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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会真吗 ——兼及文学艺术家的良知 阿迪 你还会真吗？你敢这样反问自己吗？“真”，是与生俱来的。落地的第一声啼哭就是“真”，饿了要吃，困了要睡……，这些都是“真”。“真”在字典里解释是人或事物原样，本样。但人总会慢慢地长大，“真”却慢慢地变小了，以致变成了成年人的奢侈品。过去常听到的一句话是：现在什么都是假的，只有妈是真的。可如今这句“真”话也不期被代孕而颠覆了。现实中人总是要求别人对自己是真，而很少考虑自己对他人是否真，甚至以用“假”糊弄对方为荣。这种不对等的相互对待不能不说是人性的异化和无良的丑恶。但这种人却大行其道、呼风唤雨乃至春风得意，尤为可恶的是那些所谓高情商的人，以伪真化身为“真理”，具有美丽的欺骗性和迷惑性，因为这种人为官则官运亨通，经商则财源滚滚，往往以成功人士自居且自傲。可悲的是居然那么多人对其崇拜，进而膜拜。本处的“伪真”可与“伪善”相类比，伪，诈也。曹雪芹说：“假作真时真亦假。”此话之解语最难说清，可似乎又无人不懂。我乃愚钝，早已顺受，索性暂且不表。加之，已过天命之年，又何必较真！只因焦裕禄的一句话、巴金的一本书，陡然让我想起“真”来，由此看来，还活着的我童心尚未泯，只是忘了焦裕禄、巴金都已死了许多年了。县委书记焦裕禄有专车不坐，坚持骑自行车下基层，身边的工作人员大惑不解，焦裕禄沉重地说：“隔着车窗，我看不清群众，他们也看不清我。”多么平实朴素的话语，透射出的就是一个字——“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是口号，也不是招牌，而是真心实干。相信所有的干部都能读懂焦裕禄的话，但真不知道能有多少干部也能这样做。在高铁、微信智能时代，一个手机就能解决群众很多问题的问题，究竟是科技改变了人，还是人左右了高科技？如果焦裕禄还健在，他会怎样呢？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仍然不会隔着车窗看群众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既然生活如此，亦就无须过多苛求。但仍坚信什么时代都不缺少仁人志士，只是不是我。在一个真真假假的俗世里，做一个像人的人实属不易。譬如国学大师季羡林对自己就要求甚高：“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这堪称是做人的崇高境界了，亦是鲜人罕至的境地。而巴金做到了，他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良心。巴金的真话，我想不仅仅是他那本《随想录》吧，但《随想录》里没有假话，这倒是不假。“我的生活是苦痛的挣扎，我的作品也是的。”“我只想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全部爱憎消耗干净，然后问心无愧地离开人世。这对我是莫大的幸福，我称之为“生命的开花”。我明明记得我曾经由人变兽，有人告诉我这不过是十年一梦。还会做梦吗？为什么不会呢？我的心还在发痛，它还在出血，但是我不在做梦了。我不会忘记自己是一个人，也下决心不再变为兽。……爱真理，忠实地生活，这是至上的生活态度。没有一点虚伪，没有一点宽恕，对自己忠实，对别人也忠实，你就可以做自己的行为的裁判官。”这是一个敢于反省、勇于自省的世纪长者的心语，直击人的心灵深处——讲真话，做真事，是做人之本。巴金不仅是一位作家，更是一名战士。他的《激流三部曲》《爱情三部曲》控诉和批判了当时社会的专制和灭绝人性，其《抗战三部曲》对目睹耳闻之现状感到愤怒，但又充满着抗战激情。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说：“文学，如果不能成为当代社会的呼吸，不敢传达那个社会的痛苦和恐惧，不能对威胁着道德和社会的危险及时发出警告——这样的文学是不配成为文学的。”