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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俗学》乌丙安 著，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年 《中国民俗学》作者简介 乌丙安（1929-2018），民间文艺学家，民俗学家；辽宁大学荣休教授，原民俗研究中心主任；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祖籍喀喇沁，蒙古族，1929年12月出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1953年共和国首届研究生，攻读北京师范大学民间文艺专业，师从钟敬文教授。迄今从事民间文艺学、民俗学教学与研究六十余年。1985年-2004年期间，先后应邀到日、德、韩、匈、俄等欧亚多国及我国台湾地区讲学；同时兼任多所外国大学客座教授，出席主持国际学术会议多次。已出版的专著有十余部约400万字。在国内及日、德、美、韩、墨西哥等国发表学术论文148篇，受到国内外学刊广泛好评。2018年7月11日，乌丙安先生在德国柏林辞世。 （书内封页） 《中国民俗学》内容简介 本书作者对于民俗学做了大量而细致的研究，研究触角深入到民间生活的各个层面，书中将经济的民俗、社会的民俗、信仰的民俗、游艺的民俗等民俗的各种类型都给予了详细剖析，并列举出了许多生动的事例。“民俗学是一门现代化需要的学科，是未来需要的学科，是国际交流需要的学科，也是广大中外青年学生喜爱或感兴趣的学科。” 《中国民俗学》前言 自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拙作《民俗学丛话》以后，我接连收到国内外读者的数百封来信。这些信的内容除了对我的鼓舞和支持外，大多提出了关于我国民俗学研究和调查的好见解，表达了振兴和建设我国民俗学的强烈愿望。其中像美籍华人学者、国际著名的中国民间故事研究家、伊利诺斯州立大学教授丁乃通博士，在来信中深切地表达了他对发展我国民俗学的殷切期望和爱国热忱，实在令人感动。这些充满激情的信，几乎无一例外地支持我尽早出版《中国民俗学》，以满足学习民俗学基本知识的广泛需求。今天，这本《中国民俗学》终于奉献在关心并热爱民俗学事业的广大同志们的面前。 这本《中国民俗学》的写成，是和我四年多的民俗学教学实践分不开的。民俗学已作为一门专题选修课进入了大学本科和研究生的课堂。选修这门课的有本国进修生、外国留学生(包括博士学位、硕士学位研究生)，选修和旁听的还有历史、哲学、经济、法律以及外语等系本科生。几年来，学生们写了二十余篇学士学位论文，其中有的获优秀论文奖，有的在省级民俗学学术讨论会上宣读，有的被选入省级以上报刊发表。这里罗列的事实，多少显示了这门学科本身的吸引力，也展现了民俗学课程在当今大学课堂上的醒目位置。短短的四年教学实践证明。民俗学是一门现代化需要的学科，是未来需要的学科，是国际交流需要的学科，也是广大中外青年学生喜爱或感兴趣的学科。 对于建设和发展民俗学，我国学术界的认识历来很不一致，这在我国是很自然和很正常的现象。但是，绝不可以因为见解不同便使这门学科继续冷落下去。我们有责任使它“热”起来或“强”起来。在具有古老文化传统的伟大祖国生活和工作，面对数千年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精华和糟粕，亲身经历并耳闻目睹我国民俗传承在十亿人民生活中的深刻影响，怎么能让民俗科学遭受冷落? 建设高度精神文明，推动“移风易俗”的进程，怎么可以容忍民俗学科继续薄弱下去?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坚持讲授民俗学课程及尽力写出这本《中国民俗学》的粗浅想法。 我是从民间文学专业起步，扩展到民俗学和民族学研究领域的。文艺科学与民俗科学是不同的两个科学门类，除了它们彼此有一般的社会科学上的联系以外，从民间文学范围看它们是近缘关系。因此，民俗学的研究对民间文艺学的发展是完全可以发挥积极作用的。但是，无论如何不应当产生错觉，以为民俗学可以完全取代民间文艺学。因为，民俗学有自己的任务，它是面向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俗事象的，而不是仅仅关系到民间文学中的某些民俗现象。事实上，我国当代民俗学和半个世纪前的早期民俗学已经有了不小的区别，当代的民俗学只关注民间口头文学所表现的那些民俗活动，而并不深入探究民间文学的文学本身。当代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有着大致明确的分野，民俗学的边缘性将永远不应当理解为对民间文艺学的包办。同样，民俗研究应当扩展视野，也绝不应当再拘泥旧说插足于民间文学的方方面面，甚至狭隘地把民俗学研究与民间文学研究等同起来。本书力图从这个立脚点出发摆好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的位置。至于那种想把民间文学与民俗学一刀两断、绝然分开的见解，无论从理论上、方法上和实践上大概都是很难说得通的。 当代的民俗研究既不是猎奇，也不是为研究而研究，而是着眼于民族文化的不断发展与社会的改革和改造。应当着力于揭示大量的、全民的日常民俗的发展动向和规律。对民俗史、民俗志的研究也应当脱离那种对材料就事论事的偏向，做出有益于推动社会前进的探索。 需要在这里说明的一点是，我在撰写《民俗学丛话》时，曾经使用了本书中的一些材料。