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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视台总台正在热播的电视剧《觉醒年代》，是建党百年优秀电视剧展播剧目之一，正面而又客观地叙述陈独秀从创办《新青年》到建党的历史过程，是一部彰显历史唯物主义精神的影视作品。剧中还原了陈独秀与两个儿子延年、乔年之间矛盾、纠葛和父子情深的故事。历史真实的陈独秀父子的情感关系，究竟又是怎么样的呢？ 陈延年、陈独秀、陈乔年 延年、乔年是中共早期党员和党内高级干部。延年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江浙区委书记，乔年是中央委员、湖北省委书记、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他们父子三在党内有“陈氏三杰”之称。大革命失败后，延年、乔年惨遭杀害，在政治上渐被边缘化的陈独秀，默默地承受着无情的打击。白发人送黑发人，老来失子之痛，深深地铭刻在他的心田。陈独秀五岁时，过继给叔父陈衍庶。陈氏家族因陈衍庶的经营而成为安庆的名门望族。陈独秀虽是陈家的唯一继承者，可是，他向来不问家事，视家产如敝屣。1909年，陈衍庶因不识外文经济协约，中了英商圈套而败讼，不得不变卖财产，家业也因之衰落。如此大事，年轻的陈独秀虽通晓英文，却如无事人一般，听之任之，不闻不问。他在北京时，叔父开设的崇古斋古玩铺的掌柜，竭力想巴结他，多次恭请他赏个面子，到铺子去一趟。可他却淡然地说：“铺子不是我开的。”就是不肯去，决意不染指父辈留下的资产。他这一生几乎没有固定的职业和经济收入，赖以生活的来源是稿费和版税。他纵是穷的只有一件汗衫，一天只喝两顿稀粥，也从不染指父辈留下的私产。当时，他在文人圈中就有“寒士”的美誉。 他按照自己的成长经历和生活方式，教育儿子走一条自立自强的成长之路。1915年9月，他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把延年和乔年带至上海。兄弟俩寄宿在亚东图书馆，白天在外作工，饥了吃块大饼，渴了喝口自来水，晚上，还要到法语班补习法语，过着“冬仍衣袷，夏不张盖”的艰苦生活。既是姨妈又是继母的高君曼看到他们面容憔悴的样子，常常喟然长叹，唏嘘流涕，每每想开口让他们回家食宿，可又恐陈独秀不允，只得找到陈独秀的老友潘赞化，求他代为说情。陈独秀听后，紧蹙双眉，生气地说：“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少年人生，叫他们自创前途可也。” 1917年后，兄弟俩在上海读书，时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给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来信，让从自己的稿费中，每月支付十元钱给延年和乔年，供他们读书和生活。每月，他们兄弟都要来书店取父亲给的钱，从不多支一文，来了还主动帮助书店干些杂活，诸如打包、送书、站柜台、开发票等。 《觉醒年代》中的陈独秀与儿子延年和乔年 一次，乔年替工友打包，因使劲太大，竟把裤带崩断。他哈哈一笑，顺手从地上拾起麻绳，熟练的搓了几下，便往腰间一束。有人问他们，在学校吃些什么，乔年风趣地说：“啃上几块面包，如果塞住了，就浇上一点自来水，还不行的话，再加上一点盐。” 延年、乔年相差四岁，外貌性格迥异。延年个头不高，皮肤黧黑，沉郁寡言；乔年身材瘦削修长，皮肤白皙，开朗活泼。兄弟两感情甚笃。自童年起，乔年对延年就十分尊敬，可谓是亦步亦趋，形影不离。1919年12月，他们同去法国勤工俭学，象大多数旅法的中国留学生那样，他们也曾倾向无政府主义。但是，当他们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后，很快就抛弃无政府主义，而忠贞地信仰马克思主义，且毕生不改初衷。1922年6月，他们出席在巴黎召开的中国少年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不久，他们认识了阮爱国（即胡志明），经胡志明介绍，他们加入法国共产党，后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次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他们又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一年后，他们相继回国。