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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二十年，干支为甲午，即1894年。这一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中日甲午战争。后世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1894年的清朝将当时的日本帝国海军消灭或者打残，那么在时隔34年之后，日本不会嚣张的进攻中国——七七事变。可惜，清政府失败了，而且由于无心抗战，便派李鸿章和李经芳代表清朝政府与以伊藤博文和陸奧宗光为代表的日方谈判并签订合约。 在马关条约的第五次会谈中，伊藤博文对李鸿章说了这么一句话：“我处境地，总不如中堂之易。中堂在中国，位高望重，无人可能摇动。本国议院权重，我做事一有错失，即可被议。”他的意思是，我的处境跟你是不一样的，我受国家议院监督，一旦做错事，即要遭人训斥和弹劾的，而李宗堂你不一样，你在中国位高权重，即便轻易的让步也没有人对你议论。从字面来看，伊藤博文无非是要说服李鸿章在——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与辽东半岛，赔偿两亿两白银的《马关条约》上签字而已。但为什么这么说，就值得思考。在以王室为天下的清朝，国家就是皇帝的，皇帝爱怎么弄怎么弄。而此刻，李鸿章是享有将中国的土地和财富慷慨的给予日本的权利。李鸿章在此刻比他更大的权限，可以轻易的承诺和给予。而他自己则不能。这便是强大的国民现象。因为议院权利巨大，导致伊藤博文不能轻易让步，而李鸿章则可以，一来王室授权，二来中国的民众根本不可能参政议政，对权力进行监管。所以，最后的签订合约，也是有道理的。设想，如果有强大的国民，由强大的国民选出的对国民负责的议院，那么国家就不会随便的割地赔款，因为它是实在要对人民负责的，当它不再对人民负责的时候，人民也便不再对它负责。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道理。伊藤博文懂，李中堂也不傻。但是，有时候你就没办法。 百年之后，中国迎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报道宣称“大国崛起”。于是怀念，于是学习。从“从走向共和”到“多难兴邦”。走向共和付出了李中堂们一生的心血。而多难兴邦却是几万人的性命。还有几十万人无家可归，背上了沉重的债务。时隔一年的512，中国的媒体们开始讨论过去一年发生在中华大地上异常惨烈的地震，以归纳见长的《新周刊》，第九期刊登了《汶川启示录》一文，政治家总结出地震的十大启示：震出了国家意志和国民行动力，众志成城抗震救灾的景象令国民和世界折服，大写的人，大爱，中国式总理，国民性的伟大，新世代的成人礼，信息透明，民间力量的积极性、敬畏自然。我发现，归纳的都是大写的整体的，很少去关注个体的人。我们敬畏这个敬畏那个，唯独没有敬畏过这个国家的人民，一个个体的人。 这兴许是百年来，中国不断遭受侮辱的原因所在。因为我们总是一副事不关己的姿态，这种事不关己是说，我们总是感觉自己好像能感受这些受难者的痛苦一样，但是事实上是吗？它不是的。它只是一种虚伪的表演。当这个敏感的时间一过，你会发现仍然是“马照跑，舞照跳”，没有人再会提起，直到下一次纪念的到来。至于那么多学校为什么会倒塌，为什么会死亡那么多学生，没有人会给出说明，即便说明也是敷衍的，你能读的到。此外，你什么都得不到。有时候你会感觉那是一幅傲慢的姿态，你爱咋地咋地，总之，它是不会在乎你的。为什么？因为你不是一个强大的国民。它在很多时候也不是为你服务，对你负责的。尽管他一直再强调代表着你的利益。它要做的事情是，你对它负责，而它随时可以撇弃你。 让我们把目光仍然返回到1894年的中日战争，你会发现决定了一八九四的中日战争输赢的，不是两国的财富，而是两种不同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论经济，大清国绝对比日本要强，至少他们都购买德国的战舰，而且，中国购买的战舰，吨位更大，更有威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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