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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与国别的关系、区域研究与国别研究的关系、区域的建构性、区域研究的特性模式与宗旨等问题，是区域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区域”作为一种研究领域，与“国别”有所不同，区域既是客观存在，更是主观建构，具有宏观性、整体性、立场性的特征。区域研究既有跨学科、超学科的特性，又要靠“区域 学科”这样的研究模式来体现，从而形成区域文学、区域史学、区域哲学、区域政治学、区域经济学等一系列分支学科。区域研究的根本宗旨是建构区域的“共同历史”“共同文化”乃至“区域共同体”，尤其是文化共同体和审美共同体；它还作为“东方学/西方学”下的一个次级概念，将各种具体的区域研究统御起来，并在“国别研究→区域研究→东方学/西方学→世界体系研究”这一学科序列中明确地定位与定性。 王向远，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方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中国，“国别和区域研究”或“区域研究”作为学科范畴是进入21世纪之后才被提出来的。2013年“国别和区域研究”被正式列为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五个研究对象（包括外国语言、外国文学、翻译研究、国别和区域研究、比较文学研究）之一，一些具备条件的外文系陆续设立了相关的区域研究学科或专业，组成了相应的研究机构和团队，还创办了专业刊物。但是要形成和建立一个新的学科，首先要有学科理论的建设，它是学科的指导思想与理论基础。学科理论建设跟不上，学术研究就难以持续和深化。然而，由于区域研究在中国提倡不久，学科理论建设较为薄弱。除了外来的“民族国家”及“想象的共同体”之外，所能使用的理论概念十分有限。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虽然国内外学者对区域国别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较长时间的探索和总结，但总体上还不够系统和成熟。”现有的关于“区域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文章只有十几篇，而且主要论及政策解读、机构建设与人才培养等问题，而中国的“区域研究”学科理论的内在建构问题很少得以深入探讨。实际上，无论国外还是国内，以“区域”为单元的学术研究模式早就存在了。在我国，既有关于东方（亚洲）研究、作为国学之自然延伸的“东方学”，也有站在中国立场上研究西方和西学的“西方学”，都已经形成了悠久的学科历史，具有了一定的学科理论基础，与“区域研究”有着密切的关联。许多理论问题，尤其是两者的学术模式、研究宗旨问题，在根本上是大体相同或相通的，属于共有的一般理论问题；同时，“区域研究”的学科建构也有一些特殊的理论问题，主要是区域与国别的关系、区域研究与国别研究的关系、“区域”的建构性与“区域研究”的特性等。这些一般理论问题与特殊理论问题加在一起，构成了区域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 从国外的情况来看，在“区域研究”概念明确提出之前，无论是欧美还是日本，都已经有了与区域研究密切相关的学科——“东方学”的存在。但“二战”期间及战后，随着国际关系中一些区域化现象的形成，有不少政治学、经济学、国际关系学等领域的学者，更多地介入全球与区域问题，服务于现实国际关系研究，创立了作为应用研究的区域学（一译“地区学”）学科，其中西方学者对于东方的区域研究可以说是传统的东方学在当代的一种嬗变形态，研究的区域范围主要有东亚、中东、东南亚、北非、非洲、东欧等。进入21世纪以后，尤其是最近几年，“区域研究”或“国别和区域研究”等学科概念在中国也被明确提出，显然是受到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区域研究的启发与影响。其实，从学术史上看，作为以“区域”为单元的学术研究在中国有关学科的研究实践中早已开始使用了。例如，历史学中有区域史研究，经济学中有与“世界经济”相对而言的“区域经济”，政治学中有与“世界政治”相对而言的“区域政治”。