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农田院士”朱英国

微微波澜号 2021-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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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中国杂交稻研究推广的贡献，人们第一个想到的常常是袁隆平。其实，还有一位科学家，在杂交水稻领域取得的成就完全可以比肩袁隆平。这个人就是武汉大学教授朱英国院士。

朱英国是我国杂交水稻研究的先驱和我国杂交水稻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他一生致力于杂交水稻和植物遗传研究。“让世界远离饥馑”，“为天下苍生饥寒终身奋斗”，是他一生追求的梦想；他培育的“马协型”和“红莲型”杂交水稻，开创了从农家品种中获得雄性不育资源的新领域，为我国乃至世界粮食安全、杂交水稻种质创新做出了巨大贡献。

“候鸟生活”

1939年11月，朱英国出生在大别山区湖北省东部罗田一个农民家庭。小时候，朱英国念过私塾，他曾是儿童团的一员，给八路军放过哨。为了家庭生计，小英国砍过柴、放过牛、种过田，一到假期，他是父母干农活的得力助手。

在念中学的时候，朱英国心里就埋下了一粒梦想的种子：“要当一名农业科学家。”1959年，朱英国如愿考入武汉大学。当初，在填写高考志愿时，朱英国连填了3个武汉大学生物学的志愿。他说，“理由很简单，就是想当一名农业科学家，让家乡的亲人和自己远离贫困和饥饿。”进入大学不久，朱英国就赶上了那场席卷全国的惨烈饥荒。这场饥荒在他心中留下了长久的悲悯，也进一步坚定了他少年时的梦想：“让国人远离饥馑”。

在那个人人争先恐后跳出“农门”的时代，朱英国一跃而入令人羡慕的“龙门”。而令人吃惊的是，接下来的50多年里，他却没有离开“农门”寸步。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传奇。

1964年，25岁的朱英国从武汉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即投身于粮食大国最紧迫的课题——水稻雄性不育与杂交水稻的研究。为了追赶农作物生长所依赖的季节，加快水稻育种科研的进度，朱英国把目光投向了祖国的天涯海角——海南岛。朱英国说，“水稻是一个喜温作物，在一定的气温条件下才能生长，在湖北我们一年只能种一季，可能10年才能出一个材料，而利用海南岛的特殊气候进行加代，可能三五年就出一个材料，大大节约了科研时间。”

从这个时候开始，朱英国过起了“候鸟生活”，他成了海南岛的常客。每年春夏之交，他和同事们便在湖北仙桃育种；秋风乍起，他们就奔赴广西南宁；严冬将至，再转战海南岛，直到次年春天，才揣着希望的种子返回湖北。多年来，朱英国像一只不知疲倦的“水稻候鸟”，不断追逐着田野里的春天。

在海南的日子充满艰辛。朱英国和助手们住在当地农民家里，科研小组不仅要在实验田里忙，还要自己种菜，砍柴做饭。这里没有电灯，每吨顿吃的是粗茶淡饭，“至于肉食品，那更是难得吃到一次。”他的助手回忆。除了生活条件的艰苦，他们还遭受着南方特有的蚊虫毒蛇的威胁。硕大的田鼠经常把科研组辛辛苦苦培育的禾苗咬断。为了保护正在灌浆的禾苗，朱英国和同事们将铺盖搬到田埂边，每天晚上拉电网、撒鼠药、放夹子，他们常常手持长杆，和田鼠激战。

朱英国的老师杨弘远院士说：“在一所综合性大学，在一个看似不适宜农业研究的地方，朱英国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怀抱一个梦想，甘之如饴。” 朱英国们是一群非常单纯的人。因为单纯，对科学也就格外执著，而这种执著，在周围人眼里多少有些另类。上世纪70年代，在海南育种必须要从湖北调拨相应的粮食指标。有一次，他和助手到有关单位去办理调拨手续时，办手续的人员从镜片后抬起眼睛，仔细打量着他俩，颇为吃惊又有些不屑地说：“好好的武汉大学，放着书不教，却跑到海南种田，你们傻呀？”

“候鸟”之旅，是艰辛之旅。顺利的话，路上也要花一个星期。稻种、棉被、蚊帐，肩挑手提，每人要带100斤甚至150斤。朱英国们一路坐火车再坐轮船，一个星期才能到达海南陵水县，有时连个座位都没有。

