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冬天的一个早晨，雾霾很重，天空低沉，冷风肆虐地席卷着大地。我像往常一样起床、洗漱，去医院上班，一切都再正常不过。
进医院门口时，突然发现医院已经开始全面戒严，门卫和卫生员穿着隔离衣、戴着口罩、帽子，全副武装的在医院各个地方噴洒来苏尔。刺鼻的消毒水气味让人有点喘不过气。 我和同事都觉得奇怪，也不敢多问，像往常一样换白大褂上班，准备开早会去了。 一进会议室，我就感觉气氛不太对，会议室弥漫着一股紧张的气氛，只见院长和值班医生、护士以及几个卫生局的人员都穿戴整齐，我急忙走到最后一排坐下，等领导讲话。细细端详当中，发现主席台上坐着两个卫生局的干事，医务工作者的职业警觉告诉我出大事了，猜想可能有意外情况发生。 会议开始了。果然不出我所料，原来是广东出现了多例急性传染性肺炎，正在向国内扩散。卫生局到医院来传达上级抗击非典疫情的有关精神。卫生局的干事传达完上级的防疫要求后，院长、副院长及各科主任纷纷表态发言，决心要跟非典疫情战斗到底！ 紧接着，院部召开紧急会议，通知每一个临床医生护士都书面写一封决心书，并告诉大家保密，不要随意传播不实言论。紧张的气氛瞬间在整个医院凝结起来。当时年轻人没有经历过疫情，还满不在乎的样子，嘻嘻哈哈地随心所欲。 那是2002年11月16日，中国第一例非典病人是在广东佛山被确诊。随即，一场始料未及的“非典”疫情全面爆发。至2003年2月，广东非典疫情进入高发期，随即快速向全国各地蔓延。当年，从疫情爆发到得到有效控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在整个非常时期，我都和我的同事们奋不顾身、冲在前线。我当时是一名妇产科临床医生，接触病人比较多，大多数是孕妇和婴幼儿，属于高危人群，医院分外重视这个问题。作为一名医生，在非常时期，我必须首先要确保我的病人绝对安全。 在防疫措施还没有正式出台前，我自己查阅了大量急性传染性肺炎的资料和流行病学防控有关的书籍。了解了这个病的大致情况和防护措施后，我要求科里的同事要加强防护，做到内紧外松，每天带口罩，做到勤洗手、多喝水、多通风。不丝毫怠慢，沉着应付待产的产妇和需要做妇科检查的病人，确保工作不出现一点差错。 后来，从电视上得知，非典这不仅仅是简单的肺炎，而是广东深圳那边有人生食果子狸传给人类的一种急性传染病。2003年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根据包括中国内陆和香港地区，遍布全世界，加拿大、美国在内的11个国家和地区的13个实验室通力合作研究的结果，宣布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的病因是一种新型的冠状病毒，称为SARS冠状病毒。 消息传开后，人们都恐慌起来，无数白衣天使奔赴一线抗击疫情。我所在的山西省长治市一时间也风声鹤唳。从北京、广东等外地旅游或者探亲回来的人，都成了重点隔离对象。普通人有个头疼脑热、发烧咳嗽的，必须接受强制住院治疗，要等体温恢复正常后十四天才能解除隔离。单位空前紧张，每个人都明白这次跟往常不一样，一场生死搏斗的硬仗来了！ 在疫情的笼罩下，天空即使晴空万里也感觉愁云惨淡万里凝。我们作为医务工作者，也有害怕的时候，但身着白衣，就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 有一天，妇产科门诊来了一个孕妇，看样子20岁出头的样子，陪同一起的是一个年龄稍大的阿姨，介绍说是她的妈妈。但看起来好像不是很亲密的样子。
经过初步诊断，妊娠已37周了，已经开始假宫缩，看样子马上就要临产了。
当时正值疫情严重时期，我们医院的中心工作都放在了疫情防控上，病床都腾出来收治隔离的患者。而且住院病人的手续和审批都十分繁琐，小护士就想拒收这个随时可能变成产妇的“孕妇”。
特殊时期，小护士的做法也无可非议。但看到孕妇那失望的眼神，我突然觉得有点对不起身上的白大褂。出于医者仁心，我急忙拦住即将出门的孕妇，询问她最近有没有接触外地回来的人员，有没有咳嗽，不舒服的症状。并用手在他额头上感受了一下，有点轻微发烫。我赶紧安排护士给她量体温，还好在正常范围。
在完全排除孕妇疫情没有接触感染风险后，我坚持自己的意见，向院部要求把她留下来。我专门向院领导进行了申请，并签了责任状。为了安全起见，专门协调给她安排一个单间，防止传染性肺炎的可能。
住下当晚十点左右，产妇就开始规律宫缩了，我命令护士给她做产前消毒，随时准备接产。
