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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抗蒙的继续坚持和日益艰难 余玠去世后，由余晦接任四川制置使。余晦是理宗登基的功臣余天锡之从子。理宗宝祐元年累官权刑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代余玠知重庆府，兼四川总领财赋。尝置义庄，以赡宗族。素与利西路安抚王惟忠有隙，适惟忠兵败失阆州，即诬奏其潜通元兵，有丧师、庇叛等罪，至下狱并处斩于市，为士论所非。余晦在任一年被免职后，由蒲择之接任四川制置使。 蒲择之在四川制置使的时间较长一些，从宝佑二年（1254）到景定二年（1261）。四川军民和蒙古军主要进行了多场大的战斗，同时抗蒙战争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变的更加艰难。以下择要而言之。 蒙古进屯益昌即原利州和沔州地区，对四川的威胁极具加大 蒙古在当年残破蜀口四川内陆和就撤往了兴元府、沔州等地区，但还没有立即屯田实兵和修缮城防。后在汪德臣等人建议上，蒙古军在以上地区修缮城池，招募流亡，发展生产，各项都在有序的恢复当中。 其实关于利州筑城的危害，南宋也不是没有反应。早在淳祐十二年（1252），宋臣牟子才就建议在利州和阆州之间屯扎大军并筑城防守，但是不被采纳。虽然四川制置使司方面深知其威胁，也屡屡派兵阻挠，使其时间一再拖延，但在宝佑三年（1255）左右，蒙古在利州、沔州一带的各项工事和城防及仓储已经基本完成。沔利等城池建设的完成，威胁极大，两地深入蜀中七百里，蒙古以此为基地不断进行抄掠，蜀之命脉基本已绝。 宋军反攻收复苦竹隘 自蜀口利州路沦陷后，南宋四川防务北门就以剑门关为重，故而剑门一带的防御至关重要。余玠创设山城防御体系时，剑阁一带最重要的山城就是苦竹隘。 蒙哥在南宋宝佑元年（1253）就派出忽必烈攻打大理，经略云南，无疑是在为从后方迂回攻宋做准备，这也意味着蒙哥对南宋的全面进攻很快会开始。宝佑五年初，蒙古汪德臣部自利州南下，大举进攻苦竹隘，守将杨礼不能支持放弃苦竹隘坚守吉平寨，使得剑门一带门户大开。宋理宗下令四川宋军全力反攻收复苦竹隘，令蒲择之急作处置。闰四月，蒲择之以朱禩孙为监军，调集蜀中各路人马前往剑门一带增援，同时为防不测，理宗调京湖李曾伯派兵五千西进。经过两个多月苦战，五月收复苦竹隘，重新夺回了剑门一带控制权。并一路北上到利州宝峰一带，拔除了汪德臣部的据点。然而“以粮运不济，又值霖雨，器械损弊，因此中辍”。宋理宗也叹息“可惜失此机会”。 宋军反攻成都功败垂成 宝佑五年（1257）秋，蒙古纽璘部在利州沿白龙江过阆州大获山出梁山军直达夔门。另外一路在汉军万户都元帅刘黑马力主下，由其和夹谷龙古带率领精兵迅速南下攻占了宋军废弃的成都城。夹谷龙古带有在汉中筑城的经验，仅七天时间就迅速建成了一座粗具规模的城池。刘黑马管理当地新旧军民大小事务，同时派一支蒙古军在阿答胡驻守成都，初步确立对成都的统治。 理宗对蒙古攻占废弃的成都十分不安，于次年春考虑到“成都系全蜀根本，不得不亟图之”。下令蒲择之率军攻取成都。蒲择之立即亲自领兵攻打，并以杨大渊驻守剑门一带扼守川北，以段元鑑、刘整扼守东西川要道遂宁和江箭滩一带。当时阿答胡去世，成都蒙汉军推纽璘为帅主掌成都防务。面对蒲择之率军攻城，纽璘从川东钓鱼山引兵西向，以解成都之围。在江箭滩受阻，从早到晚大战一天，斩首两千七百余级。