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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孩子”是真的有问题吗，还是现有的教育体制和评价标准有问题？ 
丑小鸭中学创办于2011年，这里只招收常人认知中的“问题学生”，他们厌学、打架、沉迷网络…… 摄影/本刊记者 樊朔 距离昆明市区五十公里的宜良县，天空洁净透亮，云海在天边翻涌。 县城东北方向的北古城镇，丑小鸭中学的校园里，一群少年抬头看着天上的云——同在一片天空之下，他们却被贴上“坏孩子”的标签。曾经，在传统教育体系里，他们逃学、喝酒、打架、沉迷网络，是不折不扣的“问题少年”。 为了他们，詹大年在宜良创办了丑小鸭中学。在这场已经持续了十年的教育实验中，他试图另辟蹊径去找到一套方法，适用于这些被培优教育体系放弃的孩子。十年间，丑小鸭的升学率谈不上优异，成绩较好的孩子们通过中考升入普高，进而读大学、研究生，而大部分孩子读了中职，学到了一门可供谋生的手艺。而最重要的是，他们在这里学会了生活，收获了尊重和爱。 下午四点左右，军训课开始了。丑小鸭的孩子们跑回宿舍，换上迷彩军训服，听着生活老师的指令，迈着不算整齐的步伐，练习队列和军体拳。 操场另一角的花坛旁，16岁的刘昊远远地望着同学们，这一天是他返回校园的第一天。过去7年间，他每天的日常是宅在家中，研究哲学著作，无聊时就撸撸猫，一天都没去过学校。可能是因为宅的时间太长，和人交谈时他显得有些局促，双腿紧紧地并拢；看大家都不注意的时候，他蜷缩着，悄悄把身上的T恤拉长，将边缘拽到脚踝，似乎要把整个自己都藏到衣服里。 来到丑小鸭，刘昊首先被安排和心理老师李桂红见面。在一旁作陪的还有学校安排给他的“师傅”，一位名叫吴晗的初二学长。根据学校的规矩，“师傅”会负责和他聊天，带着他熟悉校园，帮助他适应新环境。 “你要不要喝水？”吴晗小心翼翼地问。“不要。”刘昊头也没抬，依然缩在T恤里。几个来回，吴晗觉得碰了壁，主动说话有些自讨没趣，开始和其他同学聊天、玩闹。李桂红在旁边默默观察着，提醒着吴晗，不要忘记帮助新同学。“要不要一起玩游戏？”吴晗硬着头皮又问了一句，再次被刘昊拒绝。 和刘昊一起观摩军训课的，还有从上海远道赶来考察学校的一位家长。他是一位两个孩子的父亲，为厌学的孩子操碎了心，丑小鸭学校也许能够解决他的问题，也许解决不了，他不是很确定。此刻，他蹲坐在操场的花坛旁，满脸狐疑和焦虑，用旁观者的话来形容，“身边的空气都是忧伤的”。 
丑小鸭中学一天有两节军训课，孩子们需要回宿舍换上军训服，在生活老师的指令下练习队列行进和军体拳。摄影/刘冉阳 旁人无法真正了解面对这些“出了状况”的孩子们，家长是何种复杂的心境。刘昊的父母无疑也是极度焦虑，焦虑中又有所期盼，显然把丑小鸭当成了让孩子回归正常生活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在招生办公室，夫妻两人与李旺明主任聊了很久，又向校长詹大年倾诉了孩子辍学后他们承受的巨大的心理压力：刘昊曾经转过无数所学校，频繁到父母已经不知道去何处寻找他的学籍。此外，刘昊已经出现幻听，这是精神分裂症的临床症状之一。 按照丑小鸭的传统，学校原则上不会接收有精神疾病的学生。“可是，他的父母很想把孩子送过来，孩子对这里也不排斥。”詹大年考虑再三，决定让刘昊留下来，先试一两周的课。 