作为一个主治医师，我又详细询问产妇的个人信息：年龄、住址、爱人、父母、工作单位等具体情况。产妇却吱吱呜呜，交代不清。我又询问陪同她一起来的阿姨，她也说不清楚。
我很生气，拍着桌子说：现在是什么时候啊！非典疫情期全民紧张防控。我冒着被传染、背责任的危险接收你们，你再不说详细点，我也不管你了！
旁边的护士都怪我多管闲事，自己找罪受。
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医生的本分。我看出产妇痛苦而又无法言表的神情，明显感觉到有什么难言之隐。我借机把护士打发出去，单独跟她聊了几句。
这个涉世未深的姑娘，红着脸说出了自己悲惨的遭遇。她说自己有眼无珠，被一个相处五年的男人甩了。被抛弃后才发现已经怀孕三个月了，过了人工流产的期限，只好等着分娩后再做打算。未婚先育她也不敢告诉家人，陪她来的那个阿姨并不是她的妈妈，是她的邻居，在一个饭店打工，知道此事后，担心她的安危，特意请假过来陪她的。我平生最愤恨那种不责任的男人，听着她那断断续续的叙述，我不再生气了，反而多了些同情。
由于是头胎，还是臀位，孕妇有些紧张，生产异常艰难。我帮她做了胎心监护，发现胎儿一切指标正常，就冒险做胎位外倒转术，具体做法是：用手在腹壁上摸到胎儿的头后，把胎儿的头慢慢转到骨盆腔里，再把臀部推上去。
也许是上天有眼，虽然很困难，这次艰险的复位术竟然一次成功!胎头顺利的转回了骨盆腔内。为了加快产程，我又给她静脉滴注微量的缩宫素。果然，宫缩一阵紧似一阵，漫长的一个晚上过去了，我们耐心等待着的婴儿的出生。
看着她痛苦不堪的样子，我在心里又把那个狼心狗肺的男人骂了上百遍。在我们的不断安抚和帮助下，她的宫颈口在慢慢打开。
其实这样的情况我们经常遇到，但现在是非常时期，就显得如临大敌了。我们都穿着厚重的隔离服，动作稍显笨拙。
终于，婴儿的小脑袋显露出来。我当机立断，请来科主任协助进行外阴侧切术助娩。所有人严阵以待，能插得上手的，都介入了产妇的分娩战斗中。我们都卯足了劲儿，希望用一场完完全全的胜利来打破疫情压抑的气氛。
整个科室的医生护士彻夜未眠，都在等待着孕妇下一阵宫缩的来临。
黎明时分，一声清脆的婴儿哭啼声在产房久久回荡。一个粉嘟嘟、胖乎乎的女婴降临了。医生护士们都笑了，像清晨的阳光一样灿烂。
在疫情笼罩死气沉沉的日子里，那种生命降临的喜悦让我们都激动不已，像是一束希望之光在向世界宣告生命的顽强和生生不息，似乎在暗示疫情的雾霾很快会一扫而光。
看着小女孩漂亮的小脸蛋，红艳艳的小嘴唇，产妇又哭又笑。我感觉得到她并没有因为新生命的到来而增添多少喜悦，反而显得忧心忡忡。我也理解此刻她内心深处的无奈。我迅速下了医嘱，做好产后复原的医嘱，就离开了。
这时我想起我一个卫校同学，在距离县城较远的乡镇医院上班，外科大夫，在方圆几里还小有名气。就是天公不作美，结婚十年了没有生育。她曾经专门给我说过，有机会的话给她找个小宝宝，男孩女孩都可以。
我灵机一动，在询问了产妇的意见后，悄悄联系了我的同学。同学高兴极了，急忙和她老公开车过来看小孩，他们对小孩爱不释手。
产妇虽然有太多不舍，但我相信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
大概半个月后，产妇痊愈出院了。她太年轻了，略显稚嫩的脸上还并没有领会出生命真正的意义，但未来的路很长，我祝愿她未来可以收获真正的幸福。临走时，她满含热泪向我深深鞠躬并致谢。
她出院的那天阳光异常灿烂，白大褂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事情就这样悄悄地发生，又默默地结束了。
若干年后，有一次我应邀去我的同学家玩。当年小女婴已经出落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姑娘在同学面前撒娇，同学将姑娘搂进怀里，看着他们其乐融融的样子，我开始庆幸自己当时的决定，想起那个艰难的夜晚，我想也许生命本身就是奇迹，能够带给我们面对所有困难的勇气和力量。
后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上下齐心协力的努力下，在无数白衣战友的艰苦鏖战下，我们终于战胜了非典疫情。
经过非典疫情的洗礼，世界又恢复了往常的安乐祥和。我们形成了伟大的抗击非典精神，而我对生命的意义又有了新的感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