由石抹按只率领的蒙古汉军也在灵泉山击败宋军宋军杀都统韩勇。蒲择之兵溃，纽璘军杀入成都得以坚城固守。正值成都久不下雨，宋军暴露日久士气逐渐松懈。进入五月后又连日霖雨，处处沾足，对宋军十分不利。纽璘趁机突围，与利州而来的汪德臣所部内外夹击，击败宋军解除了对成都的围困。解围成都后，作为成都之战的后续，纽璘顺势展开对成都东北的云顶城的攻击。云顶城孤立无援，但宋军仍顽强抵抗，最终“城中食尽”，云顶城守将姚德降于蒙古。在其引导下，成都附近的彭、汉、怀、绵等州悉平。威、茂等州诸番也相继降蒙。云顶城自建成至失守，宋军共坚守15年之久，这对处于川西平原、蒙宋对峙最前沿的山城来讲实属不易。失陷后的云顶城并没有退出宋蒙战争，宋军多次想收复云顶城，但由于蒙军防守严密、支援及时，最终南宋的企图未能实现。云顶城的陷落标志着南宋在长江上游防守的失利，宋军防线和成都府南撤到了嘉定府，蒙军在川西平原站稳了脚跟，西川的抗蒙形势愈加严峻。 川东、川北之山城守将不断投降蒙古或被攻破 宝佑六年（1257）二月，蒙哥汗决定亲自领兵攻宋。其中忽必烈率军主攻鄂州，兀良合台率军自大理经广西北上策应。自己率精锐主攻四川，计划共同会师鄂州。八月命利州守将巩昌便宜总帅汪德臣为征蜀前锋将，率军南进。二十四日，汪德臣终于克苦竹隘（今四川剑门北小剑山顶），守将杨立战死。蒙古军屠城苦竹隘。十一月初八，克长宁山鹅顶堡（苦竹隘西），守将王佐战死。十一日，攻大获城（今四川阆中东北大获山上），宋将杨大渊请降，十二月初十，蒙哥汗至运山城（今四川蓬安东南），守将张大悦降。蒙古军至青居城（今四川南充），裨将刘渊杀守将以城降，旋大良城（今四川广安东）等地也降蒙古。蒙哥征服川西北大部州县后，率军进至武胜山（今四川武胜县城附近），准备攻钓鱼城。同时为了策应，蒙哥还令纽璘自成都沿江而下，抢占马湖江口重镇叙州。马湖江之战，突破神臂城，俘虏宋将张实。此时，宋蒙双方直接在合州形成对峙，蒙军据此对川东川北宋军构成严重威胁。 合州钓鱼城之战 宝祐六年（1258）七月，蒙哥汗统兵4万，号10万，自六盘山（今宁夏境）分兵三路进攻四川。十二月，攻占川西、川北大部州县后，进抵武胜山（今武胜县城附近），准备进攻潼川府路合州，企图一举攻克合州直逼重庆进而拿下全川进入京湖。钓鱼城坐落在今重庆市合川区城东5公里的钓鱼山顶，其山突兀耸立，相对高度约300米。处嘉陵江、渠江、涪江汇合处，南、北、西三面环水，壁垒悬江，城周十二三里，均筑高数丈的石墙，南北各建一条延至江中的一字城墙；城内有大小池塘13个，井92眼，可谓兵精粮足，水源充足；江边筑设水师码头，布有战船，上可控三江，下可屏蔽重庆，是支撑四川战局的防御要塞，地势十分险要。蒙哥派降将晋国宝入钓鱼城招降，被王坚所杀。九年正月，蒙哥汗恃其兵强马壮，不纳术速忽里避开坚城，迂回夔州、万东下的建策，无视天候、地理的不利条件，决心攻下钓鱼城。遂遣诸王末哥攻礼义山城（今渠江东北，俗称三教寺寨），曳剌秃鲁雄攻平梁山城（今四川巴中西），命宋降将杨大渊率军突袭合州旧城，切断外围诸城与钓鱼城的联系。同时，令四川都元帅纽璘自成都趋涪州蔺市（今重庆市涪陵区西）造浮桥，断绝宋援。又在铜罗峡据险为垒，阻遏重庆宋军北进。 宝佑七年年二月二日，蒙哥汗率军渡过鸡爪滩（今钓鱼城东北鸡心石），驻于城东石子山，三日，蒙哥亲督诸军攻钓鱼城。七日，蒙军攻一字城墙。九日，蒙军猛攻镇西门，不克。同时蒙古东道军史天泽率部也到达钓鱼城参战。三月，连续进攻城东之东新门、奇胜门、镇西门、小堡等处，但在宋守城军民顽强抗击下，均遭失败。四月三日，连降大雨20天。