文学研究中所说的“区域文学”则是介于“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之间的“宏观比较文学”的概念，由于近四十年来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高度繁荣和发达，在学科理论与方法上，较之区域研究的其他领域先行了一步，并且已经臻于成熟，因此，中国比较文学中的关于区域文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可以为文学之外的区域研究提供参照。 既然有了这样的学科历史背景，那么在超越具体学科的更高层面上，提出“区域研究”作为学科概念，实际上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进入21世纪后的几年间，一些学者撰文提倡“国别和区域研究”或“区域研究”，一些大学率先成立了国别和区域研究的机构。201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明确将“国别和区域研究”列入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五个研究对象之一，并对其做了明确的学科概念界定：“借助历史学、哲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探讨语言对象国家和区域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和中外关系，注重全球与区域发展进程的理论和实践，提倡与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国际法等相关学科的交叉渗透。”这是一个充分考虑到学科研究现状，又吸收了国内外学科共识的较为严谨的界定，包含了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学科特点的表述。第一是学术方法，所谓“借助历史学、哲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就是说“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学术方法可从这些传统学科中借来并加以利用。“国别和区域研究”作为一个新的学科，尚没有形成或者没有自觉意识到自己独特的学术方法，因而还需要从今后的研究实践上逐渐提炼、总结，这样的判断是符合现实情况的。第二是学科性质，“国别和区域研究”是与“相关学科的交叉渗透”的研究形态，它所“交叉”的既包括人文科学（历史文化），也包括社会科学（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等），它与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国际法等学科关系最为密切，但“国别和区域研究”并不等于“国际关系学”等实用性学科，它应该是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第三是研究对象，即“语言对象国家和区域”，一是“国家”，二是“区域”。其中语言往往与特定国家相联系，所以称之为“语言对象国”；“区域”作为超越国界的、由若干不同国家组成的集合体，有时候与“语言对象国”是一致的，如作为国别的阿拉伯某国与作为区域的阿拉伯国家，有时候则未必一致，如作为国家的缅甸与作为区域的东盟。 这是我们对以上定义的析释与解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文件上不可能对学科定义做更全面详尽的解释，于是留下了一些需要思考解决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把“国别”与“区域”作为不言自明的词语概念来处理，未做任何界定。而“国别”与“区域”两者之间、“国别研究”与“区域研究”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并未做出任何说明。这就给不同的乃至相反的表述与理解提供了空间与可能。从学科理论建构的角度而言，这个问题应该给予明确的分析与说明。 