延年任中共广东区委组织部长，后又接任周恩来的区委书记职务。乔年任中共北京地委组织部长、北方区委组织部长，直接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工作。 延年和苏兆征、邓中夏等直接领导了省港大罢工。乔年和李大钊、赵世炎等共同领导和参加北京“三·一八”示威游行。在中共五大上，兄弟俩都当选为中央委员。五届一中全会上，延年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延年工作认真，生活俭朴，为保持和工人群众的联系，常把头发剃的光光的，穿着和工人一样的服装，吃睡都和工人在一起，外人很难辨认出他是留学生。他整日为革命奔波操劳，无暇顾及个人生活和私事。他的生活方式，被同志们概括为：不照相、不看戏、不沾烟酒、不上馆子、不讲穿着、不谈恋爱。同志们赞誉他是党在广东“开疆辟土的拖拉机”。旅居广州的外国革命家都愿和他交朋友，胡志明便经常去广州区委，找他商谈越南革命大事。乔年在北方区委工作时，才二十三岁，是北方区委中最年轻的领导者，他理论水平高，并具有较强的实际工作能力。党初建时缺少组织工作经验，他便摸索着，设计许多表格，发到基层填写。他的方法受到中央表扬，所设计的表格被推广到全国。乔年在北京时，尽管过着清贫的生活，可是，他却从不跨进崇古斋的门槛，更没从铺里支过一文钱。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全国弥漫着血腥味。此时，延年正在上海，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6月，他在上海党的机关被捕，当时，他穿着短裤，腰间系着草绳。敌人一直以为他是干粗活的工人，后来才知他是大名鼎鼎的陈延年。敌人对他施尽酷刑，他坚贞不屈，没有泄露党的半点机密。7月4日，在上海龙华监狱被敌人杀害，他至死都骂不绝口。 延年牺牲后，乔年又于年底来上海工作，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1928年2月16日，他在成都路党的一次会议上，被敌人逮捕。监禁中，他被敌人折磨的血肉模糊，仍然谈吐诙谐、风趣幽默，经常给难友讲中外古今故事，借古讽今，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的罪行。6月6日，敌人在龙华监狱枫林桥旁，将陈乔年枪杀。临刑前，他嘱咐难友：“努力学习，坚强战斗！”并乐观地说：“让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带来的幸福吧！” 新文化运动时，陈独秀与吴稚晖关系密切，后来，国共关系决裂，两人的关系也因之而疏远。说来他与延年、乔年还有过一段交情。在中国，吴稚晖可谓是无政府主义的鼻祖，延年与乔年都曾信仰过无政府主义，并和许多同道青年一样，奉吴稚晖为“青年导师”。 1919年，兄弟俩赴法勤工俭学时遇到了困难，吴稚晖还亲笔致函上海华法教育会沈梁，信中说：“陈先生昆仲为陈独秀先生之令嗣，志行为弟等所敬佩……弟故敢恳先生大力设法为之招待，俾得早日成行。”没想到，兄弟俩到法国后不久，便抛弃无政府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并成为中共早期领导人，这让吴稚晖既失望又恼恨。延年被捕时，他的真实身份并没暴露。他从狱中让人给亚东图书馆汪孟邹捎去一封信。汪孟邹得知消息后，立即去找胡适，请及时营救。胡适一口答应。胡适又来找吴稚晖。凭吴在国民党的地位，解救尚不明身份的陈延年，那确实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胡适万万没想到，吴稚晖得知这一消息时，竟然高兴地说：“好了！好了！老陈没有用了，小陈可怕，太可怕，胜过其父十倍。捉到小陈，天下从此可以太平了！” 吴稚晖是认识陈延年的，来到监狱验明其真实身份后，立即给上海警备处特务处长杨虎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如此之巨憝被逮，佩贺之至！陈延年之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尤属恶中之恶。