二十二日初晴，蒙古军偷袭城南护国门未逞。次日深夜，攻破城北出奇门至嘉陵江一侧的一字城，但被王坚率勇士力战夺回。宋理宗闻讯，下诏嘉奖，鼓励合州军民。钓鱼城久攻不下，蒙哥汗命诸将“议进取之计”。术速忽里认为，顿兵坚城之下是不利的，不如留少量军队困扰之，而以主力沿长江水陆东下，与忽必烈等军会师，一举灭掉南宋。然而骄横自负的众将领却主张强攻坚城，反以术速忽里之言为迂。蒙哥汗未采纳术速忽里的建议，决意继续攻城。蒙军大举攻蜀南宋对四川采取救援行动，但增援钓鱼城的宋军为蒙军所阻，始终未能进抵钓鱼城下。尽管如此，被围攻达数月之久的钓鱼城依然物资充裕，守军斗志高昂。一日，南宋守军将重15公斤的鲜鱼两尾及面饼百余张抛给城外蒙军，并投书蒙军，称即使再守10年，蒙军也无法攻下钓鱼城。相形之下，城外蒙军的境况就很糟了。蒙军久屯于坚城之下，又值酷暑季节，蒙古人本来畏暑恶湿，加以水土不服，导致军中暑热、疟疠、霍乱等疾病流行，情况相当严重。六月初，四川制置副使吕文德率战船万艘，溯江而上，冲破蒙古军的封锁进入重庆。后又率舰千余艘沿嘉陵江北上，救援合州，至三槽山西，遇蒙古军阻截。经略使史天泽分军为两翼，跨江侧射，亲率舟师顺流纵击，夺宋战船百余艘，击退其援军，乘势追至重庆而返。时天气大热，瘟病流行，蒙古军战斗力大减。王坚乘机多次夜袭蒙古军营地，使其人人惊恐，夜不得安。初五日晨，蒙古军前锋元帅汪德臣率军乘夜突破外城马军寨，王坚率兵拒战。天将亮时，下起雨来，蒙军攻城云梯又被折断，被迫撤退。蒙军攻城5个月而不能下，汪德臣遂单骑至钓鱼城下劝降，被城上飞石击中，不久死于缙云山寺庙中。汪德臣战死，蒙哥汗如丧左右手，也使得蒙古军信心极度下降。蒙哥汗大怒，命军在东新门外筑台建楼，窥探城内虚实以便决战。七月二十一日，蒙哥汗亲临现场指挥，中飞石受伤。二十七日，卒于军中（一说染病而死）。蒙古军遂撤围北还。 蒙哥汗在钓鱼城下的败亡，其影响是十分巨大的。 首先，它导致蒙古这场灭宋战争的全面瓦解，使宋祚又得以延续20年之久。进攻四川的蒙军被迫撤军，护送蒙哥汗灵柩北还。已经率东路军突破长江天险，包围了鄂州的忽必烈，为与其弟阿里不哥争夺汗位，也不得不撤军北返。从云南经广西北上的兀良合台一军，一路克捷，已经进至潭州（长沙）城下。由于蒙哥之死，该军在忽必烈派来的一支部队的接应下，也渡过长江北返。蒙古的南北两支军队基本上是按预定计划进军的，只因西边主攻战场的失败而功亏一篑。 其次，它使蒙军的第三次西征行动停滞下来，缓解了蒙古势力对欧、亚、非等国的威胁。早在1252年，蒙哥汗遣其弟旭烈兀发动了第三次西征，先后攻占今伊朗、伊拉克及叙利亚等阿拉伯半岛大片土地。正当旭烈兀准备向埃及进军时，获悉蒙哥死讯，旭烈兀遂留下少量军队继续征战，而自率大军东还。结果蒙军因寡不敌众而被埃及军队打败，蒙军始终未能打进非洲。蒙古的大规模扩张行动从此走向低潮。因此，钓鱼城之战的影响 已远远超越了中国范围，它在世界史上也占有重要的一页。 再次，它为忽必烈执掌蒙古政权提供了契机，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蒙哥汗是一位蒙古保守主义者，他所施行的仍然是传统的政策。这种带有浓厚的蒙古部族和西域色彩的政策，已极不适应统治广大中原汉地的需要。而忽必烈则是蒙古统治集团中少有的倾慕汉文化之士。蒙哥即汗位后，忽必烈受任掌理漠南汉地，他大力延揽汉族儒士，有选择的推行汉化政策，取得很大成效。但却引起蒙哥汗及其保守臣僚的疑忌，忽必烈因而被罢了官，其推行的汉化政策也被迫取消。忽必烈登上大汗宝座后，继续推行其汉化政策，逐步改变蒙军滥杀的政策，使中国南部的经济和文化免遭更大的破坏。 