所谓“国别和区域”两者之间的关系，一般会理解为递进关系，意即“由国别到区域”或者“国别乃至区域”，有时也可以理解为单纯的并列关系，就是“国别和区域”或“区域与国别”。此外，在迄今公开发表的有关文章中，“区域国别”这样的组合方式也有人使用。例如郭树勇在题为《加强区域国别研究》的文章中，使用的就是“区域国别研究”，王逸舟等主编的《区域国别研究》所收访谈文章中，“区域国别”也基本上是指“特定区域或者国家”的意思。作者们并没有深入解释为什么采取“区域国别”这样的组合，也没有说明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从逻辑上说，国别也应是区域的组成部分，无论如何也不能是区域在先，国别在后。因而我们宁愿将所谓的“区域国别研究”理解为“区域中的国别研究”，以符合学科本义。这样一来，“国别和区域研究”中的国别研究就不是单纯的、孤立的国别研究，而是区域中的国别研究。最近宁琦教授在一篇专论文章中对“区域与国别研究”做出这样的理解：“国别研究为点，问题研究为线，区域研究为面，以线连点，以点线带面，通过多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指导，构筑国别研究和区域研究的内在架构与逻辑，最终形成国别研究和区域研究的支撑与互补。” 这里的“国别研究”与“区域研究”，即是点与面（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 从学科建制的初衷而言，“国别和区域研究”中的“区域”及“区域研究”才是核心词。“国别和区域”的句法关系应该是一种递进关系，是“一”与“多”之间的关系，是被包含和包含之间的关系。“国别”及“国别研究”最终要归结、落实到“区域”与“区域研究”上。假如单纯地理解为并列关系，那么“国别研究”与“区域研究”是可以各自独立进行的。倘若是这样，“国别和区域研究”作为一个新建学科就缺乏新意了。众所周知，“国别”的研究一直以来就是外国问题研究的主要模式。在所谓“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之下，“外国”是个概称，自然而又必然地要落实到具体的国别，于是就形成了以国别为单位的若干二级学科。这是一种自然而然形成的学科模式，也是以语言习得为中心或者说以语言为本体、以掌握某种语言工具为目的的学科设计的产物。既然是学习语言的学科，当然要以语言语种为基本单位，例如日语与日本研究、法语与法国研究等，都各自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二级学科。 以语言学习为目的、以国别为单位的这种学科模式在中国已经流行了近百年，成绩很大，自不待言，只是到近年才发生了众所周知的改变。人们意识到，此前单纯的国别研究已经不能适应学科发展的需要，那种以语言为本体的学科培养方式，作为本科生培养是没有问题的，而一旦要利用语言技能，以语言为工具，对有关对象国进行研究的时候，就会感到力不从心；同时也逐渐意识到，只有语言技能，只把语言作为交际工具，还不能成为一个具备研究能力的“研究生”，更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研究者，一个合格的外文学科的学者、教授；甚至进一步意识到，一个中国的研究者，当开始对语言对象国进行研究的时候，如果缺乏中国文化的修养，没有自觉的中国立场，就很可能有意无意地重复对象国的研究成果，成为国外研究的模仿者，很难创新，真正的学术研究也就很难进行。不用说研究，哪怕只是做翻译，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一个译者没有本国的语言文化根基，翻译很难做好。因为文化主体性不足，就很难把外文有效地传译到中国，更难把外国的东西彻底转化为中国的东西。这样一来，就必须强化自身中国文化的学习与修养，当有了中国的根基与立场的时候，也就自然而然可以突破国别研究模式的局限，而走向区域研究。在这方面，比较文学学科在理论与实践上都为“区域研究”打下了基础、做出了贡献。中国的比较文学立足于中与外的比较，“外”可以指一个具体的国别，也可以指一个区域，实际上就形成了一个区域文学或区域文化的视野。现在我们提出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当然与“比较文学”不同，比较文学虽然也提倡超文学的、跨学科的研究，但其本体是文学，至多属于人文学科研究的范畴，但“区域研究”是不分学科或跨学科的。