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人类困境的四大历史渊源

当今人类困境的四大历史渊源

  文：塔奇曼   编：凌晨

 

我们都生在了一个没有方向感的年代，一个极度纷扰、却极少激励的年代。

 

我们曾面临的物质困境——污染、战争、人口爆炸，大家都很熟悉，但现在更增添了无形的方面，比如普遍的艰辛，年轻人的不满，老年人的迷茫，犯罪和社会紧张，审美和道德标准双重沦落，性迷失和崇尚性虐待，凡此种种，不一一列举了。

 

《剑桥近现代史》曾将最后一卷命名为“暴力的时代”，考虑到人类过去并不鲜见的暴力史，这一提法更加扎眼。

▌历史是社会理解其过去的手段

 

这些困境有什么历史原因吗？

 

或许有人会想，讨论历史原因没意义，过去不重要，现在才是重要的。

 

持这种想法的人不在少数。比如，现在的年轻人非常关心当下，而对过去往往嗤之以鼻。他们更想了解卡夫卡的一切，而不是柏拉图，关心萨特而不是莎士比亚，关注黑人权利而不是法国大革命，他们认为美国历史是从约翰·肯尼迪开始的。

 

对于每个话题，年轻人都只关心与其最直接的相关，并希望每个话题，不管是什么，都能直接和他们个人“挂钩（hook in）”。

 

自我中心主义（Narcissism）和当下主义（now-ism）——强调自我和现在——是目前大学中最主要的两个关切。

 

但历史的长处，是让你知道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有待发现的东西和昨天报纸上的新闻同样和你息息相关，苏格拉底对话录比草草胡编乱造的什么社会心理学课程与你更贴近。

 

什么才是要紧的，说到底，是人类的经验，这种经验已经有了一定年头的积累。任何自认为是西方社会一员，或有意保留此种身份的人，都继承了自雅典、耶路撒冷到伦尼米德、福吉谷，以及瓦茨和1968年8月芝加哥的一切西方历史。

 

他或许忽视或许抗拒，但这是不能改变的事实。我们的过去隐于幕后，微笑着，知道个体并不能逃出它的影响。对我来说太清楚了，我们逃不出过去的掌握，就像我们逃不出基因的安排。“别人害怕明天会带来什么，”一位皈依信仰的智者说过，“但我害怕昨天发生的事。”

 

▌四大历史渊源，塑造了当下世界

 

作为历史经历的结果，如今人们失去了自信，失去了曾经坚定的准则，二者的缺失要为我们当前的痛苦负主要责任。

 

具体来说，我们丢掉了两个基本的信仰——信仰上帝和信仰进步；遭受了两场幻灭——对激进主义，对民族主义；目睹了一次痛苦的揭秘——弗洛伊德对潜意识的发现；还有一个不快的认识——我们的科学救星居然在带给我们好处的同时，也带来同样多的害处。这些事实——令人心灰意冷。

 

◎信仰与道德的解体——人类从上帝之子降格为无毛动物

 

曾经，人类认为自己是带着神光的上帝之子，是上帝以米开朗基罗在西斯廷教堂天顶所画的优美姿势用指尖创造出来的。因此，他就会有尊严，感到自己存在于此是有目的的，甚至对自己有敬畏。他在苦难降临时或他自己做了错事时也带有了某种隐秘的目的。因为，他成了神性计划（divine plan）的参与者。

 

但是，那些人类自我认知的决定因素作为历史因素已经不复存在。我们谁也靠不了了，就像李尔王所说，我们只是“无毛两足动物”，这让人非常不舒服。

 

人类不断进步的观点在19世纪根深蒂固，直到20世纪到来。人类相信自己是可以进步的，也正在不断进步。他们从科学那里获得了极大的帮助——特别是医学科学——然后是机械的帮助，加倍了，甚至无限增大了他们的工作能力、他们的健康、他们的舒适感、他们活动的自由。

 

人们期待物质的改良带来道德的进步。生活条件更好，人类应该变得更好。但是，期望和现实之间的鸿沟，在今天已经深得到了谷底。看看福利国家和第三帝国。潜意识里，有时根本就是有意识地，我们被自己的行为吓坏了。

 

◎潜意识的诞生，粉碎了人类通向光明的希望

 