从余玠去世到蒙哥败亡及忽必烈撤军鄂州这七年间，宋蒙战争已经进入了白热化和殊死争夺的阶段。这段时间就四川战区而言，蒙古军虽然还没有找到太好的攻打山城防御体系的办法，但凭借着军力的优势已经开始不断的压缩四川的防御空间。南宋川北剑阁一带天险丢失，川西反攻成都的失利，使得南宋在川西已经很难立足。南宋在四川基本上已经逐渐龟缩到川东一带了。客观而言，南宋在蒲择之为蜀帅任内，确实还是颇似振作的。而且蒲择之这个川人蜀帅比余玠这个外来蜀帅更得川人之心，故而蒲择之任内，诸将不服的情况已经颇有改变。无奈的是，四川之军无论在兵力还是作战方面虽然已经恢复，但整体的战斗力仍然不如蒙古，故而多次反攻接连失利。而一连串反攻的失利，也让蒲择之的帅位难保。 宋蒙间歇期的四川战场 因为蒙哥汗在钓鱼城下的败亡，蒙古的此次南征也被迫宣告失败。之后因为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为了争夺汗位，蒙古内部展开了数年的内斗，宋蒙局势暂时得到了缓和。也为南宋方面能继续苟延残喘提供了时间。从景定元年忽必烈撤军鄂州到宋度宗咸淳三年襄阳战役爆发，这八年时间里，宋蒙虽在三大战区仍有各种中小规模的战斗，但大规模的战斗却很少了。而具体到四川战场，这个时期进入了相持阶段，但局面已经向蒙古方面倾斜了。 四川帅守轮番换人及理宗的去世 南宋理宗景定二年（1261），四川制置使蒲择之被免职，由部将俞兴接任。不久刘雄飞接任。俞兴和刘雄飞两人在任时间就两年时间。理宗景定五年，夏贵出任四川制置使，出掌四川防务。同年，南宋理宗赵昀去世，度宗赵禥即位。 南宋理宗在位四十一年，是南宋在位时间最长的的皇帝，在两宋皇帝里也仅次于北宋仁宗。宋理宗在位前八年的时间里，一直感念于史弥远的拥立之功以及史弥远树大根深，对其听之任之。自史弥远去世后，宋理宗开始真正亲政。亲政的这三十多年里，宋理宗客观上确实颇思振作。虽然联蒙灭金和端平入洛一直饱受非议，但出发点是好的。宋蒙战争爆发后，宋理宗大方向上把握的还算是可圈可点。而且尚有孟珙、杜杲、李曾伯、赵葵、赵范等一批文物重臣，故而尚能维持偏安之局。 刘整以潼川路大部分投降蒙古 刘整（1212—1275），字武仲，邓州人。为人沉毅有智谋，善骑射。相传原京湖制置使赵方临死之前对儿子赵葵说：“刘整才气横溢，汝辈不能用，宜杀之，勿留为异日患。”赵葵不听（个人不认同这个说法，赵方去世时间是1221年，时年刘整才十岁而已。此说恐为后人杜撰）。刘整又跟随南宋名将孟珙攻打金朝的信阳，刘整任前锋，夜率骁勇十二人，渡堑登城，袭擒其守。孟珙得知大惊，以为唐末名将李存孝率十八骑拔洛阳，今刘整率军更少而取信阳，于是称呼其为“赛存孝”。 宝祐二年（1254）刘整随李曾伯入蜀，选拔为将，屡建战功。景定元年（1261）四月，升任泸州知府兼潼川路安抚副使。身为北方人的刘整以武功获得升迁，南方诸将皆出其下，被吕文德所猜忌，刘整一出谋划策则被否定，一有功劳则被隐瞒不发。同时素来与刘整有矛盾的俞兴任四川制置使，不断打击刘整。吕文德也与俞兴勾结，打算诬告迫害刘整。刘整得知消息后，惊恐不安，派人到临安（今浙江杭州）向朝廷上诉。当他看到名将向士璧、曹世雄均被奸相贾似道逼死后，“益危不自保”，暗中与蒙古联络。六月，刘整以泸州十五郡、户三十万降元。刘整突然来降，驻守成都的蒙古将帅普遍感到怀疑，唯独刘黑马、刘元振父子认为刘整被权相奸臣陷害，此来投降无可疑也。忽必烈得知后立即任命刘整为夔路行省兼安抚使。宋理宗听后勃然大怒，命俞兴讨伐刘整，刘整将自己的家产分发给兵卒，击败了俞兴。