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8年的中国妖术，到底有多恐怖？

  点击视频，5分钟看懂一本好书

后台回复“书单”，领取有书快看精选的200本书

1768年，即清乾隆三十三年，整个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民间妖术事件，后世统称其为“叫魂案”，这些案件在当时造成的影响可谓震惊朝野。

而学者孔飞力正是以此史实为研究对象，有了这本《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当时恰逢盛世，中华大地本该是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一场波及大半个中国的“恐慌”即将从浙江德清的两座寺庙开始，愈演愈烈。

为了争夺香火，德清一座寺庙的和尚四处散布竞争对手“观音殿”的谣言：海宁石匠在去观音殿的必经之路上做了法，路过那里的人都会遭殃。

谣言在当地不断流传，却慢慢演变成了另一种说法：石匠可以将写有人姓名的纸条打进桥桩里，被盗去姓名的人将会生病甚至死去。

再后来，人们开始认为剪去人的发辫便可害人。

在很短的时间里，流言继续发酵和传播，从江南发端，沿着运河和长江向北、向西流传，关于“叫魂”的流言迅速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引发了一场难以收场的闹剧。

下面有书君从皇帝、官僚和民众三个侧重点分析“叫魂”事件的经过。

皇帝：对权力合法性的深度焦虑

“头发”，一直牵动着满族统治者紧绷的敏感神经。

满人与汉人最外在的不同，莫过于发饰，在汉人看来，人体发肤受之于父母，剃发象征着羞耻，是对父母和祖先的亵渎；但光秃的前额与长辫则可以说是满人的种族象征，满人视其为男性阳刚之气的象征。

为了说服臣民成为大清帝国的剃发顺民，统治者一方面从儒家道德理念出发教育百姓：“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异违？”

皇帝就如同你的父亲一般，儿子怎么能和父亲留不同的发饰呢？

另一方面，征服与被征服的历史向来伴随着血腥和镇压，剃发令于1645年正式颁布，汉人剃发意味着归顺清朝的统治，抵抗剃发令的人将会被斩首示众，妻妾儿女发配为奴，父母、兄弟和祖父母都会被流放。

“叫魂”事件却偏偏撞在了剃发的枪口上，“剪发辫”成为导火索，让多疑的弘历不得不认为是有人在背后意图谋反。

这种焦虑让他坐立不安，觉得一定得做点什么来瓦解这场阴谋，严惩谋反者。

虽然“谋反阴谋”令乾隆帝十分焦虑，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公开讨论剪发辫与种族、谋反的联系。

在他看来，民众是易被煽动的，公开寻求具有强大影响和动员能力的“谋反者”会激发民众恐慌情绪，甚至带来暴力事件，造成难以收场的统治危机。

所以皇帝隐秘地发动庞大的官僚机器，利用各地的眼线，制约并督促地方官员，试图平息这一场还未开始的阴谋。

官僚：权力博弈游戏中的“谨慎喝彩者”

面对“叫魂案”，各地官员自觉地秉持了皇帝的处理方式---当自己管理的辖区内出现的剪发辫事件时，官员们并未将其与“叛乱”相联系，而是小心翼翼地打击谣言，将事件的影响控制在自己的权力范围之内。

一切行动，以不引起天子的特别注意为基准。

因此在“叫魂”事件出现的前两个月，没有官员主动上报任何案情。只要自己治下没有危机发生，便相安无事，岁月静好。

一旦案件超出自己处理的权限，例如对被定罪的实行妖术者执行死刑，官员则需要层层上报，将卷宗移送北京，由皇帝亲自审批。

面对“叫魂”事件，各地的官员们经历了由遮遮掩掩到主动出击的过程，因为官员们发现，即使自己封锁了消息，皇帝在当地的亲信还是能够直接将案情上报。

面对皇帝迫在眉睫的斥责和严苛的处分措施，与其被动地等待追问，官员们不如主动出击围捕地方“叫魂者”。

最让官僚们害怕的，还是自己的乌纱帽不保。

从这一动机出发，就不难理解他们的行为了，他们既担心民众因“叫魂”恐惧做出威胁社会稳定的暴力行为，进而影响到自己的仕途，也害怕因处置不力得罪皇帝而遭到问责。

官僚们不断被社会根基和顶层皇权来回拉扯，这让他们不得不熟练地游走于制度之间，对专制统治“谨慎地喝彩”，一边通过惩治“叫魂者”来安抚民众，一边又通过封锁消息来讨好皇帝。

民众：难以摆脱的“流浪者”恐惧

再看民间，十八世纪，中国商业的发展带来了自由迁徙的劳动力，也不可避免地扩大贫富差距，带来了被排除在生产型经济活动之外的异乡人，这些“流浪者”主要包括下层僧侣和乞丐，他们逐渐沦为社会边缘人物。

为什么他们会成为普通百姓、地方官员甚至皇帝本人主要的围捕对象？

原因无外乎是他们既没有清晰的家庭宗族背景，也不是没有政府认证的正式和尚身份，他们只是难以了解底细的外来者和漂泊着的社会边缘人，没有组织联系的纽带。

而广大民众对下层僧侣和乞丐更深层的恐惧，来源于他们的灵魂。

在中国传统民间宗教中，灵魂与躯体的联系是十分脆弱的，妖术则直接干扰这种联系。

家里的亲人即便是去世，也会被记入宗族家谱，被仍在世的亲属后代铭记。

亲人去后，家人会定期祭祀，从而降低他们对人间世界的敌意。

在人们看来，“鬼”就是没有根基的游魂，所谓“孤魂野鬼”，活着的时候没有家庭关系的人，去世后也无家可归。

人们畏惧没有家庭联系和社会地位的人，将这种恐惧与阴间世界的“鬼”直接相关。

更进一步地说，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出发，作者认为在盛世的发展末期，普通群众处于一种“权力的幻觉”之中，“叫魂”妖术流言的迅速扩大体现的是普通人的无力感和他们无权无势的生存状态。

当他们惊觉通过努力来实现追求是无望的，通过制度来换取公正也是无望的时候，他们会更趋向于诉诸阴间的力量，即通过“叫魂”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有书君来做个总结：

其实，十八世纪后期不只是清朝帝国的全盛时期，也是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是“中国悲剧性近代史的前夜”。

在这所谓盛世背景中，作者孔飞力看到了歌舞升平下的祸端，试图寻找帝国其实已走向衰落的历史证据。

皇帝与官员们对妖术本身所展现出的态度是暧昧的。

除了民众表达出了赤裸裸的恐惧，我们甚至难以判断皇帝和官员们对于妖术本身到底是相信还是不相信。

这些焦虑与恐惧糅合了太多与妖术本身无关的因素，正是在这些暧昧不清的焦虑与恐惧中，我们才得以窥见镀金盛世的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