上海彼党失之，必如失一长城。故此人审判已定，必当宣布罪状，明正典刑，足以寒通国共党之胆。”杨虎是个杀人魔王，立即提审，严刑拷打。延年威武不屈，敌人无计可施，将延年处决，年仅二十九岁。 1932年10月，陈独秀又被国民党逮捕，囚禁于南京第一模范监狱。他在囹圄寂寥中，除勤奋读书、潜心著述外，更多的是思念两个儿子。1934年，他在狱中以七言绝句作大型组诗《金粉泪》，对国民党进行无情的批判，其中第20首就是写吴稚晖的，诗曰：“艮兑成名老运亨，不虞落水仗天星，只怜虎子风流甚，斩祀汪汪长叹声。（吴敬恒以子有恶疾，绕室长叹曰吴氏之祀斩矣。）” 笔者以为，诗人在写这首诗时，一定想到遭吴稚晖暗算的爱子延年，那种愤恨之情已流露于字里行间。诗中说，吴稚晖早年在日本落水未死，到老靠投机投靠而官运亨通，可终是“艮兑成名”，这里以八卦中的“艮兑”，比喻他不过是宦侍臣妾而已。后两句是说吴的儿子得了风流病，“斩祀汪汪长叹声”，诗人将吴稚晖比喻为一只汪汪狂吠的老狗，绕室长叹：“吴家的香火灭绝了。”可见陈独秀思子之切和恨吴之深。在家庭关系中，延年、乔年成人后，陈独秀从不以“父父子子”的纲常，压抑儿子的个性发展。他把他们当作独立的个人，以同志、朋友相待。延年、乔年给他写信时，也多以“独秀同志”相称。他们从不掩饰父亲的错误，在大的原则问题上，不徇一点私情。1926年，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苏联顾问鲍罗廷和陈独秀接受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使二百五十多名共产党员被迫退出国民革命军和黄浦军校。延年对此极为不满，批评父亲是“书呆子”“老糊涂”。他还和广东区委的同志说：“我和老头子虽是父子关系，但我是共产党员，我要坚决站在党的立场，反对向蒋介石妥协退让的政策。” 八七会议前，陈独秀就已离开了领导岗位，可是，他不甘寂寞，频频给中央写信，提出自己的政治意见和主张。党内推行左倾路线的一些人，根本不把他的话当回事。乔年同情父亲的处境，常抽空看望他，并劝他不要再给中央写信，因为，他的信已被中央一些人“当作笑话宣传”。乔年要父亲相信中央、相信党内大多数同志。陈独秀听从儿子的劝告，在一段时间里再没有给中央去信。延年牺牲时，陈独秀悲痛不已，整日不发一言，亲近的人都避而远之，唯恐在他的面前提及延年的名字。乔年于1926年和史静仪结婚，并生下一男孩，取名红五。乔年被捕后，史静仪多方奔波、营救，已无精力抚养幼儿，红五便夭折在襁褓中。不到一年的时间，陈独秀连失二子一孙，他忍受了常人无法忍受的巨大悲痛。西安事变发生后，他竟如稚童般的高兴，托人打酒买菜，对人说：“我生平很少喝酒，今天我要痛饮一杯。”他斟满一杯酒，高举齐眉，深情地说：“大革命以来，为革命而牺牲的烈士，请受奠一杯，你们的深仇大恨有人给报了。”说完便把酒奠酹于地。接着又斟了第二杯，颤抖着鸣咽起来：“延年、乔年，为父的给你们酹此一杯。”说着便老泪纵横，泣不成声。抗战爆发后，陈独秀获释出狱。国民党千方百计拉拢他，陆续派了许多人前去游说，均一一遭到拒绝。一天，蒋介石派朱家骅去游说，并答应供给十万元经费和五个国民参政会委员的名额，要他组织一个新党。他嗤之以鼻，对朱家骅说：“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大敌当前，国共第二次合作，既然国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明确表示，决不作蒋介石的反共枪手。日落黄昏，山间小道。陈独秀常于夕阳西坠之际独自漫步，往事不堪回首，儿子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延年、乔年自幼便随叔父陈衍庶生活。成人后，他们父子虽同在中共党内，但是，他奔走革命，南来北往，来去匆匆，难得长聚，全无世俗的天伦之乐。每每忆及，不免惆怅和凄苦。失子之痛，刻骨铭心。如今，陈独秀已到晚年暮景，贫病交加，生活艰难，两个儿子“先我而去”的痛苦情结，时时折磨着他本已孤苦的心灵，使疾病缠身的他如雪上加霜，每况愈下。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因病不治而逝世。 我们意在文化传播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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