对于这样的“怪孩子”，丑小鸭的老师们早已司空见惯，“我们这里有痴迷于中医医书的学生，也有一见我们就给我们讲宗教的孩子。” 这些不同寻常的孩子，在丑小鸭一共有79位。 从宜良县城出发，沿南盘江顺流而上，穿过北古城镇拥挤的街道、农贸市场、街角挤出的一簇三角梅、卖小猪的棚子，拐上一片坡地，丑小鸭就在道路的尽头。这里似乎和普通的乡镇中学并无二致，但仔细一看，高大、坚实的铁门和围墙上加高的铁丝网显示，这是一所特殊的学校。 周围的居民不太了解这是一所什么学校，说到它，就是“招有网瘾的孩子嘛”。提到教育，大家津津乐道的是隔壁村镇的两名学生在进入位于县城的云南衡水实验中学（宜良校区）后，因为表现优异，被送到衡水中学总部，最终考取了清华大学。 丑小鸭学校只设有初中，一共有79名学生。对于这些外人视为“问题孩子”的学生，校长詹大年更倾向于把他们定义为“不适应传统教育的学生”。 詹大年对传统教育再熟悉不过了，在创办丑小鸭前，他已经在湖南当了二十多年的校长。1981年，他从师范院校毕业，来到湖南省桃江县杨林中学工作，26岁那年成为了湖南省桃江县最年轻的校长。在他治校期间，这所仅有100多名学生的乡村学校扩张为拥有1000多名学生的中型学校。 他本可以一直在这条康庄大道上一路走下去，但教育实践当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让他不得不去面对内心的质疑：长久以来，公立教育体制奉行的择优教育是正确的吗？在这种思维的指导之下，学校、老师想方设法挖优生、赶走差生，这难道不是违背教育的本质吗？ 詹大年对于教育评价体系一直保持着思考。到了2011年，他干脆决定为“问题孩子”开设一所学校。摄影/刘冉阳
詹大年希望能够在学校中推行全人教育，让所谓的“差生”获得恰当的教育和合理的评价，但在升学率的压力下，这样的设想几乎无从实现。经过长时间的煎熬与挣扎，2000年11月28日，詹大年决定辞职。他把这次出走形容为“逃离”。他逃到了昆明，先后在昆明两所民办学校当了校长。虽然在民办学校他有了更广阔的空间去实践教育理想，但久而久之，他发现如影随形的升学压力和观念鸿沟依然作祟，自己信奉的理念依然很难真正地落地。那些年，詹大年对于教育评价体系一直保持着思考，对于“问题孩子”的教育，他一直有着一种执念。到了2011年，他干脆决定为他们开设一所学校。这所学校只办初一到初三学段，因为詹大年认为，这是孩子们最难管、也是最容易被归为“问题学生”的时期。詹大年找到了在政府工作的好友，通过她在宜良找到一处废弃的学校，这里安静、偏僻，相较市区也更便宜。他以十几万元一年的价钱租下场地，拿到了办学许可。学校被命名为“丑小鸭”。詹大年觉得这是一个诗意的名字——在人尽皆知的安徒生童话里，丑小鸭本来就是一只白天鹅，只是他的美暂时还没有显现出来。这与詹大年的办学理念相契合：“问题孩子”并不是真的有问题，只是现有的教育体制无法为他们提供合适的教育方法和评价标准。丑小鸭中学的校名刻在校门口的石墙上，那是一串颇有意趣的书法。“小”字的竖勾向上延伸，呈现出一种完美的弧度，神似天鹅的脖颈。这是时任云南省教育厅厅长罗崇敏的题字。詹大年告诉《中国慈善家》，他与罗崇敏的教育理念不谋而合，丑小鸭在办学之初，获得了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和领导的重视与支持。丑小鸭中学新校址门口的洼地。詹大年打算承包下来，想在将来多开很多门兴趣课程。摄影/本刊记者 樊朔