倘若一个作家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而不能自立，也只能放下手中的笔，回到“普通大众”中，一同混迹，一起沉沦。我们不缺作家，但我们缺巴金这样的战士，巴金是永远追求光明的战士，在暗夜里燃起火炬，照亮人们前行的道路，向着黎明进发。巴金的作品能让人们在困难的时候拄上一根拐杖。我常常思考——文学艺术家与医生是殊途同归的，都是治病救人的。只不过医生救治的是自然人，而文学艺术家救治的是社会人。医生治疗的是人肉体上的病痛，文学艺术家治疗的是精神上的病痛。医生为了人的健康，要通过望问叩触诊断病症所在，然后对症下药，甚至切除病灶。是否文学家手中的笔亦如外科医生的手术刀？艺术家手中的笔能如内科医生的处方药？为什么我们念念不忘鲁郭茅、巴老曹？（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为什么我们时时想到徐林刘颜、蒋李傅周？（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颜文梁、蒋兆和、李可染、傅抱石、周思聪）但我们今天大师的帽子比任何一个时代都多，有手机的地方就有“大师”。新近一个什么“屎尿体”诗炒作得很厉害，说什么“屎、尿”有诗意，只是常人不懂罢了。试想难道比唐诗宋词还高深，话又说来，你这个什么新诗能经得起未来一千年检验吗？果真如此，那你的名字里怎不带个屎、尿字呢？不啻为“皇帝的新装”。每到春节，可把所谓的书法家忙坏了——写春联，写春联无可厚非，是不是每年除了写春联或过节写写标语就无事可干了吗？沈尹默走了，张宗祥走了，沙孟海、启功、林散之也走了。来者不善，都自诩超越往者，因为来者的职位、学历、获奖、赚钱等综合指数都比往者高矣！在当今，出卖你的不是他人，一定是金钱。就连一些标榜传递“正能量”的短视频平台，里面充斥了人性的异化和趣味的低俗，只为赚钱，何谈良心。他们抓住了人们好逸恶劳的劣根，想发财又不想出力，想暴富又不想吃苦，以致大量的小白成了被割的“韭菜”。就像好看而有毒的曼陀罗花，人们只关注它美丽的外表。不知觉话题扯远了，言归正传，还是回到巴金的《随想录》。晚年的巴金是忏悔的巴金。具有忏悔意识的作家才是真诚的作家，没有忏悔意识的作家是没有良知的冒牌作家。李悦说：“当傅雷用自己的力量结束生命的时候，他还结束了一个维护尊严的时代。在他之后，很少有作家懂得维护人的尊严。”《随想录》把心交给读者，“我一生不知说过多少假话，但是我希望在这里你们会看到我的真诚的心。我必须用最后言行证明我不是一个盗名欺世的骗子。”这些年我们社会上空话说得太多，而且有一种“说过就忘”的习气。习惯于政治绑架或道德绑架，不仅是说话，做事或写文章也一样，一概不上账，亦不认账。而《随想录》则常提到欠债，“我不会忘记我应当偿还的大小债务。”巴金向世人公开坦陈自己曾经讲过违心话，写过违心的文章，还伤害过一些朋友，并大声疾呼全社会应记住这历史悲剧，要讲真话。对于1955年批判胡风运动写过批斗文章，几十年后巴金自责道：“我对自己的表演，感到恶心，也感到羞耻。”对于“文革”中挨批挨斗、接受改造，在劫难面前，只有“死心塌地做起'奴隶’来”。巴老对此十年中的唯唯诺诺，不敢坚持真理而忏悔。在谈到鲁迅时，为自己在鲁迅“先生的言论被利用、形象被歪曲、纪念被垄断的时候，没有站出来讲过一句话”而忏悔，为自己丧失了“为了真理，敢爱、敢恨、敢说、敢做、敢追求”的鲁迅精神而忏悔。绝大多数人在那个政治运动到来时，集体山呼海拥；当那个运动结束时，又集体谴责控诉。唯独没有忏悔，更没有担责。而巴金是勇敢的、真诚的。他解剖自己，同时解剖历史，他要找出附于文化与心灵上的毒疮与脓血，为一个民族清算历史，找出通向未来的道路。人格求真，做事较真本应是人生的常态。可这世间，以智者之名、以成者之名，多的是奴颜媚骨，多的是圆滑世故。但不管怎样，至少你还会真吗？不过“真”需要勇气，需要坚守，需要忏悔，需要自省。尽管我们不是完人，但不妨碍我们追求至真至美。“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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