1900年，弗洛伊德出版了《梦的解析》，由此开始了所谓弗洛伊德革命。在其后的几十年，向人们展示他们灵魂中的黑暗面。

 

如果是潜意识，脱离了意志，引导着我们走上执谬和邪恶的道路，人们就再也不是他自认为的自己灵魂的主人了。我们失去了那个顺手可得的替罪羊——魔鬼，就像我们失去上帝一样。

过去，当一个人做了坏事或是行为怪异，人们就会说他被魔鬼附身了。这种事再也没有了。再也不能推脱责任了，罪恶根源就是我们自己。

 

推广至政治行为——这种对人性的新认识摧毁了对民主概念的自信，民主依赖于普通人最普遍的共识。但是，识字率的提高和投票权的扩大，并没有增加政治共识。

大众被挥舞的血衣引来逗去，投票的决定只是因为一些口号——“自由造银币”，“绞死德皇”，“每个车库两辆车”，普通人证明了他们在公共事务中，没展现出民主政治假设他们具有的天生的智慧。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我们的时代来了，它孕育了我们的时代。就像是财富的扩张和人口的倍增，以及将近50年和平的潜意识压力都在暗中积累，直到一个恐怖的临界点，等待着一个意外将其触发。欧洲的人民根本不是从蒙昧走向屠杀，事实上是他们引导着他们的领袖去这么做。”

 

战争中人们完成了无数英勇的壮举，他们遭遇痛苦，忍受牺牲，互相杀戮，只因坚信他们的国家是正义的，他们的战争会带来更好的秩序。

但是，当战争结束，《凡尔赛和约》没有建立起理性的和平，十四点计划抽象地看上去是那么勇敢无畏，但一碰上战胜国国家利益的坚硬现实，就被撞成了粉末。

 

◎改良社会的伟大理想，让位于侵略与灭绝的意志

 

在希望的破灭中，再没有一种比激进主义思潮破灭那样影响深远的了。很难让今天的人明白，当年社会革命鼓吹者和实践者，是如何激情澎湃，矢志不渝，坚信不疑。

他们相信，当他们胜利——推翻了资本主义，社会不公将被取缔，人们自由地履行他们的天性，就像上帝希望他们的那样善良。理想主义是强大的推动社会进步的发动机，也是真实的政治力量。

这些运动直接导致了实际的物质好处，工人阶级因此获益——更高的薪酬，更短的工时，更好的工作环境——但是，增加的舒适和福利并没有让人类更聪明、更快乐一些。梦想在1914年被打破，激进主义运动成为民族主义运动的受害者，工人阶级上了战场，一点儿不比别的阶级消极。

不久之后，工人阶级长久以来的目标——革命，真的在一个国家不可思议地实现了。

 

林肯·斯蒂芬斯宣称：“我看到了未来，看到了它的运转。”但是，如果这就是未来，那么它只证明了历史上最悲伤的事实：

一切革命，法国无政府主义者塞巴斯蒂安·弗雷说，“结束于新统治阶级的出现”。

在俄国的例子里，随着新的暴政出现，这个事实逐渐清晰。

 

不无原因地，犬儒主义在二三十年代盛行。比起未来充满了希望的战前，这几十年就像是格特鲁德·斯泰因说的，“不再有未来了”。

 

因此，经历了折磨全人类的战争仅仅20年之后，在领受了伤痛、坏疽、死亡、病痛、枯树残垣、战壕岁月、血污、炸弹、毒气、腐尸的气味、虱子、伤寒、流离失所、背井离乡、烧毁村寨、饥荒、残忍，各种折磨之后——我们还要再来一遍。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生的人类对同类的不仁对待，规模之庞大、用意之决绝，执行之高效，都前所未有。

日耳曼民族几乎完成了他们灭绝犹太民族的“最终解决方案”。日耳曼人自视为最文明的民族，却投身于这项极端野蛮的运动，将其当成国家政策去执行，这本该是人类早该脱离的阶段。

同样严重的是，其他国家袖手旁观，任其发生，没有提供更多的避难所和救助，其避之不及已经到了似乎是乐见最终解决方案成功的地步了。

 

◎引以为豪的科技，异化为毁灭自身的武器

 