在海南岛进行科研，决非一件轻松好玩的事情。为了获取科研数据，朱英国和助手们站在水田里，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南国火辣辣的太阳透过草帽直往头顶钻，汗珠不断线地流淌。尽管条件艰苦，但是育种却来不得半点马虎。数千个套袋、一千多个组合，都得抢时间做完：小心翼翼地剪去谷子头，用细镊子取出6个花药，套袋，抖入另一品种的花粉，然后封住袋口。整个程序精细得不亚于绣花，一个组合要这样做十多个穗。到4月，上千个组合收割分类后，摘下一粒粒谷子，把整理好的种子再带回武汉赶季播种。

1975年4月中旬，海南岛气候反常，稻子晚熟了几天。为赶上湖北的育种期，朱英国等人收下近200公斤稻种，来不及晒干，就日夜兼程赶回湖北。两天两夜后抵达湛江的时候，他们发现，稻种已开始发热，但是，仓促间却忘了带《病虫害检疫证》。而没有《病虫害检疫证》，湛江站是不允许他们通行的。

此时的朱英国，全身脏黑，眼窝深陷，疲惫而又焦躁。如果再耽搁半天不能上火车，几年的心血就将付诸东流！当朱英国几次三番恳求湛江站负责人放行却屡遭“刁难”的时候，又累又饿的他竟一下子昏倒过去。此情此景，令车站的负责人为之动容，于是对这群人“破例”放行。

“1992年遭遇了水稻种植的难关。”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朱仁山教授回忆，“他在田间劳作的身影一直刻在我的脑海”。因为经费紧张请不起插秧工人，朱英国亲自操控机械整田、插秧，有次搬机械时腿部被划出一条口子，怕耽误工期，他坚持插完秧才回去止血、消毒。

年复一年，朱英国一直在过着他的“候鸟生活”。在头上的白发和脸上的皱纹慢慢增加的同时，他的科研成果也日渐丰硕；他培育的杂交水稻不仅惠及大江南北，而且走出国门，享誉海外。

“红莲”，一个美丽的名字

“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一个品种可以造福一个民族。”这是朱英国专注于水稻科研从未改变的信念。

为了“楚国种，天下种”的宏愿，朱英国带领团队，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发展紧密结合，在雄性不育与育性恢复机理、杂种优势的基础理论研究以及优质高产杂交稻育种和产业化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在长期从事杂交水稻研究过程中，朱英国承担了国家863项目、国家973项目、国家转基因专项、国家攻关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省部级重点项目。

“红莲”，是朱英国培育的杂交稻系列之一。1972年，朱英国和科研人员用海南岛的“红芒”野生稻作母本，与几十个常规稻种杂交。历经反复试验筛选，发现其与常规稻种“莲塘早”杂交多次的后代种质非常好，由是，“红莲”的名称及其第一代诞生了。这项成果获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继“红莲”第一代诞生之后，朱英国精心培育的“红莲”家族中多个优质高产的杂交水稻品种“红莲优6”“珞优8号”“珞优10号”陆续诞生。其中的红莲型“珞优8号”亩产可达800公斤以上，比一般种子的亩产量高出近100公斤。“而其更大的意义在于从遗传多样性上讲，'红莲系’起到了隔离带和防火墙的作用。”水稻界专家认为，“红莲型”杂交水稻开创了从农家品种中获得雄性不育资源的新领域，有效防止了单一细胞质来源可能给我国粮食安全带来的潜在风险。

众所周知，在杂交水稻领域,袁隆平的“野败型”与朱英国的“红莲型”、日本的“包台型”,被国际育种界公认为三大细胞质雄性不育类型。而且只有“野败型”和“红莲型”在生产中大面积推广种植，被冠以“东方魔稻”的美称。如今，“红莲型”杂交稻已经走出国门，香飘天下，在全国及东南亚等地区推广种植面积累计超过1亿亩，种子出口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累计约3亿斤，并开始在非洲育种。朱英国和他的“红莲”，渐渐为更多的人所熟悉。人们动情地说：楚国“红莲”，香飘天下。

“谁来养活中国人？”上世纪后半期，西方曾有人发出了这样的疑问。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中国人用自己的水稻响亮地告诉世界：我们不仅养活了自己，还为世界作出了贡献。这嘹亮的呼喊中，有朱英国的声音。粮食安全，一直是我国面临的严峻考验。对此，朱英国强调，水稻是中国的原始创新，创新是解决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的根本出路，“对于'红莲型’杂交稻来说，种质资源的创新，是最根本的创新”。