今天，在21世纪新的国家背景与历史条件下，提倡“国别和区域研究”这个新的学科概念，既是借鉴和接受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学科建构的经验和影响，也是为了突破我们以往国别研究的某些局限，而提倡由国别视野扩大为区域视野，“国别研究”或“国别学”发展为“区域研究”或“区域学”，这种学科意识的改变可以说是学科设计与学科建设的一个显著进步。 实际上，在西方国家，由国别研究进入区域研究，是学科学术发展演变的普遍现象。18—19世纪，欧洲各国出现了一大批国别研究家，这些人一般被称为“汉学家”“梵学家”“日本学家”，被视为“专家”或“专门家”。这些国别研究专家虽然成绩很大，但在学术文化史、学术思想史上的影响，一般都不如那些并非国别研究专家而是从事东方区域研究的东方学家，更不如那些从区域角度介入社会学、哲学宗教学、美学等相关学科的思想家。国别研究专家的主要成果体现在原典翻译、语言释读、字典编纂、考古发掘等知识生产方面。国别研究强调个案研究的价值，强调知识的个别性，不太追求思想生产与体系建构，因而思想生产力往往相对较为贫弱，像英国东方学家威廉·琼斯、麦克斯·缪勒那样的由印度国别研究进入东方学且有广泛影响的大家并不多见。但从学术思想史上看，国别研究的那些成果可以为区域研究者提供基本的知识材料，所以有社会学、历史学、哲学背景的学者，一旦介入东方学及东方区域的研究，往往饶有建树，并会产生世界性影响，例如黑格尔、斯宾格勒、马克斯·韦伯、雅斯贝斯、汤因比等人。总体看来，“国别和区域研究”作为今天的新学科，强调由国别研究走向若干国别组成的区域研究，区域研究才是国别研究的整合与提升。 二、“区域”的建构性与“区域研究”的特性 “区域研究”学科名称之所以使用“国别和区域”这样的表述，显然是考虑到了由某一语种所决定的“国别研究”模式已经普遍存在，“区域研究”必须以“国别研究”为基础才更有可行性，而且就“区域研究”的学科理论建构而言，许多理论问题必须在与“国别”的比较中才能得到说明。 作为一个学科概念，“国别和区域研究”中的“区域”指的是由不同国家组成的一定的地区范围，“区域”概念是与“国别”概念相伴相生的，“区域”的对义词应该是“国别”；同样地，“国别研究”也对应于“区域研究”。当我们说“这是一种区域性的现象”或“这是一个区域性问题”，那就是说这不是单纯的某个特定国家的现象或问题；当我们说要做“区域研究”，就意味着我们的研究要超越国别，把若干相关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区域予以把握。可见，区域研究的特点是在与国别研究的比较中才能够显示出来的。因此，在承认二者的紧密相关性的同时，也应该对它们予以清晰的辨析。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区域研究的特点在于其建构性。“区域”既是客观存在的，但也往往是出于不同的需要，根据不同的性质判断与划分标准人为地建构出来的。或者说，划分性、建构性是“区域”研究的特性，由此决定了它与作为客观对象的“国别”之不同。因此“区域研究”也就包含了理论研究的属性特征。相较而言，“国别研究”是以具体的国家为研究单位的，因而它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存在，具有自然性、实体性。而“区域”则取决于相关国家之间的连带性，连带性越强，区域特征也就越明显。所谓“连带性”既是客观的事实或现实，但同时也受制于主观上的认同或不认同。说到区域的客观性，就是指具有连带性、相关性的某些国际区域，一般都具有地理上的毗连，也有历史上的关联，例如“海湾国家”（波斯湾国家）或“马格里布地区”等，因而它们是一种客观存在，当它们作为一种研究单元、一种研究对象的时候，就属于“区域研究”。 但更多情况下，“区域研究”的所谓“区域”是人为建构出来的，是由一个时代、一个民族或国家对外部关心的取向性所决定的。例如，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区域概念并进行区域研究的国家之一，汉唐时代所谓的“西域”，宋元明时代所谓的“西洋”“东洋”与“南洋”，清代的“泰西”与“西洋”“东洋”，作为区域概念，表明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人的世界观与区域观。那既是实在的区域，更是中国立场、中国眼光的产物。无论在大小、范围的划分上，还是内在含义上，不同时代的区域所指往往有所不同，但都带有强烈的中国人的立场与倾向。