但办学最大的困难在于师资，怎么样招到合适的老师，而且让他们长期在学校扎下根来？2011年6月，在开学前3个月，詹大年招来一批新教师。这是一群在传统意义上非常优秀的年轻人，他们大多数拥有本科学历，有的甚至还是研究生；有活力，对教育怀有热情。学校原本只计划招7名老师，但詹大年留了一手，一共招了14位老师进来。果然不出所料，开学一个月，14名老师就已经跑了一半。更为悲催的是，剩下的7名教师在头一个学期内也全部走光了。“这些年轻人，被培优教育选拔出来，一样不知道怎么面对问题学生。”詹大年向《中国慈善家》回忆。此外，由于学校的特殊性，老师们需要住校，生活环境相对封闭，就更加难以留住人。于是，在招聘第二轮教师时，詹大年转变思路，改招一批富有经验的优秀教师进来。他将目标锁定自己在湖南的老同事们，包括一些退休的校长和老师。但问题也随之而来，这些老教师已经在多年的培优教育中形成了思维定势，对待所谓的问题学生依然采取打骂的教育手段。此外，老教师们退休前当惯了校长、领导，在教育理念上总要和詹大年分个高下。如此一来，这一批教师进来后，无论是在教学还是在管理上都算不上成功。最终，詹大年转变思路。为了求稳，他更倾向于招聘本地人当老师，“爱笑、会玩”成为了一个最重要的要求。在他的理解中，只有爱笑才能玩得起来，才能拉近与学生的距离，实现平等的师生关系。如今在丑小鸭，文化课老师们几乎都是年轻的面孔。被孩子们称作“虎妞”的娟娟老师出生于1994年，在初二教数学的杨晓媛出生于1997年，还有不少老师已经在丑小鸭工作近十年，也不过是80后。六年了，叛逆的小姑娘暖暖（化名）一直不接纳她的继母。丑小鸭中学组织的亲子活动上，她亲手把继母打扮成新娘。图/昆明丑小鸭中学
除了师资，招生也是一个大问题。第一年，丑小鸭只招上来8名学生，其中只有1名学生是自主报名，另外7名学生是詹大年的朋友出于信任送来的。学生招不够，运营成本就会成为一个问题。在丑小鸭，一名学生一学期需要缴纳的费用约为两万多元，而即便是只有8个学生的时候，詹大年依然要维持着十几名文化课老师和十几名生活老师及校工人员的正常工资收入，教师工资加上日常运营成本，就是一笔很大的支出。丑小鸭中学常务副校长杨柳说，自己从没有好好算过丑小鸭每年的运营成本。办学十年，詹大年和杨柳已经陆续投入了八百多万元。詹大年的弟弟是湖南小有名气的企业家，他拿出一部分资金，帮助哥哥解决办学的部分经费。而剩下的钱只能靠借。最初的几年，因为学生人数有限，丑小鸭入不敷出。面对债主的电话，詹大年只能“大言不惭”地告诉对方：“我没有钱，但是我的手机不会关机，学校也不会跑路，你们尽管来找我，等我有钱了肯定能还给你们。”学校曾经尝试在昆明电视台、小区电梯投广告，招生办公室主任李旺明在刚加入丑小鸭的一年多时间里曾经负责丑小鸭的网络推广，想通过竞价排名提高学校的知名度，但他们最终发现收效甚微。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在于，特殊教育并非教育的主流，对丑小鸭有需求的家长往往会在互联网上有针对性地搜索相关学校，或者通过有相同经历的家长口耳相传获得信息。直到2014至2015年，学生才慢慢多了起来，学校的收支也逐渐做到了平衡。杨柳认为，是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有了好口碑，慢慢扩大了学校的影响力。