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国华：论汉光武帝对乌桓的治理方略

Kath2633 2021-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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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研究》专辑

论汉光武帝对乌桓的治理方略

赵国华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汉光武帝对乌桓的治理方略包括三个层次，从军事征伐到金爵笼络，再从金爵笼络到制度管理，其中军事征伐是削弱乌桓的基本手段，金爵笼络是联结乌桓首领的关键因素，制度管理是治理乌桓的终极目标。这一方略的形成和实施，在较短时间内解决了乌桓问题，从而对东汉王朝、乌桓乃至东北亚地区，都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关键词：东汉乌桓汉光武帝边疆治理

汉光武帝对乌桓的治理方略，直接关系到东汉王朝北部边疆的安全稳定，也影响到乌桓社会的发展前景，是东汉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拟从边疆治理的角度，叙述和分析汉代乌桓的政治生态，东汉王朝和乌桓的互动关系，揭示光武帝治理乌桓的措施及其实践意义。

一

乌桓，本是东胡的一个分支，西汉初年被匈奴冒顿单于击破，据守在乌桓山（在今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因以山名为族号。乌桓部族“俗善骑射，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以穹庐为宅”[1]，还处于早期文明时代。从地理位置来看，乌桓南临汉朝，西接匈奴，北连鲜卑，东望高句丽，具有特殊的地缘关系。这种地缘关系使乌桓与汉朝紧密相连，也与匈奴、鲜卑等部族休戚相关，在一定程度上支配着乌桓的历史命运。

西汉中期，汉武帝对匈奴开展大规模的反击，长期受匈奴奴役的乌桓被迫卷入战争。元狩四年（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发起漠北之战，分别击破匈奴单于和左贤王，“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2]，匈奴左部人去地空，汉朝廷“因徙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为汉侦察匈奴动静。其大人岁一朝见，于是始置护乌桓校尉，秩二千石，拥节监领之，使不得与匈奴交通。”[3]这是汉朝管控乌桓的开端，其中设置护乌桓校尉的目的，主要是保护和监视乌桓，断绝乌桓与匈奴的联系，而乌桓首领统辖其部众，迁徙到汉朝东北五郡塞外，每年要到京城长安朝觐。汉朝廷从制度层面确立了对乌桓的治理模式。

经过汉武帝的持续打击，匈奴的势力受到削弱，而乌桓的力量逐渐壮大。随着匈奴西遁和南迁，乌桓部族不断地西迁，最远到达今鄂尔多斯草原[4]。汉昭帝时期，乌桓族人“发掘匈奴单于冢，将以报冒顿所破之耻”[5]，与匈奴处于敌对关系。元凤三年（前78年），匈奴壶衍鞮单于征调骑兵二万人，向东进击乌桓。大将军霍光得到报告，任命中郎将范明友为度辽将军，率领骑兵二万人，从辽东郡出击匈奴。匈奴骑兵劫杀乌桓族人，而后迅速撤退。范明友未能截击匈奴，就趁机进攻乌桓，斩杀乌桓六千多人，俘虏三名乌桓首领[6]。从此以后，乌桓再度侵扰幽州，屡次被范明友击退。直到汉宣帝时期，随着边疆治理的推进，汉朝北部边郡较为安定，乌桓部族转而居边守塞，又降附于汉朝。

到了新朝，为了彻底打垮匈奴政权，王莽大规模地征发兵役。其中，“使东域将严尤领乌桓、丁令兵屯代郡，皆质其妻子于郡县。乌桓不便水土，惧久屯不休，数求谒去。莽不肯遣，遂自亡畔，还为抄盗，而诸郡尽杀其质，由是结怨于莽。”[7]与此相反，匈奴乌累单于见机行事，利诱乌桓首领为属吏，笼络剩余的乌桓族人，使他们归附于匈奴，继续侵扰新朝北部边郡。

从以上史实来看，汉武帝时期击破匈奴左部，把乌桓迁移到东北五郡塞外，设置护乌桓校尉，藉以保护和监视乌桓，使乌桓首领定期朝觐，这是治理乌桓的成功经验。新朝末期，王莽驱使乌桓攻打匈奴，却以杀戮质子与乌桓结怨，乌桓首领反而归附匈奴，这是管控乌桓的失败教训。这些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给光武帝治理乌桓提供了历史借鉴。

