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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陵：在长安东南，秦代为杜县，汉代时因宣帝的陵寝在此，故称为杜陵。汉宣帝的许后葬在杜陵东南，称为少陵。杜甫因远祖杜预是京兆杜陵人，自己在长安的时候又住在杜陵以北、少陵以西的地方，故自称“杜陵布衣”“杜陵野客”“少陵野老”，后世遂以“少陵”称呼杜甫。稷：相传为周朝时的祖先，在舜帝的时候，曾任农官，教天下百姓种五谷。筐篚恩：指君王的赏赐。筐、篚都是盛物的容器，方者为筐，圆者为篚。驼啼羹：取骆驼蹄足上的肉做的羹，是极为名贵和稀罕的珍馐。“生常”二句：按唐代实行的租庸调制和府兵法，官僚家庭可以免去租税、兵役。杜甫因出身官僚家庭，所以在免除之列。平人：平民。唐代因避太宗李世民名讳，故改“民”为“人”。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秋天，这一年长安城因大雨成灾，继而出现了饥荒，李白将自己的家人送往奉先（今陕西蒲城），投靠其夫人的同族——奉先县令杨某，次年十一月，杜甫从长安前往奉先，探望寄居在那儿妻儿，才知道自己的小儿子因为贫困和饥饿已经离开了人世，诗人悲愤难已，将自己在长安旅食十年的见闻及切身感受如实写来，真实再现了唐玄宗所谓太平盛世下社会实相，反映出诗人的内心矛盾及其忧国忧民的情怀。也使得这首诗成为诗人具有现实性的名篇，在很多选本中都入了选，很多版本的中学语文都选作教材。第一反映了诗人的政治理想。“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这是诗人的理想，稷契是《孟子·离娄》中说的“禹思天下有溺者，犹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犹己饥之也”，在这里诗人不敢自比禹，所以不称禹稷而改为稷契。第二反映了诗人忠君思想。杜甫自比稷契，把唐王朝的皇帝看作尧舜一样，说是“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圣人筐篚恩，实欲邦国活”，诗中所谓“邦国”“朝廷”“天柱”都是说皇帝的话，“君臣留欢娱，乐动殷樛嶱。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中堂舞神仙，烟雾散玉质”，诗人的这些揭露不是为了谏诤，更多的是出于对朝廷的忧虑，骨子里还是忠君思想的支配。同时杜甫敢于大胆揭露“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这类现象，意在责备君臣，表明自己一心为君，过去有人认为杜甫不宜空泛地将其理解为爱国，我倒是认为爱国往往是具体，至少在杜甫那个年代，忠君就是爱国一个重要体现，尽管这其中不少糟粕之处。第三也是诗人消极忧伤思想感情的体现。诗一开头“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写这首诗时，杜甫已经四十四岁，因政治上的失意，且衰老之感日渐益深，虽然他在行动上体现儒家积极的用世思想，但在诗中他也说了“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终怀巢与由，未能易其节”，这也说明在杜甫内心深处他还有着隐士的思想。杜甫这一思想上矛盾后来在成都、在夔州还不断流露出来。全诗集叙述、议论、描写于一体，既是咏怀，又是写旅途，对后来诗歌影响极大。浦起龙在《读杜心解·读杜提纲》中认为杜诗之“慨世还是慨身”，应该说这首诗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今天的人们总爱说杜甫是人民诗人，是因为杜甫本人生活、命运、情感就是那个时代的典型，他对民众所表现的深厚情感其实就是他自身的切身感受。杜甫（712—770），字子美，排行二，河南巩县人。其十三世祖杜预，乃京兆杜陵人，故杜甫自称“杜陵布衣”，即指其郡望。十世祖杜逊，东晋时南迁襄阳，故或称襄阳杜甫，乃指其祖籍。杜甫一度曾居长安城南少陵附近，故又自称“少陵野老”，世称“杜少陵”。其祖父杜审言，武后时膳部员外郞，于初唐五言律诗之形成起过积极作用。其父杜闲，曾任兖州司马，奉天县令。杜甫七岁开始学诗，十四时其诗文便引起洛阳名士之重视，被誉为“似班扬”。青年时代正值唐玄宗开元全盛时期，经过前后三次、历时十年之漫游生活。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举进士，不第。天宝六载，公元747年，玄宗“诏天下，有一艺，诣毂下”，由于中书令以“野无遗贤”而无人一人中举，杜甫应是届制举，又落第。天宝十年，唐玄宗祭祀老子、太庙和天地，杜甫献《三大礼赋》，得玄宗赞赏，命待制集贤院，而终无结果。十四载，方任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同年十一月，杜甫回家省亲，安史之乱爆发，次年六月，玄宗西逃入蜀，长安陷落，杜甫亦陷其中。八月，肃宗李亨在灵武即位，改元至德。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四月，杜甫奔赴行在凤翔，授左拾遗，故杜甫又称杜拾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五月，杜甫出任华州司功。次年秋，弃官司西去秦州（今甘肃天水）、同谷（今甘肃成县），决计入蜀。从肃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至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十一年的时间，用杜甫的话是“漂泊西南天地间”。上元元年春天，他在成都西浣花溪畔筑草堂，与成都故人尹平武时有诗歌唱和。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因避徐知道之乱，流亡梓州（今四川三台）和阆州（今四川阆中）。广德二年（公元764年）重返成都，入严武幕，任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郞，故世称“杜工部”。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四月，严武去世，杜甫携家离开成都，途经渝州、忠州至云安，于次年（大历元年，公元766年）至夔州，居未满两年，作诗430余首，也是他一生中创作最为丰收和旺盛的时期。大历三年正月起程出三峡，辗转江、湘之间，大历四年，杜甫居无定所，往来岳阳、长沙、衡州、耒阳之间，大历五年冬，在长沙去往岳阳一条小船上，一代诗人杜甫病死。杜甫生平新旧《唐书》皆有传，现存诗歌1440余首，《全唐诗》编为19卷。明人对杜甫的诗歌评价极高，誉为“诗圣”。且杜甫的诗歌在思想艺术上集中反映了盛唐向中唐过渡时期的社会现实，其忧世悯人的深情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足为后世楷模，故杜诗一直以来有“诗史”之称，所谓“少陵为诗，不啻少陵自为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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