詹大年也感觉到，丑小鸭的教育成果正被一步步认可。随着他在网上发布关于丑小鸭中学实践、教育观点等诸多文章，他的周围正聚集着一个质量颇高的粉丝网，不少网友通过詹大年的文章与他相识，进而把孩子送到了丑小鸭。上午的军训课因天气炎热取消。孩子们凑在一起，在小花园下起了国际象棋。摄影/刘冉阳在丑小鸭，孩子们的学习、生活被分为三个部门组织：学习部、生活部和心理部。在传统学校中，与之相对应的是政教处、后勤处和德育处。詹大年不喜欢传统学校中这些职能部门的名称，觉得它们无形中突出了学校对孩子们的管理，而并非以一种平等的姿态，让孩子们在校园中学会如何生活。从初一到初三年级，校园里只有79名学生，这在传统学校只是不到两个教学班的体量。在丑小鸭，每个孩子都要被编进各自的生活班和教学班。每个生活班中约有10名学生，年级涵盖初一到初三，按照“老带新”“大带小”的原则编班。刚进入生活班的孩子会被分配一名“师傅”，负责帮他们熟悉校园生活，克服生活中的负面情绪。有时候，访客会看到一个学生把被子抱到小花园的长桌上，叠成豆腐块，用笔在需要弯折的地方涂上标记。这大概率是一位很有责任心的“师傅”，为“徒弟”的被子画上标记，这样每次叠被子都叠在原来的折痕上，“豆腐块”就不容易散开了。每一名丑小鸭的孩子入学时都被“师傅”画过标记。当《中国慈善家》记者旁观一位“师傅”的演示，孩子们围了上来，向记者叽叽喳喳地解释“师傅”在做什么。博伊入学三个月，已经带着两名“徒弟”了。见到有人到访宿舍，他会主动和“徒弟”介绍，提醒他们记得说“老师好”。宿舍的被褥是统一的军绿色，每天起床后必须要叠成“豆腐块”，午休一个小时的时间，孩子们会再整理一次被褥的棱角，防止变形。但这里和军旅营地又很不一样，每个生活班的墙面都是五彩斑斓的，充满童趣和激情。博伊所在的生活三班是一个套间，其中一个房间被涂满了他们喜欢的logo。最顶部画着“生活三班PLUS”。博伊说，这个logo的意思是“生活三班很厉害”。但男孩们有些马虎，“PLUS”被错拼成了“PULS”。从每一面墙中可以看到每个人的喜好，一张上下床紧靠的墙壁画满了食品品牌logo，也许这张床的主人是一个吃货。另一面墙上，涂抹着知名潮牌鲜艳的红色，以及著名咖啡品牌的logo。生活三班的墙上涂满了孩子们喜欢的logo。摄影/刘冉阳 孩子们说，画草图、上色，每一面墙的装饰都要花费一个多月的时间。“周末的时候整宿整宿不睡觉，就想赶紧画完。”校长詹大年从来不担心他们攀比品牌，他甚至会给孩子们上品牌文化课，教他们理解品牌背后的文化意涵。“孩子们能用正面的态度看待品牌是件好事，大家都想穿戴好一些的东西，这有什么需要禁止的呢？”詹大年说。女生的生活班就比男生素净多了。一个古灵精怪的女孩在储物柜的侧面写了首小诗：“月亮很亮，亮也没用，没用也亮。”詹大年看了直乐，“你看，我们的孩子多有才华啊！”他语带自豪地对记者说。来自江苏的杜鹃身材娇小，带着大大的黑框眼镜，见到来参观的人，会热情地打招呼。她告诉记者，此前她在别的初中，刚入学才一个多月，因为功课跟不上而厌学，因此辍学回家，在家里待了近半年时间。询问起他们的过往，大部分孩子的答案是“在学校听不懂老师讲课，被同学孤立，被老师要求不许和成绩好的同学接触”，或者“与父母吵架”“离家出走”“疯狂打游戏”。对于过去，孩子们往往是语焉不详，试图模糊地一语带过。说这些的时候，有些孩子的眼中闪烁着点点泪光，有些孩子则是带着不服气，“终究是自己承担了这一切”。