而中国古代对这些区域的论说与研究，不仅具有科学的、学术的价值，更具有思想理论史的价值。 国外的情况也是如此。回顾古今世界各国的区域观念与区域研究史，往往都是根据研究的需要、根据理论建构的需要而划分出来的。例如，西方人划分出来的区域及提出的区域概念，大的区域概念有亚洲、欧洲、美洲、非洲、澳洲等，小的区域有远东、近东、中东、东亚、东南亚、西亚、中亚，还有南欧、北欧、东欧、西欧、拉美、北美等，如今这些都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区域概念，但是在当初划分时都带有西方人鲜明的主观建构性，只是被普遍接受之后，才显示出一些客观性。所以说，区域的划分毕竟是认同与辨异的结果。认同一个区域，意味着与其他区域的区分、区隔与辨异。例如，在欧洲，浪漫主义时代关于南欧与北欧的两个区域的划分，就意味着对南欧北欧不同文化的辨异。现代的西欧与东欧的划分，不仅是东正教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区分，也是两者社会制度的辨异。众所周知，欧洲传统学术中的“东方学”，其“东方”就是西方人的人为建构的区域，西方所谓的“东方”，其范围随着时代推移而不断伸缩移动，它是西方人观念变化的产物，也是西方人的西方文化认同与“非西方”的文化辨异两者之间矛盾运动的产物。在西方内部，也有不少的区域划分，例如18世纪浪漫主义文学评论家史达尔夫人在《论文学》中对“南欧”（南方）与“北欧”（北方）的区域建构，不仅服务于她的文学史观的建构，也开创了在西方文学内部进行区域划分与区域文学比较研究的先河。而德国人斯宾格勒在《西方的衰落》中建构的建立在“东方—西方”二分概念基础上的文明类型及比较文明论，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对“轴心时代”的五个“轴心文明”的发现与划分，日本学者梅棹忠夫在《文明的生态史观》中设想的“东洋—中洋—西洋”的区域三分法，都以独特的区域划分作为其历史哲学的理论基础。此外，还有一些区域划分并非某个学者个人的学术建构，而是一种跨国界的区域性的社会时代思潮、民族主义思潮的反映与概括，例如俄罗斯19世纪中叶的“斯拉夫主义”和20世纪的“欧亚主义”、中亚地区的“泛突厥主义”等，也带有区域性的因素与特征，而对斯拉夫主义、欧亚主义、泛突厥主义这类问题进行研究，自然也具有区域研究的性质。 区域研究的建构性决定了区域研究是宏观性、整体性并且具有立场性的。它们彼此关联，形成了区域研究的基本学术特征。“区域”及“区域研究”作为一种综合的、总体的、整体的研究模式，不同于那些微观的、个案的研究，而属于一种宏观研究与整体研究的模式。微观的个案研究，只要能够揭示、描述一种事实，提出相关史料，并对事实与材料做出分析判断即可。例如在一般的国别研究中，即便没有高度的理论概括，只要能说明一个具体问题，形成相对完整的知识描述即可。相较而言，区域研究虽然也要做国别研究那样的实证研究，也要材料、要统计、要数据，但是这些只是研究的条件与基础。除此之外，更需要有区域建构，这就需要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为此就必须进行分析、概括、判断，那就一定会表现为理论形态，从而具有理论研究的属性。作为理论研究，所面对的不能是单纯、单一的对象，而往往是复杂的整体，否则就不可能有思想理论的生产，因此区域研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目的性、倾向性、立场性。无论研究者自觉与否，区域研究势必要预设立场，其中包括个人的思想立场，更包括国家民族的立场。站在什么角度、什么立场观察问题和表述问题，都是不能回避的。好的、可靠的区域研究，应该是立场性与学术性的矛盾统一。 需要强调的是，区域研究的宏观性、整体性、立场性的特征，都是其“跨学科”或“超学科”特征的体现。区域研究与以往的以学科为中心的研究——文学研究、史学研究、哲学研究、经济学研究、政治学研究等——的根本不同，正在于它是以“区域”为本体对象的。研究某区域问题，需要使用什么学科手段就使用什么学科手段。而在通常的学科研究中，学科是本体，是为了说明本体而确定对象；而在区域研究中，区域是本体，学科则是角度与方法。 三、区域研究的模式与宗旨 如上所说，区域研究是一种跨学科、超学科的研究，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跨学科、超学科也是学科，是对既有分科否定后的肯定，然后可以形成新的学科范式。