬地，位于今江苏省盱眙县洪泽湖的西岸；明皇陵为明太祖朱元璋父母陵墓，位于凤阳县城南七公里处，此两处皇陵都位于黄河河道所经之处，既要治理黄河，又不能阻断漕运、惊扰陵寝，这一切使治河变得十分棘手。总结来看，这一时期，黄河下游时而北决，多股入运，时而南决，多股入淮，呈纷乱局面。

4）1547~1854年是黄河下游从多股并行渐趋一条河道的过程，而促成这一转变与潘季驯治河相关。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黄河下游河道，除经徐州夺泗入淮一条流路之外，其他分支几乎全部塞阻，岔流受阻，干流一线更不可能承受黄河全部来水，决溢更为严重。潘季驯针对泥沙淤积严重的情况，在夺泗入淮水道，采取“束水攻沙”之策，即逼近河道修筑堤防，进而通过增加水流携沙能力而减缓沉积。这一举措虽然不能彻底解决泥沙淤积，但是却结束了自金代以来黄河下游多股并存的局面，这条由潘季驯固定下来的河道就是当代地图上所标识的“废黄河”或淤黄河。

7. 清咸丰五年至今（1855年~今）

黄河泥沙含量之高，居于世界河流之冠。“束水攻沙”并没有根本解决泥沙淤积，从潘季驯治河至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下游在这条水道上已经流淌了200多年，河堤随着泥沙的淤积而增高，河床渐渐高出地面，成为地上悬河。洪水时节，防御不慎，即成决口。

清咸丰五年，黄河在兰阳铜瓦厢（今兰考县西北东坝头）决口，河水先向西淹没封丘、祥符各县，又向东漫流于兰仪、考城、长垣等县，后分为两股，一股出曹州东赵王河至张秋穿过运河；另一股经长垣县至东明县雷家庄又分为两支，这两股三支在张秋镇与曹州流出合为一股，穿越运河，经小盐河流入大清河，由利津入海。东出曹州的一股数年后即淤塞，剩下的那股就是黄河正流。这次改道结束了七百多年黄河夺淮的历史，河道转向东北，注入渤海。这次改道也被视为第六次大改道。

咸丰五年黄河改道之初，下游河道并不稳定，水流在以铜瓦厢为顶点，北至今黄河的北金堤、南至曹县、砀山，东至运河的扇形地带自由漫流，水势南北摆动，正流无定，每当洪水陡涨，兰阳、郓城、东明等地决口无数。黄河下游河道迟迟不能固定，人为因素起了决定作用。一则太平天国起义，遍地烽火，朝廷无暇相顾。另一原因在于南北政治集团的利益之争，黄河北流，首当其冲的是河北、山东等北方之地，山东巡抚丁宝桢等代表北方利益坚决要求堵住决口，恢复南行；安徽、江苏等黄河南行之地的政治人物李鸿章等，代表南方利益，怎么可能送走祸水，又再次引回呢？他提出因势利导，维持北流。这番争论直至光绪年间才有了结果，终于着手在黄河新河道南岸筑堤，固定河道，南方政治集团获得最后胜利。光绪十年（1884年）两岸大堤全部完工，河道最终固定下来（图2）。

此后的历史，黄河下游仍然不断自然决口，也于1938年日本军队南侵、1947年国共对峙，经历当局政府两次以水代兵的人为决口，但最终堵住决口，河道依然维持原有流向。

图2 历代黄河改道泛滥范围

黄河下游河道变迁的历程，让我们不由想起“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一历史典故，成败均系一人身，这条大河孕育了中华文明，却也将两岸生灵屡屡推向灾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