二

新朝灭亡以后，北部边疆陷入混乱状态。乌桓没有建立独立政权，主要依附于匈奴，效命于地方割据势力，经常侵扰北部边郡。光武帝经略河北期间，曾经任命吴汉、耿弇为大将军，“持节北发十郡突骑”[8]，参与进攻邯郸之战。所谓“十郡”，指幽州所辖涿郡、渤海、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玄菟、乐浪九郡和广阳国；所谓“十郡突骑”，又称“幽州突骑”，指从幽州征发的擅于冲锋陷阵的骑兵部队；这支部队中乌桓族人占有一定的数量，所以亦称乌桓突骑。

建武元年（25年）六月，东汉王朝建立以后，光武帝致力于统一全国，逐个消灭地方割据政权。乌桓与匈奴连结在一起，凭借骑兵作战的优势，经常侵扰东汉王朝北部边郡，给代郡以东地区的民众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后汉书·乌桓列传》记述：

光武初，乌桓与匈奴连兵为寇，代郡以东尤被其害。居止近塞，朝发穹庐，暮至城郭，五郡民庶，家受其辜，至于郡县损坏，百姓流亡。其在上谷塞外白山者，最为强富。[9]

这里说的白山乌桓，生活在今河北沽源境内，是乌桓部族中一个较强的邑落，主要是侵扰上谷郡。光武帝应对乌桓和匈奴侵扰的措施，是选派一些开国将领担任北部边郡太守，采取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一面加强北部边郡的军事力量，随时反击匈奴和乌桓的侵扰，一面调动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构筑北部边疆的防御系统，维护北部边郡的安全和稳定。其中，王霸、祭肜分别担任上谷、辽东太守，在边疆治理方面留下了显著的政绩。

建武九年（33年），为了消灭卢芳在五原建立的割据政权，光武帝派遣大司马吴汉统领横野大将军王常、建义大将军朱祐、讨虏将军王霸和破奸将军侯进所部5万多人，进攻高柳。因为作战失利，吴汉返回洛阳，指令朱祐驻守常山郡，王常驻守涿郡，侯进驻守渔阳郡。同时光武帝特意下诏，“拜霸上谷太守，领屯兵如故，捕系胡虏，无拘郡界。”[10]此后，王霸一直任职于上谷郡，长期与匈奴和乌桓交战，直到南匈奴和乌桓归附汉朝。《后汉书·王霸传》记述：

是时，卢芳与匈奴、乌桓连兵，寇盗尤数，缘边愁苦。诏霸将弛刑徒六千余人，与杜茂治飞狐道，堆石布土，筑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余里。凡与匈奴、乌桓大小数十百战，颇识边事，数上书言宜与匈奴结和亲，又陈委输可从温水漕，以省陆转输之劳，事皆施行。后南单于、乌桓降服，北边无事。[11]

王霸担任上谷太守，从建武九年到永平二年（59年），经历了26年时间。为了抵御匈奴和乌桓的侵扰，光武帝诏令王霸率领弛刑徒六千多人，与骠骑大将军杜茂一道，负责修筑飞狐道。这条通道东起代郡高柳，西到雁门郡平城，延绵三百余里，构筑起一道边塞防御系统。在担任上谷太守期间，王霸与匈奴、乌桓大小数十百战，曾经多次给光武帝上书，建议朝廷与匈奴和亲。这些对光武帝治理乌桓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祭肜是征虏将军祭遵的堂弟，早年被光武帝任命为黄门侍郎，历任偃师县长、襄贲县令。“当是时，匈奴、鲜卑及赤山乌桓连和强盛，数入塞杀略吏人。朝廷以为忧，益增缘边兵，郡有数千人，又遣诸将分屯障塞。帝以肜为能，建武十七年，拜辽东太守。”[12]辽东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诸郡都是匈奴、乌桓和鲜卑侵扰严重的地区。祭肜担任辽东太守，从建武十七年（41年）到永平十二年（69年），经历了28年时间，在应对匈奴、乌桓和鲜卑侵扰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活动。《后汉书·祭遵列传》记述：