而区域研究要成为一门新的学科，最终要靠“区域 学科”这样的研究模式来体现。 如果说“区域研究”是“外语 区域”所产生出来的学科对象，是把外语的本体性转换为外语的工具性，那么，为了能够切实有效地展开区域研究，就应该、也只能依托“区域 学科”这样的模式。以“区域 学科”这样的模式，便会形成“区域文学”“区域历史学”“区域哲学”“区域美学”“区域政治学”“区域经济学”“区域国际关系”等一系列具体的分支学科。只有如此，区域研究才能有效地进行，区域研究才能成为一个学科。如果再进一步细分，则区域的文、史、哲、美的研究主要属于人文学科，它注重历史的厚重度与思想理论深度；而政治、经济、外交、国际关系等的研究则主要属于社会学学科，它重视实地调查和观察，强调横向联系，关注现实需要，以往由此而形成的“国际问题研究”及“国际关系研究”的研究模式，可以作为区域研究的分支学科。除了其中的“国际关系史”“外交史”这样的史学研究模式之外，它更加关注现实问题，并服务于现实需要。但是，应当强调指出，“区域研究”乃至“国别区域研究”，是要在以往的“国际问题研究”或“国际关系研究”的时效性、观察性、评论性的基础上，强化学科属性，增加学术底蕴，否则就会轻视专业门坎、凭感觉与立场发表感想与评论，这除了有可以即时酿造舆论氛围的作用之外，难免缺乏学术价值。如此看来，“区域 学科”的研究模式，对以往的“国际问题研究”这样时效性的研究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因为任何问题（自然包括国际问题）都是具体的，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则应该是专业性的问题，所谓“没有专业局限”并非不需要学科专业的修养，而应该是有了专业素养之后的超越。 要理解“区域 学科”的模式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最方便的办法仍然是先把它与以往的“国别 学科”的模式加以比较。例如，就文学研究来说，“国别 文学”的研究必然是“国别语言文学”模式的，那就是研究以某种特定的民族语言书写的文学，这就自然会排斥翻译文学、区域语言文学等非民族语言文学形态。例如，从“国别研究”的角度研究日本文学，那就是日本语言文学。在这个框架中，日本的汉文学即便被提到，也只能做边缘化的处理。而一旦要研究日本的汉文学，那就势必要进入东亚区域文学研究的范畴，如此，汉文学的重要性才能得到体现。又如，就历史学研究而言，“国别研究”意义上的历史研究，只能是民族国家史的研究，而不可能是区域研究中才可能有的“文明史”的研究。“文明史”这种史学研究的形态，正是在区域的整体研究中形成的，它立足于文明形态的划分与比较，必然超越国别史而进入区域史乃至世界史。再如，就哲学而言，“国别研究”所研究的“哲学”，往往是对象国一国的具体的思想形态，事实上，若不加以横向的比较与提炼，就难以称之为“哲学”，而仅仅是一种“思想”形态，因为真正的哲学必须具有一般性、普遍性，必须有体系建构，所以只有具备了区域性，然后进一步超越区域性，才可能是世界性的。例如，日本传统的“皇神”思想，那也仅仅是日本民族特有的思想，很难具有普遍的、一般的价值；而日本的儒学就不同了，它作为一种东亚区域哲学在日本的存在形态，必然要通过区域研究才能得到观照。 区域研究作为一个学科的成立，也是由其研究宗旨、研究目的所决定的。区域的特点在于其建构性，而区域建构性的根本途径是区域认同。没有区域认同，区域就不成立；而区域不成立，区域研究就不存在。需要强调的是，“认同”不是“趋同”，不是忽视差异性，认同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对相关他者的求同存异的认可接受。“认同”又与“辨异”相对而言，它与“辨异”作为两种意向性行为，相反相成、相辅相成。如果说“国别研究”倾向于国与国之间的辨异，那么“区域研究”则倾向于区域内部的认同。一般而论，“国别研究”的立场更有利于突出强调该国的特性，因为它的立足点是民族的或国家的。对一个国家进行单纯的孤立的研究，研究成果越多，研究时间越久，就越能显示这个国家的特殊性乃至独一无二性。关于这一点，东亚区域的中日韩三国的所谓“国学”就是典型的形态，近代印度的“梵学”也有这样的特性。相较而言，西方国家虽然有着类似的传统学科即所谓“古典学”，但西方古典学所研究的是古希腊罗马文化、中世纪文化，然而中世纪文艺复兴的文化其实不是国别文化，而是一种区域文化。