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哲学之八：梁启超梁启超(1879-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他早年在广州万木草堂听康有为讲学，是康氏最得意的弟子。他追随康有为，积极从事变法维新的宣传和组织活动。1896年，他任著名的上海《时务报》总撰述，撰写了《变法通议》、《古议院考》、《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重要文章，阐发和宣传变法维新思想。次年又在湖南任时务堂总教习，创办《湘学新报》、《湘报》，提倡新学，鼓吹变法。1898年，他与康有为倡导并发动变法维新运动，协助康有为、谭嗣同等主持新政。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发表《新民说》、《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新史学》等论著，继续批判封建主义思想文化，宣传改良主义，并大量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对当时的思想界产生过重大影响，起了广泛的思想解放的作用。后来他的思想趋于保守，主张保皇，投身立宪运动，公开与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相对抗，还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 梁启超著述甚丰，大部分汇编为《饮冰室合集》(148 卷），另有各种专集20多种。 为宣传变法维新，梁启超也主张变易进化哲学。他认为，天地间一切事物，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都在不断地变化发展。" 变" 是" 古今之公理"。他说："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若曰不变，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矣。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上下千岁，无时不变，无事不变，公理有固然，非夫人之为也。" 变易，是宇宙间的客观规律，" 人之为" 是无法阻遏的。 由此，梁启超强调中国必须变法维新，他说：" 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弛骤之。" 这里，梁启超提出中国要变法，要主动变，自觉变，把" 变之权操诸己" ，这样才能保国、保种、保教；如果被动地、被迫地变，把" 变之权让诸人" ，那就会受人束缚，受人驱使，其境遇将会十分尴尬的。因此，他强调中国只有走" 自变" 的道路，才能独立自强，不被帝国主义列强所瓜分。 他分析世界各国变法的途径有四：" 其一，如日本，自变者也；其二，如突厥，他人执其政而代变者也；其三，如印度，见并于一国而代变者也；其四，如波兰，见分于诸国而代变者也。" 突厥(今土耳其）、印度、波兰，尽管情况不同，但都属" 代变者" ，代变，其结局总是不妙。惟独日本为" 自变者" ，自变，才能独立富强。梁启超这一" 自变" 论，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变法图强的强烈愿望，洋溢着浓厚的积极进取精神。 梁启超把进化论应用于历史领域，认为" 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 。梁启超批判了中国古代从孟子以来的" 治乱相嬗"的历史循环论，认为这是" 为螺线之状所迷，而误以为圆状，未尝综观自有人类以来万数千年之大势，而察其真方向之所在" 。在他看来，历史虽有螺线状循环之像，但按其总趋势和发展方向来说，则是进化的。 那么，历史进化的动因是什么呢？梁启超将其归结为物竞天择，他说：" 竞争者，进化之母也。" 有竞争必然导致有破坏，而破坏旧的，才能建设新的。他指出：" 随破坏，随建设，甲乙相引，而进化之运乃递衍于无穷。" 梁启超发挥了康有为" 三世" 说的历史进化论，把" 三世之义" 视为" 往古来今天地万物递变递进之理" 。在他看来，人类社会的进化，就生产工具的发展来说，曾经历了石器、铜器、铁器等时代；就经济发展来说，则" 由渔猎而为畜牧，由畜牧进而为耕桑" ；就政治制度的发展来说，则有" 三世六别"。 他在《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中，具体阐述了他的" 三世六别" 论。他写道：" 治天下者有三：一曰多君为政之世，二曰一君为政之世，三曰民为政之世。多君世之别有二：一曰酋长之世，二曰封建及世卿之世。