之后，京湖制置使吕文德受命兼任四川宣抚使，率军西进，步步为营，最后击败刘整。但是也只是收复了泸州、叙州、长宁和富顺四地，其余全部被蒙古占领。刘整也最后到了蒙古阵营，日后提出屯兵、厚储积的图宋大计，并主张贿赂吕文德，且以襄阳为突破口。 虽然吕文德后来击破了刘整，但是刘整投降蒙古的作用是极为严重的，而且意义十分重大。刘整不同于以前的降将，以前的降将多是一地之镇将，而刘整已经官至一路安抚使。此外刘整在京湖、四川多年为将，对南宋兵力和将领情况都颇多了解。加上本人才华出众，投降后受到了忽必烈的极为器重，成为日后蒙古南下的急先锋。而刘整的投降，也是南宋一贯对于北来降将不信任的必然产物。早在南宋孝宗年间，孝宗的老师史浩就对招募北方降人降将很反对，不过孝宗不听。之后的光、宁、理三帝任内，朝中也不少人反对，不过皇帝和沿边重臣对招募亡命却一直比较务实。蒙古灭夏灭金后，不少原夏金之人群部族都投奔南宋，南宋三大战区麾下都不少夏金降人流民。这些人普遍安置于沿边地带，但是南宋对他们十分不信任，而南宋的南人集团也因这些人屡立战功十分嫉妒，不断构陷打压他们。孟珙在世时候，因为孟珙个人的能力和魅力出众，故而刘整还愿意效力。但孟珙去世后，无论是李曾伯，还是蒲择之，都无法能真正有效发挥和驾驭之，但尚可维持。待俞兴掌权后，局面便一发不可收拾了，最终刘整降蒙，潼川府路大半沦陷。 四川战场陷入相持局面 景定元年（1260），蒙古对南宋各大战区的抄掠次数还较少，但是次年开始，忽必烈以南宋扣留蒙古使者郝经为由下令恢复对南宋各大方向的抄掠行动。当然这种行动大体上还只是局限于抄掠，却也有所不同，能占领的就占领。当然忽必烈还并没有下决心要彻底南下以消灭南宋。不过就四川战区而言，从景定二年开始，蒙军对四川的抄掠一年最少也达到了三次到五次以上。 在不断进行抄掠的同时，蒙古开始推行以城逼城的攻势筑城战略。南宋可以筑山城防御蒙古，蒙古也开始在要道之处筑城堵塞航道和要道，进可以作为前进基地，袭扰宋军，退可以有所依托。从景定三年（1262）到咸淳三年（1267），蒙古修建了蟠龙山（1262）、虎啸山（1262）、武群山（1262）、方斗（1264）、眉州（1267）、简州（1267）、母章德山（1267）等七座山城，不断挤压着南宋的山城生存空间。这七座城各有各的作用；蟠龙山城作为攻守基地，虎啸山城作为切断渠州与合州联络的渠江而建；方群山和母章德山直逼钓鱼城；方斗城为蟠龙城外援；眉州城直逼嘉定城；简州城为新建，阻断南宋进逼成都的道路。 在西川方向，南宋自反击成都失败后，以嘉定为据点，多次向蒙古反击。景定元年，进攻成都和新津一带被蒙古将忽都击败；三年五月，高达、温和再次进逼成都，蒙古刘整率军驰援。高达后改攻潼川一带，被刘整击败；咸淳元年（1265），四川都统昝万寿进攻成都附近，在云顶山、金堂峡一带获胜；二年，刘整出兵云顶山，与夏贵相遇，双方激战。同年，宋军以战船500艘，载甲士三万人，先以万人据守云顶山城，欲攻取汉州。蒙古将刘恩带精锐千人渡沱江大败宋军。攻势方面，虽然进攻成都的目标南宋没达到，却也进一步加强神臂城一带的防守。并新建和加固了三座山城。一是虎头城（四川自贡富顺县），位于沱江之滨，下距离泸州旧城百余里，扼守沱江屏障泸州。二是登高山城（四川宜宾东南），位于金沙江、岷江和长江会流的三江口山丘山，组织程度和云南蒙古军吸取长江沿岸。咸淳三年将叙州治所迁移于此。三是吕山城，位于今宜宾西北二里之仙吕山。为登高山城之犄角，初建于景定元年，后继续加固。同时，忽必烈即位后，以蒙古都元帅纽璘、百家奴镇守成都，设成都路经略司，刘黑马兼任经略使，死后由子刘元振接任。