稍微熟络起来后，一位男孩悄悄地讲出了他一天被叫三次家长的“壮举”：他和伙伴在原来的学校卖烟，五块钱一根，另一个同学卖三块钱一根；他们觉得对方破坏了公平的市场竞争，于是一起去楼梯间交涉，结果正好被政教处老师逮个正着。说这些的时候，他像是在说一件与自己无关的段子，又带点当事人的骄傲。在这里，孩子们的状态相当松驰，面对外人，他们表现得很温和、有礼貌，并不像一般人印象当中的“问题孩子”。也许是因为在这里他们接触到了都是和自己相似的人，老师们的教学进度更适合他们的学习节奏，也摆脱了传统学校中“唯分数论”的价值体系。丑小鸭的孩子们在食堂用餐结束后要负责清理桌面，清洗自己的餐具。摄影/刘冉阳杨晓媛在丑小鸭教初二数学，她告诉《中国慈善家》，自己大学毕业后在宜良县城的一家教培机构做培训老师，在成绩指挥棒下，工作压力巨大。去年9月进入丑小鸭后，她发现两个机构的评价体系完全不同。在丑小鸭，每个学习班都有“学习共同体”和 “234课堂”；每三到四人分为一个学习小组，上课时围成一桌，合作学习。杨晓媛需要慢慢讲解课本知识，让学生逐步理解，习题和复习时间相对较少。面对新旧评价体系的转化，她也有挫败的时刻。当孩子们的学习情况低于预期时，她会怀疑自己的能力和价值。不过，每当她心情不好时，她的情绪总是最先被孩子们察觉，他们主动关心她：“晓媛，你是遇到了什么事情吗？心情好像很不好。”这种与学生平等、松弛的关系是她之前很少体验过的。李旺明是非常受孩子们欢迎的语文老师，他的语文课会定期为大家增加“福利课”，课程的内容按照孩子们的兴趣以及他对孩子们的观察来组织。他觉得，在不同的时空下，他与孩子们的关系也是不同的。有时彼此之间是朋友，有时是师生，有时他也成为了学习者。“我从他们身上汲取了太多东西。他们的好奇心、思维的广度等等，很多都是很可贵的。”周一至周五，丑小鸭中学的孩子们会穿着校服。在预定校服时，学校和孩子们商量出校服的品牌、样式和颜色，给予他们最大的自主权。摄影/刘冉阳在丑小鸭，孩子们总是爱直呼年轻老师们的名字：娟娟、晓媛、小明、向哥、龙哥。向国跃、龙成通是最资深的生活老师，孩子们去上文化课时，他们有时会进教室听课。在丑小鸭，生活老师每周需要听四节文化课。需要值班时，他们坐在花坛旁的树荫下，观察着整个学校。生活老师住在每个生活班套间离门最近的床位上，每天和孩子们同吃同睡，6点钟准时叫他们起床。向国跃18岁就来丑小鸭当生活老师了，那时候他还在云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读书，詹大年去学校选生活老师的时候，向国跃在队列中站得笔直，甚至认真到有些僵硬。他觉得，自己是靠着勇往直前的认真被选上的。大多数时候，孩子们和向国跃像兄弟一样亲密。向国跃侍弄着校园的一处小花园，去年在那里种了百香果，今年还种了葡萄。心理老师李桂红摘了两串葡萄，洗干净后拿给心理咨询室的孩子们吃。博伊也在其中，笑着问伙伴们：“我们偷摘了向哥的葡萄不会被找麻烦吧？”但在每天就餐的时候，向哥就变了一个人，他收起了笑容，严肃地要求孩子们在食堂门口集合，先排队报数，再领餐具就餐。每个生活班排成一列，大家按顺序进食堂，因为人多，有的生活班需要在门口等候一会。向国跃解释，这里的孩子比较特殊，有时候需要不定期集合清点人数，防止他们逃跑。 实际上，逃跑在刚刚入校的孩子中很常见。丑小鸭校园的围墙上加装了高高的铁丝网，但有时依然防不住想出逃的孩子。另一位生活老师龙成通的经验是，对付想出逃的孩子，需要在入校时观察他的动向。