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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期） 因为各种“旧”如此可恨又可怕，全社会避之唯恐不及，能烧的烧，能砸的砸，能批的批，到我上小学的时候，生活确实已经很“新”了。我们的物质生活是穷而且旧的，但是精神生活是新而饱满的。我们甚至都接触不到什么“四旧”，天天“破旧立新”，却不知道那“旧”到底是什么。偶尔我们也能接触到零星旧物，可是我们怎么知道那旧物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寄托什么情感，传递什么信息，保存着什么不为外人所知的故事？ 我们这一代，从小就失去了和传统生活的联系，因此也失去了对“旧”的兴趣，同时也失去了接受、解读“旧”的能力。 我曾在《残红身世已成谜》一文中讲过一个故事： 我老家那一带旧时有个风俗，即新娶进门的儿媳妇，自己都有一个“包囊子”。这“包囊子”的主体正是一本书。讲究些的，是用几十幅小张木板年画订成一个本子；若图省事，用一本现成的书也说得过去。这本书用来夹存一家老小的新旧鞋样，储备不时之需的针头线脑，还收藏些时兴的织布纹样或刺绣用的五彩丝线。如此，一本薄薄的书常常变得鼓鼓囊囊，需要用一块蓝色印染布将其包起捆好。这就是“包囊子”了。 我当然不知道母亲嫁入胡家时她那崭新的“包囊子”是什么模样。待我开始留意时，这个圆鼓鼓的东西已经破旧不堪了。印染布包袱皮儿的蓝色已然变得乌乌暗暗，白色图案全成土黄。里面的书，四角已磨圆，纸张又黄又脆。订书线有黑有白，显然重装过不止一次。封面封底只剩一层软软的暗红花布，当年的袼褙硬壳早已不知去向。 纵是如此，我对这个“包囊子”的好奇向来有增无减。起初是觉得这里面藏着的花花绿绿的东西实在新奇而好玩。上了小学，认得几个字以后，我总想在那本旧书上亮亮阅读的本事，结果很惨：根本认不出几个字。父亲就笑，说那字是“老写的”：“简写的字都不会写几个，你还想看这书？”父亲说的“老写的”，指的是繁体字。随着阅读经验渐多，我终于也能读一些繁体字了，方法就是“顺”：只要一句一句囫囵吞枣往下顺，总会知道“房裏”原来是“房里”，“爺爺”其实是“爷爷”。这时候再去翻“包囊子”里的那本旧书，蓦然发现，那竟然是本《红楼梦》！ “所有的旧书都是封资修，又黑又毒又反动”，这样的观念在我上小学时已经扎根很深了。所以那时我对这本《红楼梦》毫无兴趣，从来也没想到把它读完过。也翻过几回，发现不过是小姐丫鬟老婆子，整天串门，不停说话，家长里短的，都是封建地主阶级的腐朽生活，读它作甚！ 到了八十年代，新与旧的关系渐渐变得正常了，各种版本的《红楼梦》纷纷重新印行，我买了新版，突然想起家里的旧书，于是问起此书的来历。母亲只说是从她娘家带过来的，其他都不记得。是外祖父年轻时买的吗？母亲结婚时谁为她选了这本书？一切都已成谜。有一年我在北京东单中国书店终于见到了这套书的原貌与全貌：亚东重排本，1927年11月印行，平装，全套共六册。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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