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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年味儿 我一直有一个奇怪的习惯：平常时节，只记得阳历不记得阴历。然而过了腊月二十四，我就只记得阴历，而忘了阳历了。这种情形，得持续到正月十五元宵节过后，我的时间轨道，才又回归到阳历上来。 原因无他，只是因为我家腊月二十四过祭灶，而我总是要从那一天开始，才会觉得新年真的要到了。 其实早年苏北农村的年味儿，是从腊月初八就可以嗅到的。 “小孩小孩你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节那一碗热气腾腾且带着浓香的腊八粥，施施然拉开了过年的序幕。 我对于喝腊八粥没有太多兴趣，我惦记的是从那时候起，村里的小刀手们就开始对着各家养了许久的肥猪们磨刀霍霍了。 小时候的我，对那些敢于杀猪的勇士们充满敬畏之心，觉得他们实在是无所不能。你看他们杀猪的时候，几个汉子身手利索地一拥而上，三下五除二，就把四下鼠窜的猪放到在地。然后，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其捆到一张门板上，再无招架之功。 接下来，打下手的端来面盆，放到猪脖子下方，主刀的则提着锃亮的杀猪刀，瞄准猪喉结下方的要害之处，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一击致命。 好的主刀手，是不会让猪们死得过于残忍的，往往一刀下去以后，猪们也就小腿稍稍抽搐几下，便见了阎王。 当然这还不算完。熟练的主刀手会抓紧时间，趁着猪的体温尚未消退，即刻用刀在猪的小腿处划开一道小口，以一根铁条从刀口处贯穿猪的全身，运气猛地一吹，猪就如皮球一般胀开了。这个时候，只需用早已烧得滚烫的开水一浇，再拿铁刮子顺毛根刮过去，一头猪就算是杀好了。 早年是生产队集体杀猪。十几头猪杀完了，由队干们按照规定分配到各家各户，通常都是肥瘦搭配。偶然有谁家分到的肉不太如意，嘴上骂骂咧咧两句，但面上还是喜滋滋地，把肉拎回家去了。那个年代，一年到头能吃上肉已经是很了不得的大事，人们并没有功夫计较好坏。 杀猪一事持续个十来天，便到了祭灶的日子。 关于祭灶，我们那里还有个说法：官三民四，乌龟王八二十五。 所谓官三民四，是说官宦人家是在腊月二十三那天送灶神，而普通老百姓则是到腊月二十四才祭灶。至于后一句，多少带有戏谑的味道，原本是指行船的水上人家到二十五才送灶，后来以讹传讹，便成了不入流的宵小人家才在那天送灶了。 所以，我们那里谁家也不会在腊月二十五那天过祭灶。好好的，谁愿意承认自家是乌龟王八蛋呢？ 送灶神可算得一件大事。这一天，各家都要集体行动大扫除，案下床底，各个角落，都要彻底清扫一遍。不但要除去积存很久的灰尘，还得把一些散乱的东西摆放整齐。而后，恭恭敬敬拜一拜灶君神像，恳请他老人家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 也是从这一天开始，村里会来很多“送财神”的人，怀抱一沓财神像，进门便是满口的吉利话。我记忆中，最早的财神只需五分钱，后来慢慢水涨船高，一角，五毛，一块…… 财神送到家里时，一般是不会说不要的，过年总得图个吉利。但也确实有家里实在清苦的，有了一张财神以后，便不愿再要第二张。为此，总要安排家中最机灵的孩子，玩耍的同时担起放哨的任务，一见送财神的进庄，即刻飞也似的跑回家通知关上大门。 我家在农村时日子算是比较富裕，我的父母又都是乐善好施的人，因此年年家中便都会积上许多财神像。 过年对于我家兄妹几个来说，还有一件让我们倍感骄傲的事——那时候，我们村里各家各户的春联，都是由我父亲一个人写就的。 每年腊月二十七、八那两天，我的哥哥姐姐们忙着帮母亲一起准备年货，而我和妹妹则看着父亲开始为大家写春联。当然我们也不只是看，既要帮他磨墨，也得把他写好的春联平铺在地上晾干，然后再卷起来等着庄邻们来取走。 父亲博闻强识，写春联时常常不假思索，那些饱含祝福的春联便一挥而就，而且还能结合各家的实际情况。