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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斌的《红旗谱》出版后，作家名声鹊起，作品洛阳纸贵，拥有广大的读者。后来，小说又拍摄成电影，普及全国，受众更多。当年的文学评论界，对梁的这部作品齐声叫好，茅盾代表组织对之有一段评论，我读过后想，茅盾是大作家，在极左年代，没跟着叫好声人云亦云，而是分析作品的艺术特色。他在1960年的一篇长篇论文中说：“从《红旗谱》看来，梁斌有浑厚之气而笔势健举，有浓郁的地方色彩而不求助于方言。一般说来，《红旗谱》的笔墨是简练的，但为了创造气氛，在个别场合也放手渲染；渗透在残酷而复杂的阶级斗争场面中的，始终是革命乐观主义的高亢嘹亮的调子，这就使得全书有浑厚而豪放的风格。”茅盾的评论，抓住了《红旗谱》的特征，也是这部小说在一个时期受到读者喜欢的原因。梁斌欲以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的气概，写一部史诗，讴歌党领导的农村中的阶级斗争。这部小说，是党史、革命史、农民运动史，也是冀中的社会史。我注意到，民国时期，政府在农村收割头税，一头猪一块七毛钱，这就是屠宰税。小说第32章，老驴头杀猪，大贵寻逃跑的猪的情节，写得很精彩。这是生活给予作家的材料，是珍贵的社会史料。作家在构思人物时，要贯穿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主要人物的语言，有时免不了书面语、学生腔，在写到农村和农民的生活时，则完全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
这部小说，我小时候读过，对主要人物和情节还有印象。前几年，我又读一遍，留下印象的主要是社会史料。小说对冀中方言的运用，尽管比较节制，但人物一说方言，故事立马生动；因此，我在思索文学创作中的方言问题。
茅盾指出小说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又不借助于方言”，是看到了梁斌在叙述故事时对方言的节制使用。梁斌谈创作体会时说：“用过于狭窄的地方话写文章，会影响读者面。但是地方话可以加以改造，尤其对于有音无字的语言，要注意改造，对于烦琐的地方话，可以洗练。”小说如完全用冀中方言，限制了读者的接受层面，也使小说显得“土”，作家不愿走这条通俗文学的路；而要完全不用方言，作品的特色就黯淡。重读小说，我感到，梁斌并没有成功地解决这个矛盾，整部作品的语言不协调，口语和书面语分裂，他主观要改造的地方语言，还是留下人工的痕迹。
我推敲几个段落，认为凡是他完整运用方言的，人物的形象和故事场景就丰沛有生气。
“大侄子，我有个话儿想跟你说说，听呢算着，不听扔在脖子后头算了。”朱全富对朱老攻说的这句话，有“听呢算着”过渡，人物的语气全出，整个句字就紧密且有节奏。这是成功的文学语言。
小说多次出现“出水才见两腿泥”的谚语，这是刻画朱老忠性格的典型语言。通过这句不经意说出的谚语，可洞察人物的内心世界，知道朱老忠对“实践”的戮力坚持。北方话、河北话、冀中话，属于北方语系。在发音、声调上，冀中话与晋南话有区别，字义却是一样的。小说第4章：“第二天一扑明儿”，“扑明儿”是天刚亮，纸窗灰色的亮度。冀中、晋南的农村，都是这样说。在表达真实的感觉时，梁斌还是用方言，没有采用书面语言。句子中的关键词嵌入方言，使语境发生变化，是塑造人物的元素。这一章里，运涛对他娘说：“我忙时种庄稼，收拾梨树，闲时上机子织小布儿，还是够嚼用的。”人物的对话采用方言，作品中的人物就活了。重读小说，我才发现，河北、天津农村，男人也会织布，而且很普遍。在晋南，至少在洪洞、临汾一带，从不见男人织布。我看过一位高层领导的讲话，领导在退下来后自述身世，说他十几岁时就在家里织布，是吃过苦的。他的家，就在天津市辖的农村。
《红旗谱》里的冀中方言，我一一标注，作为一种风俗史、社会语言现象，进一步研究文学作品。
第8章，冯老兰“着急败打地说”；“又从人群里蹦出一个人来，醉倒马杓地走上来”；第24章，“大娘亲手捏的送行的饺子”；第30章，“要是别人，听庆儿娘卷了他一阵子”，等等。“醉倒马杓”，从字面就可想象人物的形象。说饺子是“捏”，骂人是“卷”，和晋南方言是一致的。
小说的主要人物运涛，只要回到村里，与亲人说话，就是方言支撑他的性格；要是开会讲话，就变成了政治文件中的语言，无法转换。这样，小说中的人物在整部作品中就出现戏剧性的效果，本色和“表演”的不协调，影响了作品的艺术价值。
说来好笑，重读这部作品，我认为写得最成功的，是第47章，保二师被军警包围封锁时，冯二狗和江涛的对话。冯二狗这个可怜的农民出身的军警，他的命运在作家笔下展示，是作为艺术品的作品中的精华部分。
我业余时间研究孙犂，把孙犂置于一个文化群落，观察他周围的作家的创作实绩，并要找到为什么与孙犂同时期的作家，到了后期再没后劲儿，而孙犂为什么“暮年诗赋动江关”？《红旗谱》草创，梁斌曾请孙犂看过部分稿子，孙犂曾对他提出自己的看法。但是，两位作家的修养、审美观不一样，我没看到孙犂的详细读稿意见，只是感到他在尽朋友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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