建武十七年，拜辽东太守。至则励兵马，广斥候。肜有勇力，能贯三百斤弓。虏每犯塞，常为士卒前锋，数破走之。

肜以三虏连和，卒为边害，二十五年，乃使招呼鲜卑，示以财利。其大都护偏何遣使奉献，愿得归化，肜慰纳赏赐，稍复亲附。其异种满离、高句骊之属，遂骆驿款塞，上貂裘好马，帝辄倍其赏赐。

初，赤山乌桓数犯上谷，为边害，诏书设购赏，切责州郡，不能禁。肜乃率励偏何，遣往讨之。永平元年，偏何击破赤山，斩其魁帅，持首诣肜，塞外震詟。[13]

这里所谓“三虏”，指匈奴、鲜卑及赤山乌桓。赤山乌桓生活在内蒙古赤峰境内，也是乌桓部族中一个较强的邑落。在担任辽东太守期间，祭肜采用征讨和利诱相结合的手段，有效地打击和削弱了赤山乌桓和鲜卑势力，维护了北部边疆的稳定。因此，“肜之威声，畅于北方，西自武威，东尽玄菟及乐浪，胡夷皆来内附，野无风尘。”[14]

然而，乌桓作为一个游牧部族，带有较强的地域流动性，致使汉朝边郡难以管控。即使向南迁徙以后，乌桓部族接受北部边郡的征调，协助进攻匈奴和鲜卑，有时仍会联合匈奴和鲜卑，反过来侵扰北部边郡。所以，直到建武二十年（44年），东汉王朝北部边疆仍处于军事防御状态。这年秋天，伏波将军马援平定交趾徵侧、徵贰，率军返回洛阳。在到达洛阳之前，有许多故人前来迎贺，其中孟冀与马援有一段对话，开启了继续征讨乌桓的进程。《后汉书·马援列传》记述：

援曰：“方今匈奴、乌桓尚扰北边，欲自请击之。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邪！”冀曰：“谅为烈士，当如此矣。”还月余，会匈奴、乌桓寇扶风，援以三辅侵扰，园陵危逼，因请行，许之。自九月至京师，十二月复出屯襄国。……明年秋，援乃将三千骑出高柳，行雁门、代郡、上谷障塞。乌桓候者见汉军至，虏遂散去，援无所得而还。[15]

这里作一点分析，在马援和孟冀看来，要想保住既有的功名，或者成为一位“烈士”，就必须投身于北部边疆，在与匈奴、乌桓征战中建立新功。“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这一豪言壮语的迸发，竟然牵连着马援的前途。所以，马援回到洛阳，只过了一个多月，又领兵驻守襄国。建武二十一年（45年）秋天，马援率领骑兵三千人，从高柳出发，连续巡行雁门、代郡、上谷三郡边塞系统。不过，关于这次军事行动，《后汉书·乌桓列传》另有记述：

建武二十一年，遣伏波将军马援将三千骑，出五阮关掩击之。乌桓逆知，悉相率逃走，追斩百级而还。乌桓复尾击援后，援遂晨夜奔归，比入塞，马死者千余匹。[16]

曹魏史学家王沈编纂的《魏书》亦有记述：

光武定天下，遣伏波将军马援将三千骑，从五原关出塞征之，无利，而杀马千余匹。乌桓遂盛，钞击匈奴，匈奴转徙千里，漠南地空。[17]

参照上述引文，在这次军事行动中，光武帝派遣马援率领骑兵三千人，从五阮关出塞，主要是为了袭击乌桓。因为乌桓族人侦察到汉军的动向，提前主动撤退，使马援没能达到作战目的，而等马援引兵撤退时，又尾随追击汉军，迫使马援连夜逃入塞内。经过这次作战，乌桓部族有所壮大，转而攻击匈奴，逼迫匈奴向北迁徙，以致漠南人去地空。