“马协型”，是朱英国培育的另一颗明珠。上世纪80年代，朱英国提出从农家品种中发现新的不育种质资源的设想。1984年3月，经过大海捞针，他和助手余金洪在上千个农家品种中发现了马尾粘中一棵不育株，比周围矮20厘米、不育特点明显。经过3年繁复的杂交试验，马尾粘细胞质雄性不育系终于成功培育出来了，它就是“马协A”。此后，朱英国利用“马协型”和“红莲型”细胞质雄性不育系和籼型光敏核不育水稻选育出的“马协63”、“两优234”等品种，闻名遐迩。

永播稻香在人间

40余年来，朱英国院士始终心怀“为天下苍生饥寒”终身奋斗的坚定信念，步履匆匆地奔波在海南和湖北之间，栉沐风雨，让儿时梦想的种子萌芽、拔节、抽穗、扬花。

1985年，朱英国提出杂交水稻育种的战略设想，为杂交水稻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1991年受聘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首席顾问。他积极参加国家级重点学科“发育生物学”、十五“211”工程重点项目“植物与动物发育生物学”、武汉大学遗传学学科建设。2005年，朱英国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我从大别山走到珞珈山，再从珞珈山走向五指山；从学生成为教授，再从教授成为院士，每一步，我都用坚实的足迹，不断延伸着自己的奋斗和追求。”“感谢生命中的这'三座大山’，承载并成就了我年轻时的梦想。”回忆往昔，朱英国的语言里充满了无限深情。2011年，朱英国带领武汉大学研究团队，与袁隆平院士领衔的湖南杂交水稻工程研究中心共同建设杂交水稻国家重点实验室。

近年来，尽管身体大不如前，但朱英国拄着拐杖，依然坚持下田。面对农民兄弟时，他躬下身子，在田间地头用最朴实的语言与他们交流。接受他指导的青年农民，并不知道他是大名鼎鼎的院士，常常对他说，“你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还跑来教我们种田，单位不让你退休么？”朱院士常常一笑置之。2015年5月，他从海南回来，由于连日奔忙，身体极度虚弱，到医院把医生都吓坏了，给他的家属下了病危通知书。医生多次叮嘱他，不能再到处跑了。

2017年4月中旬，78岁的朱英国院士不顾医生的劝告，鄂州基地播种结束后，又不辞劳苦地奔赴海南基地进行研究。其实，在武汉大学里也早已有温室实验室，但朱英国院士仍然过着“水稻候鸟”的生活，依然在追逐着育种的春天。由于杂交品种越来越多，每年他要南下育种基地四五次，做着他数十年如一日的实验。

2017年8月9日凌晨，朱英国在武汉溘然长逝。

珞珈山上，师生们沉痛悼念这位可敬的“农田院士”，人们纷纷在网络上表达哀悼之情。“为了梦想，他一辈子坚守'农门’，不知疲倦地奔波在田间地头。”如今，这只“候鸟”静静地停下了脚步，永远告别了他所钟爱的杂交水稻事业。

“他为水稻而生，为世界粮食安全奋斗终身。”武汉大学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朱仁山与朱英国共事30多年，见识了朱英国对水稻的热爱和付出。在整理父亲遗物时，朱英国大儿子朱新锋发现了22本日记，里面有关于“中国水稻出路与思考”、“重点实验室建设”、“各种会议记录”等记载。“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教导我要做一个正直、高尚、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朱新锋说，父亲用“身体力行”诠释了什么叫敬业，什么叫奉献精神。

朱英国一生勤俭，衣着朴素，脚上一双棉皮鞋还不到200元，穿了一年又一年，擦上鞋油也不见光亮。他没有买车，上下班走路，到附近的地方开会也是步行、骑车、坐公交。他的手机用了多年，键盘上的数字早已经不清晰了。为了儿时的梦想，朱英国20多个春节未与亲人团聚。一直由在校园内外做临时工的老伴代他孝敬老人、照料家人。直到晚年，他才给老伴办了社保。“有一次，老先生自己准备了一笔钱给老伴，告诉她这是单位奖励她工作认真的'奖金’，其实是他表达对家人的愧疚。”他的助手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