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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是夏文化的遗存，这在考古学界已成为共识。 从时间上讲，二里头文化之后是二里岗早商文化，符合夏商朝代更替的历史发展脉络。 从空间上讲，二里头文化不仅仅局限于豫西一隅之地，它的分布范围北至山西临汾盆地，东至豫东，西至陕西华县，南抵长江北岸，纵横千里，符合广域王权治下的政权特征。  从其自身的考古发现讲，二里头遗址总面积375万平方米，发现有大型宫殿群、手工业作坊、绿松石龙形器以及金字塔式聚落整体结构，所有这些，无不彰显着一个王朝都城的宏大面貌。 所以，虽然二里头遗址至今没有发现自证其为“夏朝”的直接文字证据，但二里头遗址就是夏朝都城，已毋庸置疑。 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二里头遗址测定的碳十四绝对年代上限是不早于公元前1750年（还有说法是公元前1880年），在商朝始年（公元前1600年）已经得到文献和殷墟考古二重证据支撑的前提下，二里头遗址显然只能是夏朝中晚期遗存。  那么夏朝究竟国祚几何呢？《古本竹书记年》记载：“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夏朝的建立时间定为约公元前2070年。 另据《孝经钩命诀》载：“禹时五星累累如贯珠，炳炳若连璧。”五星聚是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在很近的距离内聚在一起，在古代是最顶级的天象。五星聚会非常罕见，平均出现周期是516.33年。  根据天文学测算，从公元前25世纪起，五星聚出现的时间节点分别是公元前2325年、公元前1953年、公元前1576年，公元前2325年早于陶寺（尧都）纪年，排除；公元前1576年为商朝纪年，排除。那么显然，大禹的生存年代正是公元前1953年前后。 所以，无论是把哪个时间作为夏朝创始年，二里头遗址都只能是夏朝中晚期迁都以后的遗存，而非禹、启时的夏朝，二者之间存在约百年的历史空白。 更奇怪的是，按照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王湾三期文化（也叫河南龙山文化）这个发展脉络，在王湾三期文化结束之后，继起的应该就是二里头文化。  但考古却发现，王湾三期和二里头居然是两种不同的文化类型，二者没有直接继承关系，也就是说，他们是两个不同的群体创造的文化，二里头文化似乎是突然出现在豫西的，他们二者之间依然缺失前后衔接。 那么大禹和启时代的早期夏朝究竟在哪里呢？1979年，考古工作者在豫中的郑州新密市新砦村发现了一处全新的文化遗存，命名为新砦文化。经过数十年的考古发掘，最终证实：新砦文化是二里头文化的直接来源，并具备了王湾三期文化的某些特征。  新砦遗址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2050年至公元前1900年，上接王湾三期文化，下接二里头文化，正好填补了夏朝的百年历史空白。 不仅如此，环境考古学研究显示，新砦文化早期曾发生过异常洪水事件，新砦古城发现了用于防御洪水的城防设施。这不得不让我们联想到一个流传了千年的故事：大禹治水。 很显然，新砦文化的大洪水痕迹以及与二里头文化的前后继承关系已经足以证明，新砦文化就是大禹的夏早期文化。  那么新砦文化和王湾三期文化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王湾三期文化后来又去了哪里呢？王湾三期文化承接中原龙山文化，又名河南龙山文化，它的分布地点在豫中、豫西一带，是典型的“土著”居民。而新砦文化却与豫东的造律台文化一脉相承，与王湾三期文化并非同一群体创造，属于“外来户”。 考古发现的造律台文化毁于大洪水，既然豫中的新砦文化源自豫东造律台文化，那么很显然，空间上的变化正是为躲避洪水迁徙所致。众所周知，河南地势西高东低，公元前2000年前后发生的大洪水为千年不遇的特大灾害，豫西甚至更远的陕西、甘肃、青海等地区的洪水无一例外都会下泄到豫东地区，在这种情况下，生活在豫东的夏族群不得不向地势较高的豫中崇山一带迁移发展。  面对豫东夏族群的迁徙，原本生活在豫中的土著—王湾三期文化族群和平接纳了这个外来户。这一点从考古发现中也有体现。 造律台文化定居豫中后，与王湾三期文化呈现出相互融合、和平共处的文化面貌，造律台文化最终演进为新砦文化。 不过，在大洪水退去，豫西洛阳盆地形成大面积的无人区时，新砦文化却突然向周边扩散，汝河流域的临汝煤山遗址、新郑人和寨遗址、郑州东赵遗址均发现了新砦文化和王湾三期文化冲突加剧的痕迹，在“反噬”掉王湾三期文化后，新砦文化最终在豫西形成了二里头文化。  种种考古迹象似乎都在表明，面对突如其来的特大洪水，大禹所带领的夏族群，并未如后世所流传的那样是积极去“治”水，而是在“避”水，从豫东迁豫中，再到豫西创造广域王权，才是夏朝最终建立的基本脉络。 事实上，二里头遗址所发现的农业工具仍以石器为主，在大禹所处的早夏时期，更不可能大量装备青铜工具用来治理洪水，作为领导者的大禹本人也只是“手执耒耜”而已，一般民众恐怕只能使用木石工具。  在这种落后的生产生活条件下，想要治理千年不遇的特大洪灾，难度可想而知。所以，带领族群迁徙甚至争夺更为适合的生存区域，才更符合当时实际，也与当前的考古发现相吻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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