三

随着北部边疆形势的转变，鉴于马援征讨乌桓的失败，加上乌桓与匈奴的争斗，光武帝对乌桓的治理方略，也做出了适应性的调整。

（建武）二十二年，匈奴国乱，乌桓乘弱击破之，匈奴转北徙数千里，漠南地空，帝乃以币帛赂乌桓。[18]

显然，乌桓之所以能击破匈奴，主要得益于匈奴的内乱。匈奴族人的北迁和漠南地区的空虚，引起了光武帝的关注。光武帝随即派出使者，主动地与乌桓联络，用金钱丝帛贿赂乌桓首领。从其后乌桓首领的反应来看，这种利诱手段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建武）二十五年，辽西乌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率众向化，诣阙朝贡，献奴婢、牛马及弓、虎豹貂皮。[19]

这次郝旦到洛阳朝贡，竟然带领随从九百二十二人，向汉朝廷进献奴婢、牛马和一些珍贵物品。这样规模的朝贡作为一个重大事件，标志着乌桓和汉朝的关系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不过，汉朝廷要有效地治理乌桓，还必须针对乌桓建立相关的制度。因此，光武帝相继采取了三项措施，其中，第一项措施是在郝旦朝贡之际，分封乌桓首领。

是时，四夷朝贺，络驿而至，天子乃命大会劳飨，赐以珍宝。乌桓或愿留宿卫，于是封其渠帅为侯王君长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内，布于缘边诸郡，令招来种人，给其衣食，遂为汉侦候，助击匈奴、鲜卑。[20]

据此可知，光武帝治理乌桓的方式，首先是分封乌桓首领，把他们纳入汉朝的统治秩序，与汉朝廷结成君臣关系。经过光武帝的分封，乌桓首领郝旦等人作为侯王君长，带领他们的部众迁徙到北边诸郡，同时招徕其他乌桓族人，由北边诸郡供给衣食。这一措施改变了汉武帝时期对乌桓的管控方式，即把乌桓从塞外迁徙到塞内，其迁徙范围从原先的五郡扩大到十郡[21]，乌桓族人迁徙到塞内生活，有助于增强他们与边郡民众的联系，从而加快他们被汉化的进程。

第二项措施是重新设置乌桓校尉。

在分封乌桓首领之时，司徒掾班彪上书称：“乌桓天性轻黠，好为寇贼，若久放纵而无总领者，必复侵掠居人，但委主降掾史，恐非所能制。臣愚以为，宜复置乌桓校尉，诚有益于附集，省国家之边虑。”[22]这分明是考虑到乌桓首领习惯于掠夺人口的非法行为，强调设置专门机构以治理乌桓的重要性。光武帝采纳班彪的建议，在上谷郡宁城县修建营府，重新设置了乌桓校尉。《后汉书·乌桓列传》记载：

于是始复置校尉于上谷宁城，开营府，并领鲜卑，赏赐质子，岁时互市焉。[23]

班彪所谓“乌桓校尉”，又称护乌桓校尉、领乌桓校尉，是汉朝治理乌桓的军政长官。据《续汉书·百官志》所载，“护乌桓校尉一人，比二千石。”“置从事二人，有事随事增之，掾随事为员。”应劭《汉官》注解说：“拥节。长史一人，司马二人，皆六百石。并领鲜卑，客赐质子，岁时胡市焉。”[24]这是说乌桓校尉秩比二千石，与校尉、都尉属于同一级别，其属吏有长史、司马，其职责是保护和监视乌桓族人，兼领鲜卑部族，具体负责赏赐乌桓质子，管理边境贸易事务。

第三项措施是全面恢复北部边郡。

东汉王朝建立之初，因为处于战乱频发的环境，北部边郡难以自存。建武六年（30年），汉朝廷下令迁徙云中、五原郡民众于常山、居庸之间。这是一种不得已的自救措施，不利于维护北部边疆的安定。所以，到了建武二十六年（50年），南匈奴和乌桓向塞内迁徙，“于是云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门、上谷、代八郡民归于本土，遣谒者分将施刑补理城郭。”[25]次年，赵憙出任太尉，提出了恢复北部边郡的建议。