当时，为了适应普及民俗学知识的普遍要求，用话题的形式把有关内容组织起来先行发表。关于这一点，我在《丛话》的前言中已经阐明了。如今，书中的某些材料有的似曾相识，有的重复再现，也许会给读者以“乏味”之感。尤其是在前半部分中，重复使用材料稍多了些。但是，为了不打乱原来的体例，我还是保留了它们。为此，敬请读者原谅。 这本书的出版与新成立的辽宁大学出版社的积极支持是分不开的。这个出版社早在筹建期间便把出版目标之一定在了提高科学研究水平的基点上，热心扶持新兴学科、薄弱学科、重点学科的研究工作。正是这个出版社的负责同志和编辑在出版社草创阶段积极安排了《中国民俗学》的出版事宜，并以高效率使它问世。对此，我表示感谢。 最后，我诚挚地希望听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指正，这对于发展我国民俗学同样是很有益的。 乌丙安 一九八五年三月 《中国民俗学》绪论（文摘节选） 第一章 民俗学的定义和范围 第一节 民俗学名称的由来 民俗学做为独立的人文学科的专有名称首先出现于英国，它的英语原名是Folklo。这个学术专名是英国民俗学会创始人之一、考古学家、英国议会秘书汤姆斯(W·J·Thoms)于一八四六年用萨克逊(Saxon)语的两个词合成的，这两个词是Folk加Lore。原来这个名称的含意是“民众的知识”或“民间的智慧”(The Lore of the Folk)，做为学科名称可以直译做“关于民众知识的科学”。 在一八四六年以前，英国考古学者与嗜古学家对古老的风习十分注视，但是对这种人文事象的称呼却异常分歧。十八世纪中期以来比较普遍的名称是“民间古俗”(Popular Antiquities)或鄙称为“贱民古俗”(Antiquities vulgares)甚至称为“古物”。与此同时还有一些相近相邻或通用的名词流行于学术界，如“民族学”、“神话学”、“民间口头文学”、“残存文化”等等不一。当汤姆斯氏创造了这样一个新颖而确切的名称之后，立即在英国学术界得到普遍承认和运用。特别是到了一八七八年十月，在英国伦敦成立世界上第一个研究民俗的学术机构时，便将这个新名称命名为“民俗学会”(Folk-lore Society)，从此这个名称获得了国际的承认。 Folklore一词首先在使用英语的各国及当时英国的殖民地、附属国得到承认。随着英国民俗学会由汤姆斯主编的会刊《民俗学刊》的传播，在大约十年的进程中有了较大范围的普及，到一八八八年美国民俗学会成立并刊行了民俗学杂志后，这个名称已广泛使用。 在欧洲，芬兰的研究民族史诗和传说的旧学迅速接受了这个名称，使之进入了芬兰民俗学的科学领域。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诸国相继普及了这个名称。德国从中世纪以来到浪漫主义派时代，以民众歌谣与民间故事为中心的神话学派的搜集活动十分活跃。十九世纪初，格林兄弟的雅各·格林(Jacob Grimm)为德意志现代民俗学奠定了基础，但是那时由于受浪漫主义思潮影响，民俗学动态有浓重的民族心理学倾向。直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德国接受了Folklore的科学名称及概念，一八九O年成立了柏林民俗学协会后，才使其走上了独立科学的道路。一八九八年伊拉·雨果·梅耶尔(Elard Hugo Meyer)的《德国民俗学》的出版，标志了这个国家的民俗学在名称上与国际统一了。意大利的早期民俗学是十九世纪初从对民间文化的赞美和崇拜开始的，因此意大利民俗学者十分重视民间故事与民歌的调查研究，即使是宗教信仰的民俗内容，也只注视圣歌与戏曲。意大利与法国一样，以它们自己研究的学科与英国创立的民俗科学相抗争。意法两国学者较长时期沿用了“传统学”(Traditionism)这个名称，我国留法民俗学前辈学者、杨堃博士把这个名称又译做“成训主义”或“民间成训”，这便是意法早期民俗学的名称。稍后，意法两国相继接受了民俗学这个科学名称，使欧美首先普及了Folklore的名称。 在亚洲，应当从日本民俗学谈起。明治维新时期，以坪井正五郎为中心的东京人类学会成立后，这个学会以“土俗研究”为宗旨（略） 《中国民俗学》目录 . . . . 藏书推介系列（随意排序）： 藏书推介 |《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 李道揆 著 (1990年) 藏书推介｜《二十世纪上半叶资产阶级社会学史》 苏联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编著（1987年） 藏书推介｜《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社会学史》(苏)N.C.科恩主编（1982年） 藏书推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苏国勋 著（1988年） 藏书推介｜《民主的危机》克罗齐、亨廷顿、绵贯让治 著（1989年译） 藏书推介｜《早期中国“人”的观念》唐纳德·J·蒙罗著(1994年版) 藏书推介｜《近代上海黑社会研究》苏智良、陈丽菲著(1991年版) 藏书推介｜《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马克斯·韦伯著(1986年版) 藏书推介｜《中国问题》罗素著(1996年版，根据1922年原版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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