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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居深圳的诗人兼翻译家黄灿然2005年曾给《信报》写过一篇文章，说有几天他吃早餐和夜宵时，饭桌上摆着一本好玩的书《People on People: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Biographical Quotations》，他翻译成《臧否人物：牛津引语实录词典》。书中所收，都是名人评论另外名人的话；说评论有点太客气了，该是讥讽、嘲笑、调侃，只是话都说得漂亮，连尖酸刻薄都充满智慧，远不是街头泼妇骂街式的胡闹。 文章中黄灿然先引了施瓦辛格与批评家克利夫·詹姆斯的一个回合。施瓦辛格说自己：“谁也无法描述我。所以别白费心机。有人想解释我，但就连我自己也解释不了自己呢。”詹姆斯却知难而上，“他（施瓦辛格）看上去就像一个塞满胡桃的褐色避孕套。”呵呵，就这么好玩。
英国戏剧家萧伯纳写评论写小册子写剧本，惯走尖刻、锐利的路子，不惜走极端，有“语不伤人死不休”的风格。《臧否人物》中引了他一句话，黄灿然评价为“一语伤三人，够恶毒”。萧伯纳说：“当我拿自己的思想来度量莎士比亚的思想，我发现除了荷马之外，没有一个著名作家像他那样令我如此彻底鄙视，哪怕是我所鄙视的司格特爵士也比不上。” 当年读《信报》上这篇文章读到这里，对萧伯纳兴趣大增，于是在书房里找出一本《萧伯纳与爱伦·泰瑞情书》，翻了翻，发现他不管写什么文字，笔下总不留情，一味图自己痛快。他喜欢用对比的句式，说一些读起来过瘾却无法证明准确与否的话。他一度欣赏英国著名演员亨利·欧文，希望他砸烂传统戏剧，走易卜生倡导的新戏剧道路。可是他认为欧文竟然回到了老路上，于是评价说：“在公众眼中，他从未向后看；但在我的眼中，他从未向前看。”欧文聘请了萧伯纳一度深爱却没怎么见过面的女演员爱伦·泰瑞出任女主角，萧伯纳说了句好话，却怎么听怎么别扭。他说：“这是他（欧文）第一次，同时也是最后一次明智的举措。”泰瑞在萧伯纳的鼓动下离开了欧文的兰心剧院，他高兴了：“她的离去与其说是最后一次为他效劳，不如说是第一次为自己负责。” 骂人者亦被骂。萧伯纳口无遮拦，“一语伤三人”，惹恼了别人，热闹了众口。一干名人又怎么回击萧伯纳？多亏黄灿然将收入《臧否人物》中的这些妙语译了出来，我们可以体会洋名人之间是如何“相轻”的。（黄灿然文章见2005年8月27日《信报》文化版）
奥威尔说：“萧伯纳对莎士比亚的所有攻击的基础，实际是这样一个指控（当然，这指控属实），即莎士比亚不是一位开明的费边社成员。”这是拐着弯讥讽萧伯纳的费边社成员身份了。费边社是英国一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组织，创立于1883年。这个组织提倡温和的社会主义，要求社员逐渐渗入保守党和自由党，避免采取激进措施。萧伯纳1884年加入，迅速成为中坚分子。他很看中自己这一身份。他和女演员爱伦·泰瑞有过一场持续几年的纸上恋爱：经常通信，不常见面。他们的住所相隔不过20分钟路程。可是萧伯纳认为他们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她身处落后一个世纪的剧院里，而我则身处先进一百年的政治团体（费边社）中。”难怪奥威尔要郑重其事的拿费边社说事。 写至此我“灵机一动”：奥威尔《1984》小说名字的来历，不会与此有关吧！又是“1884”，又是“先进一百年”，岂不正是1984？ 奥威尔评萧伯纳的话还算温和。另一位作家维维安·莱赫就开始出花样了——“萧伯纳像一列火车，你读他的作品只是坐在原位上讲话。但读莎士比亚就像在海里洗澡——你想游到哪里都行。” 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话就说得俏皮多了：“萧伯纳让我高兴，他真是令人敬畏。他能打击我的敌人，还有我所爱戴的人的敌人，而我永远做不到。” 同样以尖酸刻薄著称的爱尔兰作家奥斯卡·王尔德，对萧伯纳有一句极挖苦的话，是“以毒攻毒”的范例。他说：“萧伯纳在世界上没有一个敌人；而他的朋友没有一个喜欢他。” 另有一位戏剧评论家也加入了讥讽萧伯纳的阵营：“看罢萧伯纳的戏，我们才知道，为了他的序言，我们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 文人学人相轻互骂是很容易做到的事，几乎是不用苦学即能熟练掌握的本领，可是，辩论也罢，讥讽也罢，话要说得漂亮，说得有趣，说得有智慧，就不太容易了。我们也经常见周围的文人们争论问题，他们争着争着就开始人身攻击了。人身攻击多容易啊，可见越是容易做到的事越不好玩儿。
开头提到的如此好玩的这本书，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了，20年后似乎也没见我们这里哪家出版社引进此书。恨只恨此书不是一本诗集，否则灿然兄早就翻译出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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