是时南单于新称藩，乌桓始入朝，上命喜思安边之策，为长久之计。喜乃议复代郡、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郡。[26]

有关恢复北部边郡的建制，《后汉书·赵憙列传》亦有记述：

时南单于称臣，乌桓、鲜卑并来入朝，帝令憙典边事，思为长久规。憙上复缘边诸郡，幽并二州由是而定。[27]

这说明南匈奴和乌桓的归附，给恢复北部边郡提供了安全保证，而北部边郡民众返回原籍，也要求及时地恢复北部边郡。乌桓部族被迁徙到塞内，安置在北部边郡，虽然并未改变原有的社会组织形式，但随着北部边郡的恢复，也被纳入北部边郡管理体系。

需要指出的是，在南匈奴和乌桓内附之际，汉朝廷内部仍有人坚持军事手段，请求征讨匈奴。建武二十七年（51年），左中郎将臧宫、杨虚侯马武上书朝廷，请求派兵征讨匈奴，他们拟定的作战计划是：

今命将临塞，厚县购赏，喻告高句骊、乌桓、鲜卑攻其左，发河西四郡、天水、陇西羌胡击其右。如此，北虏之灭，不过数年。[28]

这一作战计划是趁着匈奴衰弱，以高句骊、乌桓、鲜卑为左臂，以河西四郡、天水、陇西、羌胡为右臂，配合汉军的正面进攻，企图彻底地消灭匈奴。然而，臧宫、马武的建议未获允准，光武帝特意下诏回复说：

《黄石公记》曰：“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仁之助也，强者怨之归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乐乐人；无德之君，以所乐乐身。乐人者其乐长，乐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舍远谋近者，逸而有终。逸政多忠臣，劳政多乱人。故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残灭之政，虽成必败。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惶，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且北狄尚强，而屯田警备传闻之事，恒多失实。诚能举天下之半以灭大寇，岂非至愿；苟非其时，不如息人。[29]

在这封诏书中，光武帝借用《黄石公记》的刚柔观念，阐释了为君之道和为政之法，称赞舍远谋近，反对舍近谋远，继而援引孔子有关祸起萧墙的论述，结合北部边疆的实际情形，否定了臧宫、马武的建议。这集中体现出光武帝“以柔道治天下”的统治思想。正因为有光武帝的明确抉择，“自是诸将莫敢复言兵事者”[30]，汉朝廷从战时状态转入正常轨道。

综上所述，光武帝对乌桓的治理方略，包括军事征伐、金爵笼络、制度管理三个层面。军事征伐是削弱乌桓的基本手段，金爵笼络是联结乌桓首领的关键因素，制度管理是治理乌桓的终极目标。从时间上看，这一方略是从军事征伐到金爵笼络，再从金爵笼络到制度管理，依次逐步地展开。在这一方略形成和实施过程中，光武帝始终担负着决策者的责任，王霸、祭肜、马援、班彪和赵憙等人都发挥了不同的作用。

四

东汉初期的边疆问题，具有全方位的严峻态势，包括匈奴、乌桓、鲜卑等部族和西域、交趾等地区，都发生过大规模的动乱。光武帝处理边疆问题，坚持以中原为根本的原则，大抵采取了三种方式：对待匈奴、乌桓和鲜卑，是征讨、分化和安抚；对待交趾二徵暴动，完全以征讨为手段；对待西域诸国，则暂时放弃管控。其中，光武帝对乌桓的治理方略，在较短时间内解决了乌桓问题，对于东汉王朝、乌桓乃至东北亚地区，都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汉代边疆治理的重心在于北部边疆，从汉高祖到武帝，从汉宣帝到元帝，再到新朝，应对匈奴的侵扰有两种基本方略：和亲和征讨。与匈奴和亲，只能换来边疆地区的短期安定；长时间和大规模地征讨匈奴，势必消耗汉朝的军事力量，甚至导致国家财政亏空，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大概是借鉴这些历史经验，光武帝应对匈奴、乌桓和鲜卑的侵扰，不再单纯地依靠大规模的战争，而尽可能地降低战争的成本，在近30年内借助于军事征伐、金爵笼络和制度管理，基本上实现了北部边疆的安全稳定。永平二年（59年）正月，汉明帝亲临明堂，举行祭祀光武帝仪式，公卿列侯参加祭典，“乌桓、濊貊咸来助祭，单于侍子、骨都侯亦皆陪位。”[31]因为乌桓、濊貊和南匈奴参加祭典，这一祭祀仪式可以视为对光武帝治理边疆的充分肯定。特别是乌桓部族迁徙到塞内之后，“及明、章、和三世，皆保塞无事”[32]，维护了北部边疆的安全稳定。