在加入丑小鸭之前，龙成通是武警昆明总队的一名武警，来到丑小鸭之后，有时他要把服役时的侦查技巧用在观察学生上：刚入校的学生一旦开始在校园中东张西望，生活老师们就需要提高警惕了。这时候需要多和这名学生以及周围走得近的伙伴谈话，慢慢把对方的出逃计划和地点摸清楚。有一阵子，向国跃和龙成通会根据想学生的出逃计划对围墙缺口查漏补缺。强调服从的军事化管理和宽松的全人教育似乎有着天然的矛盾，但在丑小鸭，每天上午和下午都各有一节军事训练课。詹大年坦言，他并不喜欢军训传递的军事化概念，但是军训课的目的在于过程中对孩子身体的唤醒和对自身付出性的训练。而在另一方面，对外强调军事化管理也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别人听到丑小鸭中学，并不知道这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但是一旦强调这所学校的军事化管理，大家心知肚明：这是给那些有问题的学生上的学校，这样家长才会放心一些。”詹大年说。一切管理体制都在摸索中完善。一开始，向国跃按警校的教育模式对待学生。一旦学生在生活班中打架斗殴，向国跃会严厉批评斗殴的双方，有的时候甚至会上手打两下，但是这样与学生的信任便很难建立起来。当孩子们遇到挫折和苦难但不愿说出真心话时，是向国跃最难过的时刻。他开始试着调整与孩子们沟通的方式，试着站在平等的地位与孩子们沟通，带孩子们玩耍、吃好吃的东西。从2014年开始，他发现孩子们不再叫他们老师，开始叫他们“老龙”“大向”，情绪低落时也愿意找他聊天。除了生活老师们，孩子们有了心事也喜欢找老李絮叨。“老李”李桂红是丑小鸭的心理老师，日常需要给初一初二年级的心理健康课，给初三年级上生涯规划课，此外还需要时刻关注孩子们的心理动态，找他们单独谈心或者组织他们玩心理纸牌游戏。这一天，博伊带着几个同学玩了“OH潜意识图像卡”，这是一系列图卡和文字卡。参与的游玩者要先抽出一张图卡，简单描述图卡描绘的景象，再抽取一张字卡，将图片和文字结合起来，讲述一个合理的故事。老李注意听着孩子们描述的故事，观察他们的表情，并且教他们如何通过讲述者的讲述来判断他们的内在性格。“博伊，你很渴望和爸爸和解吧，想和爸爸享受一种美好、松弛的父子关系。”博伊的表情微微吃惊，他成长于一个军人家庭，从小父亲就对他要求严格，即使犯了一个很小的错误也会招来最严厉的批评。博伊带着几个同学玩“OH潜意识图像卡”。摄影/本刊记者 樊朔
除了纸牌游戏，李桂红还会让孩子们用自由绘画、曼陀罗绘画等方式探索自己的内心世界。挂在心理咨询室右侧墙壁上的是一副略显抽象的彩色铅笔作品：两条柏油马路向远方延伸，将天空分割成现实和抽象的双重世界。这幅画是丑小鸭早几届学生的作品，在李桂红眼里，他是一个小天才，他会用电脑编写小游戏，甚至会自己制造电棍和小炸药包，一度被小区保安认定为危险分子。在丑小鸭几个月后，他回学校参加中考，顺利升入普高，现在已经升入了不错的大学。“我们会采用心理学的方法消除孩子的不安全感，让他们对自己有正确的认知。”孩子们见到他大多会喊一声“詹校”，有人问他能不能直呼其名“詹大年”，他笑了起来，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回答：“好的嘛。”丑小鸭名气越来越大之后，每天都有很多客人来访：普通家长、书店主理人、童书作家、纪录片团队、媒体记者……只要詹大年在学校，他就会亲自接待，带着访客参观校园、课堂。