因此，在排他性的、保守性的文化辨异功能方面，欧洲古典学与亚洲的国学有相似之处，但欧洲的古典学本质上属于区域研究的学问，不是国别研究的学问，强调的是欧洲（西欧）文化的认同，而不单是英、法、德、意等某个国家文化的辨异。可以说，作为一种学术思潮的“国学”现象是一种亚洲特有的文化现象，是民族文化面临外部挑战时的学术产物。一个国家往往在国力虚弱的时候更强调“国学”，而当国家实力增强的时候，才有余心、余力关注周边，关注外国，面向世界，才可能热心提倡区域研究与区域建构。以亚洲为例，20世纪一百年间，最早提倡区域研究的是日本，因为日本最早成为近代亚洲强国，而“东亚”“大东亚”“亚细亚主义”之类的概念也是日本最早提出来的，并造就了现代日本繁荣的“东洋学”这门学科，它在日本“二战”战败后转化为“东方学”，延续了学术繁荣的传统。而反观作为东方大国的中国，虽然早先罗振玉等学者曾明确提倡在中国建立“东方学”学科，但应者寥寥，东方学学科建设一直滞后，直到最近几年情况才开始变化。因为除了内向的、守成性的“国学”之外，我们还有精力、有条件转向外向的、开拓性的“国别和区域研究”，所以才有中国“东方学”的提倡，才有“区域研究”学科构想的提出，也是这个规律性现象的反映。但是，我们的区域研究及区域认同与当年日本“东洋学”那种建立在对外扩张国策基础上的“东洋”认同，具有根本的不同。 区域研究的区域认同功能，归根到底体现于三个根本宗旨：第一是区域“共同历史”的呈现，第二是区域“共同文化”的确认，第三，最终的指向是区域共同体的建构。 所谓区域的“共同历史”，是指同一个区域的各国人民曾经拥有的共同经历。共同历史是一种过往经验，但由于时过境迁或当代人的现实需要，有一些共同历史被掩盖、被淡化、被遗忘，甚至被曲解篡改，有一些共同历史则被强调、被凸显。因此，作为区域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区域共同历史研究就是要通过学术研究的途径，达成一种确认。没有共同历史的研究与确认，区域本身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与基础，其他方面的区域研究也就无法进行。在东西方学术史上，区域共同历史的研究与著述都是史学研究的主要方式。古希腊希罗多德的《历史》其实是以希波战争史为中心、以欧洲（西方）立场写成的区域史。他记载了希腊人与波斯帝国内的各国各民族的共同历史经历，可以说是最早的关于东方—西方，或欧罗巴—亚细亚的共同历史。值得注意的是，希罗多德在呈现共同历史的同时，也呈现了欧罗巴与亚细亚所拥有的不同文化，表明有共同历史并不意味着有共同文化。进入近现代之后，西方史学的主流著述形式是欧洲史，或称西方历史，叙述西方世界特别是在15世纪后如何崛起并统治世界的历史，因此也是西方的共同历史。所以，在欧洲，即便是国别史，例如英国史、法国史、德国史，也是以欧洲的共同历史为背景的。国别史与欧洲史的关系，是具体与整体的关系。西方人当然也写了大量的东方史著作，但由于他们特定的西方立场，不可能为东方认同而构建东方史，他们仅仅把东方置于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史的框架中。在亚洲，建构亚洲或东亚区域共同历史的最早、最全面的尝试，是日本“东洋学”中的“东洋史学”，那珂通世、桑原骘藏、白鸟库吉、鸟山喜一等东洋史学家，写出了一系列东方史之类的区域共同历史著作，但是今天看来，那些都带有强烈的日本国家主义为国策服务的御用性质，因此大大减损了其学术价值。而近代中国，除了引进、编译日本的东洋史著作之外，区域史的建构一直乏善可陈。倒是俄国现代的一些东方学家撰写了一些东方共同历史的著作，并且影响到了中国。直到最近这些年，东方区域共同历史建构的理论主张及著作在中国才开始出现。以中国史料为主，撰写中国立场的亚洲史、东亚史，促进中国人的亚洲区域观念、区域意识与区域认同，显然是中国的区域研究的重大任务。在这方面，徐国琦《亚洲与一战：一部共有的历史》一书，全面展现了亚洲五国——中国、日本、印度、越南、朝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共同经历，分析了“一战”何以成为亚洲五国共有的近代化起点，该书在区域“共有的历史”建构上具有一定的启发性。 所谓“共同文化”，与“共同历史”既有密切的联系，也有本质的区分。“共同历史”往往是“共同文化”的基础，但是拥有了“共同历史”并不意味着拥有“共同文化”。没有“共同历史”也不妨拥有某些方面的共同文化。