自从东胡被匈奴击破以降，乌桓部族的发展呈现出逐步南迁的态势，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乌桓被迁徙到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建武二十五年，乌桓被迁徙到辽东属国、辽西、右北平、渔阳、广阳、上谷、代郡、雁门、太原、朔方十郡塞内。乌桓部族从塞外迁徙到塞内，有利于乌桓族人与汉族的融合，也有利于乌桓社会的持续发展，从而加快了乌桓迈向文明的步伐。同时，随着乌桓社会的持续发展，乌桓部族衍生出许多邑落，如生活在辽东者称“辽东乌桓”，在辽西者称“辽西乌桓”，在雁门者称“雁门乌桓”，在朔方者称“朔方乌桓”。到了东汉后期，乌桓部族作为一支较强的地方势力，仍旧活跃在北部边疆。

汉代东北亚地区的部族和政权，包括高句丽、沃沮、濊貊、夫余、韩和倭国，被统称为东夷。匈奴、乌桓和鲜卑的兴衰及其相互关系的转化，不仅改变了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生态，而且影响到东汉王朝与东夷的关系。据《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述，建武六年（30年），光武帝分封沃沮、濊貊首领为县侯，沃沮、濊貊首领则按岁时朝贺。建武八年（32年），高句骊遣使朝贡，光武帝恢复高句骊王的名号。建武二十年（44年），马韩人苏马諟等到乐浪郡进贡，光武帝分封苏马諟为廉斯邑君，使归属于乐浪郡。建武二十五年（49年），夫余王遣使朝贡，光武帝给予优厚回报，彼此交往得以畅通。到了中元二年（57年），倭国使人自称大夫，前来洛阳朝贡，被光武帝赐以印绶。这样一来，东汉王朝主导的东北亚秩序，推动了这一区域的外交往来，营造出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

注释

[1] 《三国志》卷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书》，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32页。

[2] 《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911页。

[3] 《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81页。

[4] 参见马长寿：《乌桓与鲜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8—29页。

[5] 《三国志》卷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书》，第833页。

[6] 此役汉朝廷出兵的人数，《汉书》卷七《昭帝纪》曰：“以中郎将范明友为度辽将军，将北边七郡郡二千骑击之。”（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29页。）《三国志》卷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书》曰：“遣度辽将军范明友将三万骑出辽东追击匈奴。”（第833页。）《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曰：“遣度辽将军范明友将两万骑出辽东邀匈奴。”（第2981页。）按以上记述相差较大，尚待考实。

[7] 《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第2981页。

[8] 《后汉书》卷十八《吴汉列传》，第676页。按：《后汉书》卷十九《耿弇列传》曰：光武帝“拜弇为大将军，与吴汉北发幽州十郡兵。”（第706页。）此次征发幽州兵，当由吴汉、耿弇分头行动。

[9] 《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第2982页。

[10] 《后汉书》卷二十《王霸列传》，第737页。

[11] 《后汉书》卷二十《王霸列传》，第737页。

[12] 《后汉书》卷二十《祭遵列传》附祭肜，第744页。

[13] 《后汉书》卷二十《祭遵列传》附祭肜，第744—745页。

[14] 《后汉书》卷二十《祭遵列传》附祭肜，第745页。

[15] 《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列传》，第841—842页。

[16] 《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第2982页。

[17] 《三国志》卷三十《乌丸传》注引《魏书》，第833页。

[18] 《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第29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