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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闸北公园，首先不能不提的人物是宋教仁。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代理党魁宋教仁奉电召北上，在上海北站检票口准备进站时遭到枪击，两日后不治身亡。这一声枪响，让宋教仁的人生定格在31岁，也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三个月后，国民党在闸北象仪港辟地百余亩，其中用于墓园43亩，安葬宋教仁，这就是今天闸北公园的前身。 
墓园最初叫做“宋园”。1929年，上海特别市政府决定拨款修缮宋园，并作为公园对外开放。从“宋公园”，到“教仁公园”，再到1950年的“闸北公园”，宋教仁归葬地几经易名，多次扩建，功能也逐步完善，渐渐从单纯的纪念场所发展为市民休闲娱乐的都市绿肺。时下冬月，整个公园，已然草坪枯黄，树木凋零。
公园东南角是洛阳东路平型关路路口，也是公园的东门。此门看上去很简洁，也很中式。
鸣凤亭，位于园东北部坡地一片浓密的混交林中，六角高翘，青瓦攒尖顶，顶上塑莲花，檐口挂落饰龙凤图案，四周设扶王靠。
亭旁植香樟、龙柏、乌柏、蚊母树、丁香、女贞、紫荆、锦带花、黄馨、瓜子黄杨、侧柏、枸骨，周围有木槿和夹竹桃林，还有成片的广玉兰、石榴及各种海棠。树上挂着几十个鸟笼，鸟鸣此起彼伏，不绝于耳。
该园西北侧，有一些似为以前留下的旧有西式建筑，给公园增色不少。
一湾清澈的湖水，湖面水平如镜，倒映着蓝天白云、高楼绿树，一切美不胜收，让人仿佛走进画卷之中。
水域错落相连，横贯公园，亦有独立如白鹭塘。水岸多林木，高大者避荫，矮壮者悦目，游走园中，品公园冬韵，入心怡之境。
位于湖东南岸的四方亭 ，隔湖与双亭对景，亭内磨石子地坪，置石桌、石凳。亭北是临水平台，三面有栏杆。距平台不远的湖水中有3只瓶形的花岗石塔，组成仿“三潭印月”。
水域宽处，观亭台楼榭留倒影：水域窄处，看行人桥上去自如。
乐角亭，造型奇特，每日有退休老人聚集于此引亢高歌，风雨无阻。想必"乐角亭"因此得名？
水边一屋，名"春来茶馆"，木板门已上锁，“阿庆嫂”许是跟阿庆跑单帮去了。
双枫双院和滨水广场，以原百姓舞台广场为基底，通过中式围墙进行围合，形成大小两座院落，供不同群体游客休憩活动，丰富了公园中式景观。
新建的双枫双院，其院墙也采用中式透窗和压顶，与原百姓舞台建筑风格协调一致。
双枫双院里的百姓舞台，此类建筑在其他公园虽然也有，但舞台广场如此之大，还是很少见的。
让人惊讶的是，公园内竟有两处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一是钱氏宗祠，一栋典型的“三进三出”清末民国建筑，青瓦、红砖、白墙；雕梁画栋，丹楹刻桷，层台累榭。内有正房、厢房、下房、雨廊，每个套院内落地高窗，精雕柱梁；外有半环护河。
钱氏宗祠又称春晖堂，已有百年历史，门楼砖雕尤为精美。祠堂坐北朝南，东、南两面环水，南侧以桥相接，内部设有两座天井，四周砌以青砖龙墙。
根据钱氏家谱记载，钱氏宗祠春晖堂于1918年由当代书法家、科学家钱荣民先生曾祖父出资建造，为了纪念唐末五代吴越国王钱镠，并取名为春晖堂，自1918年至1966年一直为钱氏祭祖、婚丧嫁娶等重大活动之殿堂。
春晖堂正门面对一座清秀玲珑、青板石刻小桥，桥宽2米，长3.5米，颖立小桥，豁然开朗。
钱氏宗祠砖雕门楼上的浮雕是钱氏宗祠的一大特色，砖雕门楼正面中央雕有“钱氏宗祠”四个大字，端正古朴，落落大方，在四字上下左右，分别雕有精致的砖雕图案。钱氏宗祠门楼上的砖雕与寻常雕刻山水、花鸟、飞禽、走兽等普通图案的砖雕不同，钱氏宗祠门楼上的八个砖雕都记载了与钱氏先祖相关的历史事件。
以砖雕门楼正面的两幅砖雕为例。左侧的砖雕是“钱镠从军”图，描述的是吴越国王“钱镠从军”的历史事件：画面中有人物4人，钱镠牵马与三位同伴狩猎，二位同伴手持钢叉坐地休息，一位同伴的钢叉上缚着野兔。砖雕画面布置错落有致，富有距离感、层次感，人物雕刻精致细腻、特征鲜明。
右侧的砖雕描述的则是“计走黄巢”的历史事件：钱镠设疑兵计退黄巢20万大军。画面中有人物4个，骑马者钱镠，手持弓、箭，身后跟随2个军卒，还有水井边涉水的老妇人。画面构图均匀，疏密有致，砖雕人物动、静结合。唐广明元年七月（880），黄巢20万大军从安徽进犯浙江，石鉴镇将董昌派偏将钱镠率20 骑侦察，与黄巢军先锋部队遭遇交战。为延迟黄巢大军的进犯，钱镠遂嘱咐正在水井边汲水的老妇人（卖茶老妪）言：“后有问者，告曰：'临安兵屯八百里矣’”，即前面有伏兵。黄巢大军听闻后不知虚实，绕道而行，没有进犯临安。