共同历史作为史实是需要发掘和呈现的，而共同文化，一方面固然要在共同历史的研究中予以确认，但即便不依托于共同历史，而只通过价值认同就可以建构。就中国的区域研究而言，建构区域共同文化的主要方式还是采取上述的“区域 学科”的方式，具体而言就是撰写区域的各种文化史，诸如哲学、佛学、儒学、文学、美学、戏剧等，从文、史、哲、美等不同学科入手，进行东方传统文化的相通相同性的认同建构。同时，这种“共同文化”的认同也可以在“中西”（中国—西方）的框架内进行，“中西”框架的文化认同，一般适用于近现代，是建立在中西文化双向交流基础上的共同文化的认同，主要通过中西比较的方式，求同辨异，发现和确认异中之同。当然，中西之间的共同文化的确认，是一种审慎的学术操作。中西之间的共同文化肯定是存在的，但是在何种意义、何种层面、以何种方式存在，在何种前提条件下可以取得共同文化的确认，都有待于科学的判断与美学的把握。 区域共同历史的呈现、区域共同文化的确认，其根本的宗旨是“区域共同体”的建构。区域共同体的建构既是共同历史与共同文化的必然产物，也是人类主观能动性、想象力的产物。如果说共同历史是一种刚性的事实，共同文化是一种软性的事实，那么区域共同体则是一种观念、一种理想。历史上已经提出了诸多区域共同体的理念，例如，历史上日本的“东亚主义”是以日本帝国为“盟主”的东亚共同体理念，“斯拉夫主义”是一种现代东欧的斯拉夫民族的共同体理念，“泛非主义”是非洲与美洲黑人的一种共同体理念，俄国人的“欧亚主义”是分散于欧亚大陆的俄罗斯人的共同体理念，还有前些年中国学者参与讨论的“东亚共同体”等。这些共同体的设想无不带有地缘政治的色彩，都是国际政治风云变幻在学术理论上的反映。我们的区域研究当然要面对现实、介入现实，因此对于来自不同方面的各种“区域共同体”的思想观念与倡议也一定要做出学术的回应。同时更要看到，区域共同体既有区域性，也应该有超地域性，而超越地缘与区域，是由区域共同体走向人类共同体的必然要求。而且，共同体建设不应该只是政治的、经贸的，不必仅仅限于利益共同体、安全共同体等，更应该优先考虑的，毋宁说是文化共同体、审美共同体。作为学术对象的区域研究，恰恰可以在文化共同体、审美共同体的建设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东亚文化共同体”“东亚审美共同体”或“东方文化共同体”“东方审美共同体”的建设与建构，是其他更为全面的共同体建构所不可缺少的精神基础，应该成为今后我们的区域研究切实努力的方向。 “区域研究”的学科建构需要解决并回答一系列理论问题，以上对这些问题做了探索性的回答，旨在辨析“国别”与“区域”、“国别研究”与“区域研究”的概念，明确“区域”建构本身是一种人为建构并具有理论研究的本质属性，认识到“区域研究”的跨学科、超学科的性质与“区域 学科”研究运作模式是一种辩证的统一，明确“区域研究”的根本宗旨是呈现并确认区域的“共同历史”与“共同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努力建构“区域共同体”。如此，“区域研究”不仅可以在实践上形成一种学科建制，也可以为“东方学/西方学”提供一个次级概念，亦即以“区域研究”或“区域学”的概念将“东方学/西方学”之下的各个区域研究统御起来，诸如东亚研究、东北亚研究、东南亚（东盟）研究、南亚研究、中亚研究、西亚—北非研究、中东研究等，就都可以归为中国的“东方学”的范畴；而欧洲研究、西欧研究、中东欧研究、北欧研究、中美洲研究、拉丁美洲研究、澳洲研究等以西方世界为对象的“区域研究”，都可以归拢在中国的“西方学”之下。这样一来，在对外研究的基本单元上，就形成了“国别研究→区域研究→东方学/西方学→世界体系研究”这样一个从小到大、从具体到整体、从整体再到总体的、完整的学科序列与学科结构体系。这既可以使“区域研究”概念置于这样一个系统序列中，从而获得清晰的定位和明确的定性，也可以在理论上进一步确认“区域研究”或“区域学”的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使之成为一个新的学科生长点。 以上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21年第7期，文章不代表《学术研究》立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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