主要任务是镇抚西川，并相机进攻。从景定二年开始，蒙古军也多次进攻嘉定，被击败。自修筑眉州、简州城后，南宋进攻成都的道路再度受到严重的阻遏。 东川方向上，忽必烈即位后，以蒙古征南都元帅钦察与巩昌便宜都总帅汪惟正（汪德臣长子）同守青居山城，置东川都元帅府。主要任务是监视合州与重庆宋军，组织宋军沿嘉陵江来袭。汪惟正在青居山城一带屯田练兵为持久之计。同时东川帅府下还有大获城之杨大渊、运山城之张大悦、大良城的蒲元圭等原宋朝降将也时刻监控合州一带。并希望绕过钓鱼城，横越渠江向开州、达州和夔州一带进军。而南宋方面，在钓鱼城之战中的合州守将王坚在战后荣膺宁远军节度使，景定二年（1261）被调往临安，职务由副手张珏接任。这时四川已经残破不堪了，唯有钓鱼城依然坚固，支撑着大良城（1261收复）、礼义城、小宁城、得汉城等，坚守渠江沿线，封锁蒙古由青居城进攻夔州的要道。而蒙古军修筑了虎啸山城后，大良城被孤立隔绝，最后被攻占。在景定五年开始向开州、达州一带进攻，不久占领开州。咸淳二年（1266），张珏率军苦战又收复大良城，次年春收复开州。 合州钓鱼城为南宋在四川最坚固的要塞，也是重庆的前哨，围绕着合州的战斗也异常激烈。景定二年，昝万寿率战船三百搜企图掩袭青居山城，被汪良臣（汪德臣之弟）击败，昝万寿险些被俘。次年，汪良臣以钓鱼山险绝不可攻，清就地筑城名曰武胜成，扼其往来。四年，王连臣再次出兵重庆，击败宋军朱禩孙部。同年，四川制帅刘雄飞上任后，率军进攻青居山城，被击败。第二年，蒙古军又在钓鱼山与宋军大战，大破之于南坝，获战船146艘，俘虏军士57人，掠走老幼340人。咸淳三年，蒙古陕西四川行省平章事赛点赤率军数万进攻重庆，被张珏阻遏水道击败。忽必烈鉴于青居山与钓鱼城毕竟，同意汪良臣奏请，修建了武胜城和母章德山城，将东川攻防据点向西推进90里，保持着对川东的进攻态势。后来在咸淳六年（1270），南宋欲修缮钓鱼城就被蒙古所拒。 而在川中的潼川府路方面，鉴于该路地处东西川之间，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蒙古十分倚重降将刘整。忽必烈在景定三年刘整入朝后授他行中书省于成都、潼川两路，他仍然兼任都元帅。七月改任为潼川都两帅，设置帅府。次年（1263）八月令成都方向运送大量粮饷耕牛给刘整，让他屯田戍守。并且派按敦、成都经略司的刘元礼等军与刘整共同戍守，还将成都路的绵州划归潼川。于是潼川路成为蒙古在两川的一个有力的据点。六年秋，刘元礼在蓬溪寨（四川遂宁蓬溪县）击败宋军后，蒙古又在此建立据点，成为在潼川外围的一个战略据点。 从蒙哥汗败亡到襄阳战役前的这八年时间里，宋蒙大的战事没有，而小的战事仍然不断。这段时间四川方向各种大小进攻累计有十二次之多，但胜利只有三次，其余全部战败。虽然这段时间，双方在各个战场包括四川依然是僵持不下，但总体形势是蒙古已经逐渐占据优势。刘整降元更是给了南宋四川乃至全国防御以沉重打击。更重要的是蒙古已经找到了一些破解山城防御体系的办法，而且蒙古的水师实力已经大有起色，多次在四川的水战中占据优势击败宋军。宋军此时能够坚持下去已经是颇为艰难了，支撑宋军战斗下去的一个是合州钓鱼城以及重庆这个中枢尚在，另外就是京湖和两淮还能够有援军支援，剩下的也就是意志力和精神力量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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