但是他又生性诙谐，遇到无关大雅之处的春联，会用我们家乡话的韵脚编两句顺口溜，“滥竽充数”。比如他曾经给我家的猪圈写上这么一副对联：吃过睡，睡过吃（che），八一年，长五百（be）。这对联很耐用，到八二年八三年我家还是持续用，直到八四年我家进了县城才罢休。 看父亲写春联是一件很欢乐的事情，因为他手上忙着写字，嘴里还不忘讲些笑话。所以父亲写春联的时候，围观的除了我和妹妹之外，也还会有村里其他的大人小孩。我们在一阵一阵的笑声中，看着父亲轻轻松松把全村人的春联一一写好。 年三十的那天上午，母亲的年货早已准备停当，便用面在铝制的盆里熬制浆糊，用浆糊来贴春联，贴财神爷。在她熬浆糊的时候，我们则趁着这个时间，把去年大门和窗户上的旧春联湿了水，再用铲子铲掉。贴新春联的时候，我们几个跑前跑后，“左边高一点”、“再往下一点”，反复校正，确保贴得端正漂亮。 三十年晚要守岁，压岁钱是免不了的。即便我家日子还算富裕，我们的压岁钱也只有区区五分钱或者是一毛钱，但那时在我们来说已是巨款。我们接过钱来，总要攥在手里握到手心出汗，方才装进衣服口袋，再放到枕头下面。据说，是防止守岁的时候睡着了，被“年”偷走。 年初一的早晨，我们永远是在喧闹的鞭炮声中醒来。当然，我们是绝对不会嫌吵的，因为我们小孩子可以在这一天换上新衣服，精精神神的，挨家挨户磕头要压岁钱。倘若起得晚了，人家都已经出去串门子了，压岁钱当然也就泡汤了。我们不图吉利，但是能多得到几分压岁钱，总是件很有诱惑力的事情。 讨压岁钱，正常是晚辈向长辈磕头要钱，但是那时候我们并不懂，于是就会闹出笑话来。我叔叔家有个小我两岁的堂弟，有一年起了个大早跑到我家。我还站在床上穿棉袄，堂弟倚在我家门框上憨憨一笑说： “嘿嘿，我今早给小艳子磕了两个头。” 惹得我父亲哈哈大笑，从此只要看到我堂弟，便把他这句话拿来重复一遍。而我呢，当时原本正担心堂弟既然磕头了，我岂不是要掏压岁钱？但转瞬便在父亲的朗笑声中也不明所以的大笑起来。笑什么我当时并不知道，只晓得我好像可以不给压岁钱了。真是虚惊一场！ 除了可以讨压岁钱之外，从年初一到初十的这段时间，对于小孩子们来说，实在是个福音——即便我们做错了什么事情，父母们也会格外开恩，不加责罚的。偶尔有特别严苛的父母在那些日子看不得孩子淘气，刚要发怒，立马就有其他的庄邻赶来“救驾”： “由他去嘛，这一年到头的！” 估计那时候应该会有很多小孩子和我一样，盼着永远都只过初一到初十。 说的是年味儿，自然离不开吃的。 前面说到的杀猪分猪肉，固然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但对于孩子们来说，还有远比猪肉更有吸引力的，那就是各种零食。 那时候的零食很简单，无非就是糖果瓜子之类，且不像现在的零食有精美的包装。然而对于我们来说，却是无上的美味。除了因为那时候实在少有机会能不受太多限制的吃，还因为那些东西有很多都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 比如花生瓜子，就是我们兄妹自己炒制。其时为了避免出现火大烧糊的现象，我们还放入沙子隔离一下，炒完冷却以后再将沙子筛掉，出门玩儿的时候装一口袋走，回家时便空空如也。 再比如母亲在蒸馒头时特意为我们留下一块面团，擀成薄片以后再切成一寸左右的细条，放到油锅里炸一下再撒上白糖，便成了香酥甜脆的小吃。我们当地称之为小果子，小时候真是百吃不厌。成年以后，我也曾经特意做过一回，但是却再也吃不出儿时的味道。 那些曾经只在过年时候我们才吃上的零食，放在今天，恐怕是不会有孩子青睐的。但是当年，却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美好的回忆。 到了正月十五，孩子们的特赦令已然废弃，大人们开始了新的一年的劳作，年味儿便渐渐淡了。只有在孩子们零星的鞭炮声中，方能让人记得，我们刚刚过了一个新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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