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哲学之九：革命派与改良派23.有关民众作用问题的冲突改良派反对革命、反对把民主自由权利交给人民的一条重要理由，就是认为人民群众是愚昧无知的群氓，认为当时中国的国情是" 民智未开" 、" 公理未明" 、" 旧俗俱在"。康有为明确指出：" 若我中国万里地方之大，四万万人民之众，五千年国俗之旧，不独与美迥绝不同，即较于法亦过之绝远。以中国之政俗人心，一旦乃欲超跃而直人民主之世界，……其必不成而堕溺，乃必然也。" (《各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在这样的国情下，如果妄倡革命，不仅民主自由不可得，而且必然引起暴民骚动，结果将是" 洪水横流，不可向尔。如醉迷药，如饮狂泉。" (同上）不仅社会秩序荡然无存，而且还会招致亡国灭种。因此，他们咒骂革命派是" 摭拾……唛喀(即马克思）等架空理想之唾余，……以博一般下等社会之同情，翼赌徒、光棍，大盗、小偷、乞丐、流氓、狱囚之悉为我用，惧赤眉、黄巾之不滋蔓而复从煽之。" (粱启超：《开明专制论》）革命派在回击改良派的上述观点时，列举了大量历史事实，来论证历代专制王朝的覆灭" 舍权贵纂位，藩镇跋扈，外族入侵之外，皆亡于人民之革命。"(《革命横议》，《民报》第三期）出身佣耕的陈胜，兴于陇亩的刘秀，起自佃民的邓茂七等人，虽然他们所图的大业有的成功有的失败，但都充分证明" 中国之农夫，非不足以图大举。" (刘师培：《悲佃篇》、《民报》第十五期） 革命派指出，被世界各国推尊为英雄豪杰的华盛顿、拿破仑，实际上只是当时抛头颅洒热血的无数无名的华盛顿、拿破仑(即民众）的代表；一个华盛顿、一个拿破仑的功业，正是源于百千万亿兆华盛顿、拿破仑(民众）的支持。" 今日之中国，故非一华盛顿、一拿破仑所克有事也。然必预制造无量无名之华盛顿、拿破仑其庶乎有济。" (邹容：《革命军》）革命派的著名人士朱执信还明确把劳动大众规定为民主革命的主体：" 政治革命之主体为平民，其客体为政府。社会革命之主体为佃民，其客体为豪右。" (《论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 不过，总的来说，革命派对劳动人民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的认识仍是不科学的。他们并没有认识到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是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最基本的活动，因而也无法认识劳动人民是创造历史、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最根本的力量。 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这场大论战造就了以邹容、陈天华为代表的大批青年革命理论家和宣传家，他们为在中国传播自由民主思想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邹容(1885-1905 年），字蔚丹，四川巴县人。17岁赴日本留学，参加留日学生的爱国运动。1903年回上海后加入蔡元培、章太炎等人组织的革命团体" 爱国学社" ，在帝俄加紧侵略中国的刺激下，撰写了阐述民主革命的著名著作《革命军》，章太炎为之作序，一时引起轰动，旋因此同章太炎一起被清政府投入监狱。1905年病逝于狱中，年仅20岁。 邹容在这部著作中首先宣传了卢梭等人的天赋人权论，并以此为武器，笔锋犀利地批判了封建专制制度。他认为，人类最初，无人不自由，无人不平等，无所谓君臣关系。被上古时代的人民尊之为君的尧、舜、禹等人，都是能为全体同胞谋利益、尽义务的人，因而他们实际上不过是" 一团体之头领" ，人民仍享有自由、平等的权利。后来，" 民贼独夫，大盗巨寇，举众人所有而独有之，以为一家一姓之私产，而自尊曰君，曰皇帝" (《革命军》，下引均见此书）。结果，天下人丧失了自由和平等，沦为独夫民贼的奴隶。中国的二十四朝史，实质上是一部大奴隶史。 接着，邹容把批判的锋芒直指清王朝，揭露它260 多年来的种族压迫、专制统治、卖国投降，把中国推上亡国灭种之途的种种罪行，指出中国要想与世界列强并雄、长存于20世纪新世界，唯一的出路就是以英、法、美为榜样，奋起革命，" 共逐君临我之异种，杀尽专制我之君主，以复我天赋之人权。" 他以满腔的激情讴歌革命：" 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 在这内患外侮的生死关头，舍革命别无他途：" 革命革命！得之则生，不得则死。" 他的这些观点，犹如雷霆之声震撼了人们的心灵，激发了人们的觉悟。 邹容认为，通过革命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铲除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制度之后，应该建立一个独立自主和民主自由的" 中华共和国。" 在这个共和国里，全国人民不分上下贵贱，男女老少，一律平等，人人享有言论、思想、出版等自由的权利；参照美国宪法来制宪，公举议员及总统。他还提出：" 无论何时，政府所为，有干犯人民权利之事，人民即可革命，推倒旧日之政府，而求遂其安全康乐之心。" 陈天华(1875-1905)，原名显宿，字星台，一字思黄，号过庭子，湖南新化人。1903年赴日本留学。他最有影响的两本小册子《猛回头》和《警世钟》就是在东京撰写的。1905年，同盟会成立，他担任书记和《民报》的编辑。不久，日本政府在清王朝的要求下颁布了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企图限制和扼杀革命活动。陈天华愤然写下《绝命书》，投海自杀，以示抗议，年仅30岁。 陈天华着重宣传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革命爱国思想。他沉痛悲愤地指出，在帝国主义强盗的疯狂侵略下，中国人民已经完全丧失了独立和自由，兄弟姐妹被洋人斩杀奸淫，锦绣河山被强盗瓜分吞食，中华民族已入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因此，他大声疾呼全国各阶层人民迅速觉醒，团结起来，齐心协力，为捍卫民族的生存权利同帝国主义强盗作拼死苦战。他坚信，只要万众直前，子而孙，孙而子地拼死战斗，前死后继，百折不回，就一定能把帝国主义强盗赶出中国，并把中国建成一个独立、富强的国家。 陈天华把反帝与革命紧密结合在一起，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但要革帝国主义的命，就必须推翻卖国投降的清王朝。他深刻揭露了专制腐败的清政府勾结帝国主义、共同压迫中国人民，出卖人民利益的反动本质，指出清政府早已把中国的" 财政权、铁道权、用人权，一概拱手送与洋人。洋人全不要费力，要怎么样，只需下一个号令，清政府就立刻奉行。" (《警世钟》）因此它已成了" 洋人的朝廷" (猛回头》），成了帝国主义镇压中国人民爱国运动的最驯服的工具。他由此得出结论：" 我们要想拒洋人，只有讲革命独立，不能讲勤王。" (《警世钟》）同邹容一样，陈天华也主张革命胜利后不能再蹈君主专制的覆辙，而应顺应世界历史的潮流，建立共和的" 民主政体" (《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他的著作和言论极大地激发了民众的反帝爱国热情，对中华民族的觉醒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这场大论战，既是维新运动以来社会思想解放的继续，更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哲学革命。论战最后以革命派的胜利和改良派的失败告终，从而不仅在思想理论和社会心理层面上为辛亥革命作了准备，而且对后来的" 五.四" 新文化运动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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