第一次抗战期间，淞沪会战日本轰炸闸北，钱氏宗祠春晖堂周围建筑几乎全被炸毁，唯独钱氏宗祠侥幸没炸着，幸免留下，钱氏属人慷慨接济饱受战火中难民和松沪杭战中抗战将士，钱氏宗祠并成为国军87师一个团军事驻地，内建地道，外建碉堡。第二次解放上海，成为解放军某部指挥所，解放军下令保护室内外全部文物，秋毫无犯，在炮火连连的“战上海“中，又一次幸免。第三次“文革”，主体建筑终算保留了，室内外文物几乎毁于一旦，红木精刻的钱氏家训，春晖堂匾额，红木家俱，吴昌硕字画，围墙砖雕等古瓷器，古字画，全给红卫兵、造反队毁了，有些文物不翼而飞，仅仅留下一小部分砖雕，还是当年钱氏家人与闸北公园管理人员，冒着“生命危险”，半夜用泥糊上，刷上石灰，写上“毛主席万岁”，才幸免被砸毁。
历尽劫难得幸存，盛世春秋续华章。愿这幢杭州旅沪钱氏三兄弟出资五万两银子建造的百年老宅，永世长存。
公园里的"共和亭"，是为纪念上海解放60周年，于2009年5月建成揭牌的。不知道民国时期国民党是否为纪念辛亥革命先驱宋教仁建过亭子。
民革上海市委领导介绍“共和”两字由来缘由有三：其一，正因有包括民革党员在内的所有有识之士的浴血奋斗，才迎来了上海的解放，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其二，因民主革命先驱宋教仁是为反对专制独裁坚持共和而不惜以身相殉；其三，因闸北公园所在地址恰巧为“共和新路”。
宋教仁（1882-1913），字遁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宋教仁是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也是中华民国初期第一位倡导内阁制的政治家。他1905年加入同盟会，1910年在上海主编《民立报》鼓吹革命，1911年与谭人凤等在上海组织同盟会中部总舍，策划长江流域起义。武昌首义后协助湖北军政府办理外交，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法制院院长。同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任代理理事长。由于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多数，任职后的宋教仁着手准备组织责任内阁，而刺杀就发生在北上会见袁世凯路上。后来普遍认为袁世凯是幕后凶手，不过疑点重重，所以至今没有确凿的结论。
2011年，为了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公园内的宋教仁墓区被单独划分出来，得名“教仁园”。
墓前石座上耸立宋教仁石像，基座前有章太炎书“渔父”两字，座阴有石镌于右任铭词。像后有九级台阶，登石台，有石栏围绕；墓半球状，顶上饰一鹰，以利爪攫一蛇，寓意颇深。
大理石基座上1.5米高的宋教仁坐像，宋身穿西装，左手执书，右手托腮。
宋教仁坐像底座正面刻“渔父”二字，系章太炎篆文手迹。
基座背面刻于佑任撰写的墓志铭：“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纪，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嗟嗟九泉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文革中墓碑被砸成三截，所幸于右任先生题写的墓志铭在墓碑中段，未被砸碎，得以完整保存，真迹幸免被毁。
宋教仁先生陵墓四周遍植龙柏，绿树成荫，庄严肃穆。据载，宋教仁先生陵墓文革中被毁，其尸骨被红卫兵扛着游街并焚毁，上世纪八十年代重修陵墓时仅追回一副眼镜。现陵墓为衣冠冢。
墓身建在260平方米的墓台之上，呈半球形。墓与雕塑两者构图完整，比例恰当，和谐得体。只是此墓为按原样重建。
墓顶雕一展翅雄鹰，脚踏恶蛇，意示惩恶扬善，象征宋氏与封建势力顽强搏斗精神和革命先烈的凌云之志。
公园里的一处钢筋混凝土建筑，高2米许，4米见方，壁厚近米。此建筑南面开有一门，东西北三面各设一个射孔，疑为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军修筑的地堡。
虽经70多年风雨，地堡外墙上的模板木纹和圆盘锯锯痕还十分清晰。可见地堡十分坚固，据说钢筋水泥都是从美国运来的。
细观射孔，外宽内窄，逐阶收缩，射界开阔，应无死角。
战上海的硝烟早已散去，昔日战场的遗迹鲜花盛开，枫藤攀援，人们在暖阳下翩翩起舞。
从闸北公园西门出，门前标志性老建筑——一座西式造型的水塔。
沪上公园中，是有一些园内有塔的，比如松江区的方塔公园内的方塔和浦东新区川沙公园内“黄鹤楼”。不过，类似闸北公园这样造型的高塔，却是绝无仅有。
亭台交错的闸北公园、厚重肃穆的钱氏宗祠，以及公园内教仁先生的雕塑，都让人仿佛置身于从前的上海，却又不失现代公园的便捷。这是一个具有历史底蕴的综合公园，它把闸北公园独特的历史感悄然融合在上海这座繁华的大都市中，当你走进公园，仿佛能够暂时离开都市的喧嚣，静心体悟教仁先生当年先忧后乐的民族情怀，营造独特的历史人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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