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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上海的钟锦教授把我介绍到一个《鲁拜集》翻译者、研究者、收藏者组成的微信群里，参加他们主办的“中国《鲁拜集》首届研讨会”。当时疫情中的“鲁拜雅集”当然是一次视频聚会，参加者按次序一一出镜发言，有主持，有评点，有译文研讨，有插图分析。会后各位的文稿印成一本小册子留作纪念。会前我和与会诸位素昧平生，转眼一年过去，迄今也没有机会相见。疫情一过，大家都忙，第二届视频研讨会的组织又变得不容易了。 匆忙中我的发言只讲了一个故事框架，推论的成分多，来不及搜集资料做实证分析。我的推测是，《鲁拜集》上个世纪在中国的传播，只是单纯“译诗”而已，插图创作、书籍设计、版本种类、制作材料等方面，和同时期的欧洲相比，大异其趣，差距明显。我的“假设”是，近代西方印刷术，不论手动机械还是自动机器，清末民初陆续引进到中国时，其一体两面的书籍文化并未完整引进过来。我们只选了实用的、功利的技术，而顾不上吸收人家源远流长的书籍艺术。我发言的题目是：“西方“鲁拜大戏”上演时，我们错过了什么？”我是只提出了问题，答案却给得不充分。 这几天读《谷腾堡在上海》一书，我意外找到了支持我论点的证据，而这个证据本身也颇让我意外。 十九世纪上半叶，传教士们十分热衷于把现代印刷术引进到中国。他们研发汉字金属活字用力甚劬，但并不成功，因为中国读书人觉得其字型太丑，有辱斯文。他们因此知道，字是否好看，是否有书法意趣，对书籍在中国的传播至关重要。因为汉字活字的字模制造和字型设计在审美层面始终不能过关，中国的书籍生产者很少有人采用西方印刷术，宁可继续雕版印刷。到了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印刷工业的最新发明和最新机器蜂拥而至，立志变法救国的仁人志士们已完全明白机器的力量远胜雕版。但是他们面临一个选择：铅印、石印等技术、机器俱在，选哪一种先印起来呢？ 他们选择了石印。石印术印制中国书画惟妙惟肖，翻印古籍十分方便，书写上版，效率也大大高于雕版写刻，甚至可以随画随印。于是以点石斋为代表的民族石印业忽然蓬勃发展起来。 石印虽然易于翻印旧籍，留住墨趣，但毕竟与活字印刷机械化的工业大趋势不符。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的印刷资本既研发出了自己的印刷机，也设计出了符合汉字美学的字体，石印产业即迅速衰落下去，到了二三十年代，上海的现代民族印刷工业已经相当繁荣了。 这和“鲁拜大戏”有什么关系？关系甚巨，今天无法详述。简单说，《鲁拜集》作为书籍之美载体的黄金时代约在1890-1920之间。那也是欧洲印刷书籍艺术的黄金时代。可是，当时的中国却不具备完整引进西方书籍文化的条件。其一，那并非彼时变法大业或革命浪潮之急需；其二，中文的活字印刷技术与艺术都不成熟；其三，因中国书籍之美讲究书法意趣，石印术兴盛一时，而石印并非承载整体的印刷文化；其四，当中国民族印刷业趋向成熟时，“鲁拜大戏”已经落幕，一战、二战如火如荼，而中国也是抗日战争连着解放战争，书籍的使命早已转为参加战斗，谁还顾得上书籍之美的事呢？ 所以，现在，终于到了好好研讨一番当年未及领会的整体书籍观的时候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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