一君世之别又有二：一曰君主之世，二曰君民共主之世。民政世之别亦有二：一曰总统之世，二曰无总统之世。多君者，据乱世之政也；一君者，升平世之政也；民者，太平世之政也。此三世六别者，与地球始有人类以来之年限，有相关之理。未及其世，不能躐(超越）之，既及其世，不能阏之。" 他认为，当时中国的任务是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制，即从" 一君为政之世" 的第一阶段" 君主之世" 转变到第二阶段" 君民共主之世"。他坚信，将来的中国必将进入太平世即" 民为政之世" ，他说：" 盖地球之运，将入太平，固非泰西之所得专，亦非震旦(中国）之所得避。吾知不及百年，将举五洲而悉惟民之从，而吾中国亦未必能独立而不变。" 梁启超这一" 三世六别" 的历史进化论，固然脱胎于康有为的" 三世" 说，但他具体地指出" 据乱世" 即" 多君为政" ，" 升平世" 即" 一君为政" ，" 太平世" 即" 民为政" ，" 三世" 中又有" 六别" ，比较接近于历史事实，也较容易为人所了解。但同康有为的" 三世" 说一样，梁启超的" 三世六别" 说也是不科学的。 梁启超的进化史观是唯心主义的。他认为，社会是由" 心理" 的作用造成的，社会历史的进化过程就是" 社会心理" 这一实体发动、演变的过程。 他说：" 全世界者，全世界人类心理所造成；一社会者，一社会人之心理所造成。" 并认为，在无数历史事件的波澜起伏中，存在有共同性和一贯性的东西，即" 民族意力" 为其动因。他说：" 史迹有数千年或数百年为起迄者。其迹每度之发生，恒在若有意识若无意识之间，并不见其有何等公共一贯之目的，及综若干年之波澜起伏而观之，则俨然若有所谓民族意力者在其背后。" 虽然他并不否定" 物" 存在与影响，但他坚持认为历史是" 心对于物之征服" ，人类文明是精神的创造。他明确地说：" 文明者，有形质焉，有精神焉。……精神既具，则形质自在；精神不存，则形质无附。然则真文明者，只有精神而已。" 梁启超坚持唯心进化史观，必然认为历史是英雄人物创造的。 他直截了当地声称：" 历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舍英雄几无历史。" 虽然他也有" 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 的二元论的说法，但实际上始终把" 英雄造时势" 放在第一位。他说：" 英雄之能用事，以用时势为起点，以造时势为究竟。" 在他心目中，" 时势造英雄" 仅是英雄利用时势而已。 由此，梁启超进而否定人民群众在历史进化发展中的作用，把人民群众看成是生来" 愚昧无知" 的" 群氓"。他以此为反对" 共和" ，坚持" 立宪" 的改良主义作论证，认为中国民智未开，" 未有共和国民之资格" ，所以只能实行" 开明专制"。 梁启超的哲学思想，基本倾向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他在《自由书.唯心》一文中，大讲" 一切唯心所造" ，认为只有" 心"才是实在的。他说：" 境者心所造也。一切物境皆虚幻，惟心所造之境为真实。" 又说：" 天下岂有物境哉，但有心境而已。" 他十分推崇王守仁的学说，鼓吹天赋观念论。他说：" 吾本心固有之灵明，足以烛照事理，而不为其所眩；吾本心固有之能力，足以宰制感觉，而不为其所夺，即吾先圣所谓良知良能者是也。" 在他看来，人心生来就有判别是非善恶的能力，不受外物和感觉的迷惑；真理本来就在我的心中，不必依靠经验，不必外求。 为了论证" 天赋观念" 论，梁启超从西方搬来了康德哲学。他认为，康德哲学" 以良知为本体" ，同王守仁的学说" 若合符节" ；又认为，康德的认识论同" 佛教唯识之义" 可以" 互相印证"。康德所谓" 人为自然立法" ，就是佛教所说的" 一切唯识所现"。在这里，梁启超否定了康德哲学中关于" 物自体" 的唯物主义因素，强调了康德的唯心主义先验论。他还说：" 由我五官及我智慧两结构而生知觉，非我随物，乃物随我。" 这样，他就否定了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而坚持了一条主观主义的认识路线。 总之，梁启超作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在戊戌变法前后具有很大影响。他为宣传变法维新而在哲学方面的理论探讨，在当时起了积极的进步的作用。但是，总的来看，他的哲学思想是比较肤浅的，也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特别是到后来，他在哲学方面就几无新的贡献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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