他会冷不丁地趴在教室的窗台上，媒体的摄像机也可以随意“入侵”课堂，孩子们像是已经习惯了被无数双眼睛注视，挺一挺腰杆，让自己在镜头中更有精神。整个六月份，詹大年极少外出讲课。有空时，他会走到教室窗边，趴在窗台看着孩子们上课。摄影/刘冉阳孩子们像是经常被安排接待客人的任务。杨柳在校园中叫住正大步流星往心理咨询室走的博伊，问他要去哪里，博伊回答：“我有接待记者的任务。”接下来，丑小鸭一个重要工作是搬家。再过不到一个月，丑小鸭就要搬到山坡上的瑞星村去了。目前在北古城镇的校址虽然交通便利，但已经有两栋楼年久失修需要加固，从去年开始，上级主管部门在频繁检查时也反复提及了校园中存在的危房问题和学生聚集在学校的防疫风险。瑞星村的校址是原来的瑞星小学，詹大年以一年20万元的价格租了下来，租期为20年。杨柳计算了租金和装修人工的花费，他们已经投入了超过三百万元。詹大年按照自己的理想中的学校重新设计，教学楼一层的走廊加宽，外立面的窗户全部由玻璃改成了密密麻麻的木材，孩子们可以在木材上随意钉上自己的作品。走廊里到处都是木质的书架，可以放书，也可以放上工艺品。原来的两间教室被打通成一间，前半部分是传统的课堂，后半部被书架做成的玄关隔开，改造成休闲书吧、茶水吧，孩子们可以在这里看书、休息。丑小鸭中学即将搬到新校址。新学校在原宜良县瑞星村小学，詹大年按照自己的教育理念对学校进行重新设计，将教学楼外立面用木材重新装饰。摄影/本刊记者 樊朔
这里的设计蕴含着詹大年的教育理想：学习和生活本来就是一体的，孩子们应该在学习中生活，在生活中学习。他打算把旧食堂上那个“学生食堂”四个字的牌子拿掉，因为他觉得这让食堂有一种“工业革命的精确感和机械”。“吃饭的地方应该有更美妙的名字，取名的权利应该属于孩子们。”詹大年说。他还打算把门口十几亩的洼地承包下来，到时可以多开很多门兴趣课程：射箭、认识海洋化石、到未经开发的溶洞中观赏钟乳石和地下暗河，等等。孩子们还可以到不远处的水库野炊，清晨的跑操也不需要再围着操场，他们可以到山路上尽情地奔跑。李旺明有些担心新校址的交通和住宿情况。丑小鸭的旧址靠近宜良北站，紧挨着通往县城的公路，但新校址在山顶的村子里，相比镇上更加闭塞，他担心会影响学校的招生和家长探望。“但这些都是小问题，等搬过去后周边的产业也许会慢慢发展起来。”语气之中，仍满是期待。丑小鸭现在有了名气了，一批批的学校组织老师来丑小鸭考察。李旺明强调说，别把丑小鸭当成了神，大家渴望快速学到一种方法，然后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学生”，这是不可能的。“就好像希望找到一剂良药，注射完后问题就消失了。但教育不应该是这么搞。”今年是丑小鸭中学建校十周年，詹大年没有举办任何庆祝活动的计划，他也不希望学校规模再扩张。在他眼中，丑小鸭是一种预防型的学校，为不适应传统教育体制的孩子提供适合的教育方式，而非提供一种解困的方法论。在他看来，如果丑小鸭能继续办二十年，那时候才谈得上庆祝。“三十年校庆时，我们可以庆祝一下。但是我还是希望，丑小鸭这样的学校越来越少，丑小鸭里这样的学生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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