近年来的技术变革有四大产物：炸弹（bomb）、有线（tube）、电脑（computer）和药片（pill）——也就是核能、电视、电子和避孕技术。

 

性道德革命有药片的部分之功，（尽管这在历史上是个周期性的现象），它真正带来的震动是，意外得来的孩子（unwanted children）越来越多了，所以养得粗放。

上高中的年轻人常认为怀孕是自己的事，却看不到这事关另一个人类的诞生。这样降生的小孩成长于残缺和怨恨，今后会越来越多地抱怨社会。这种情况下，强制避孕和堕胎也是非理性的。人口已经太多，不打算要孩子却意外怀孕时，就不该生下孩子。

 

我们对原子弹感到理所当然的害怕，所以自从第一次使用就再也没有用过，但关于它的战略却走到了威慑战略的极端——“确保互相摧毁战略（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这个词的缩略直言不讳地说出了它的本质MAD（疯狂）。我们似乎以此方式给自己贴上了标签，免得未来的历史学家费心。

 

与此同时，我们还在一直使用一种同样致命的武器——汽车。如果在人身伤亡上，再算上因修建公路和停车场而毁掉的土地，尾气造成的污染，加油站给乡村带来的恐惧，城市因此遭受的堵塞，汽车可以轻松地获评人类设计的最具毁灭性的工具。

不过，在诞生初期，它是件完美的工具，给人带来自由，带来兴奋的速度，新的交通方式。现在，它变成了一个怪物，每个人都需要它，一辆或者更多。每个人都在受罪，却没人喊停。

 

其他科技产品也都有相似的无法阻挡的速度。感觉好像有种力量失去了控制，感觉机器载着人越跑越远，成为这个时代普遍不安的另一个来源。

  

▌历史揭示的不仅是真相，更是人性

 

以上内容选摘自巴巴拉·塔奇曼作品《历史的技艺：塔奇曼论历史》（有删减），标题为编者所加。

 

虽然写于上世纪70年代，但塔奇曼当年洞见的四大人类困境，放在今天，不但没被消解，反而更加严峻。

 

正如塔奇曼所说，过去隐于幕后，我们无法逃离它的影响。因此，阅读历史作品，不仅让我们了解到“是什么塑造了当下的我们”，更让我们明白“我们为什么被如此塑造了”。

 

追本溯源，了解历史真相只是阅读历史作品的其中一个重要价值。最好的历史作品，还为我们提供了无可比拟的核心竞争力——它们在历史的真相上，进一步探索与揭示了复杂幽微的人性，让我们重新认识，甚至再度发现了自己。

 

比如，在塔奇曼作品《骄傲之塔》中，她写到了这样一个人物——议长里德。

 

里德曾历经5天鏖战，促成议会通过了一项新的投票规则，确保大多数人的意志得到贯彻。但5年以后，议院举行兼并夏威夷的投票，大多数人的意志，与里德本人的道德发生严重冲突——他本可以利用权威和诈术扼杀这个投票，他也有充足的理由这样做（对他而言是绝对正义的），但他没有选择这样做。

 

对里德来说，这是他“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但对读者来说，这是阅读的胜利，也是人性的胜利。

 

我们在阅读里德同时，对他的悲悯和坚定感同身受。尤其在当下种种困境下，这种真实而充满光辉的人性，会启发甚至重塑我们自己。

 

不过，能做到这样让读者们洞察人性、咏叹人生的历史大师，古今中外都屈指可数。塔奇曼在此列，不仅因为她悲天悯人的情怀，更包含她满载哲思的洞见，故事大师的戏剧手法，以及——妙语连珠的语言。

不论历史写作，就算是非虚构写作领域，也很少有人能做到她这样犀利而幽默。

 

比如，关于美国富人对政治并不热心的描述，她的说法是“富人们意识到自己与平民在计票时是平等的，而他们在人数上又远远少于平民，于是干脆退出了战斗”.......

 

在描述某些政府成员的优越感时，她写道：“他们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个上流社会的仆人，看着'这位名字具有伟大历史感、腰缠万贯的继承人做一件近乎低贱的工作’，更证实了他们的政治责任”。

  

然而，遗憾的是，塔奇曼的作品在中国长期被忽视。她的部分作品引入国内后，曾一度绝版。网上单本溢价就已达到200多元，而且难以找到全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