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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 
父亲出生的那天恰逢＂立春”，太祖母随口起了个乳名：“友春＂。东洋兵来了，襁褓中的父亲被太祖母颠着小脚背进山里“躲返”。太祖母玲珑会来事，在山里认下干女儿，还为同岁的父母在摇篮里定下“娃娃亲＂。 父亲最听不得“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喜几家愁，几家高楼饮美酒，几家流落在街头”这曲儿。 
果城里大多数人从清朝中期起靠放“木排＂讨生活，从“上江”（贵州的乌江、湖南的洪江、沅江）大山里采购木材，沿水路经洞庭湖的城陵矶后，汇集小排扎成大筏转进长江。沿途的大码头设有驿站或会馆，在上江常德河洑山上和下江的泰兴口岸，置有公墓，以方便木排行业中暴卒者就近安葬。木材从安徽地界开始卖，终点站是“下江”的上海。
父亲常跟着大人们颠沛流离。连年的战乱，“木排”这碗饭艰难。少时的父亲常挂个小木匣，游离在汉口、南通的街头巷尾，叫卖着“香烟瓜子桂花糖＂至夜深人静，赚点铜板贴补家用。这曲儿会勾起父亲儿时辛酸的回忆。 
家乡的小镇上有所教育质量很好的洋学堂＂殷寓小学”，父亲在这里接受了系统的启蒙教育，新中国成立初期，升入县城里的一中。
县城里的一中只有初中部，念高中要去远远的新洲，那个久远的年代，初中毕业就已经是“知识分子、准秀才”了，这时的父亲在课余闲暇就偏爱写作，每天不停的写呀写…… 父亲初中毕业回到家乡后，他的文艺才干很快被发现，让他出任区文工团团长并负责组建文工团。那个时候一个区要辖好几个乡镇，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大跃进岁月，父亲带领他的文工团员奔赴各个村村寨寨，水库改田改港工地，自编自导自演，为老百姓送去快乐，唤发人们战天斗地的无限激情。现在的人很难想像，那时的父亲还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 
常听母亲讲，四清时期的好多基层四不清干部被清查退赔兑现受处理。而同是基层干部的父亲从来没在经济上犯过一分钱的错误，总是清清白白。父亲去世后，灵堂上挂有一幅书法家李声高主任亲笔撰写的藏头挽联“显一身正气、扬两袖清风”，高度概括评价了父亲的一生。
火热的文化大革命爆发，随着我的降生，父亲倒台，扣上一顶“现行反革命”的帽子，被迫戴上写有＂现行反革命”黑色的字体的白袖章。常被民兵押去批斗，罪状令人啼笑皆非。 倒台的那天，父亲坐在天井边的椅子上痴痴地一遍又一遍的喃喃自语：革命、反革命、反革命、革命……强烈的落差让父亲的精神近乎崩溃。 
父亲的个子很高，人送外号“满子”。为了适应遭批斗时低头弯腰不太难受，常常早上起来在家门口的小禾场上练习一番活动活动筋骨。他戴着白袖章练习低头弯腰的滑稽模样成为周边百姓含泪的笑谈……
文革后期，我渐渐长大记事了。这时候的父亲仍然是“四类分子”。批斗相对减少，常被通知去开“学习班＂写交代材料，一去十天半月，多则一个月。我儿时记忆中的父亲话很少，面无表情。沉默中透着威严，让我有些惧怕。 
父亲的房间是个小木板楼，临窗置放了一张没有抽屉但很大的书桌，堆满了书籍笔记本稿纸。白天去队里出工劳作遭批斗开学习班，晚上回来仍然孜孜不倦的读书看报，不停的写呀写，凌晨一二点睡觉是很正常的事。
父亲滴酒不沾，烟瘾很大，抽着劣质烟伏案笔耕，半夜总能听见他的咳嗽声。有时断炊了，总是用烟盒纸写张二块钱的借支条让大哥找队长批字找出纳支钱买烟，自己从不出面。印象中最深的一次，是母亲见他断炊，抓了菜坛子的腌菜上街卖了，去供销社买了四条处理烟，3分钱一包，拆开都是发霉长了毛的，父亲依然抽得云燎雾绕。 
粮食不够吃，中午吃稀的，晩饭通常是苕米各一半的红苕饭或干苕丝饭，油水少，人又多，煮一大锅也常不够吃。父亲说：饭给孩子们吃吧，米汤给我，我爱喝米汤。父亲去世后的几年里，母亲每每说起这事总是泪流满面。
青黄不接的日子，大舅总会托关系走后门，给我家送来尾粉面条，黑黑的，又没油，放点青菜，煮熟后都象硬梆梆的“打棍”。我们几个小的看着都怕，吃进嘴里咽不下去。父亲却端着海碗，吃的津津有味！ 后来父亲摘了帽子恢复了工作。母亲也在叔叔的帮助下在镇街摆上了小布摊，那段时间父亲瘦长稍弯的身体似乎挺拔了许多，事也多了话也多了，家里也热闹非凡了起来。 
那个时候青年男女有两大流行：一拔提三洋唱甜蜜蜜蓄长发飞机头戴墨镜穿喇叭裤的，也就是现在跳广场舞爱热闹的这批大爷大妈。
另一拔青年人则衣着干净朴素插着钢笔肩挂黄书包手拿笔记本，是在当时也及为时髦的“文学青年”。这拔人后来大多数都成了市里县里机关里的干部，现在有的已经离退休有的还在职。这拔青年才俊三三两两踏破了我家的门槛，拿着手稿或笔记本，尊称父亲为老师虔诚地请父亲为他们指点迷津。父亲不收束脩，不论何方何人不厌其烦地为他们讲解，告诉他们怎么创作怎么样写文章。热闹非凡的日子持续了好些年。 
我总能捕捉到父亲的快乐。每每家里改善伙食总是父亲割了二斤肉哼着小曲提溜回来，亲自动手配上豆腐或木耳煨上一大鼎罐，或者端上一大碗红烧肉招呼我们都来吃的时候，不用猜，是哪家报纸发表了他的文章，登了一个豆腐块有个三五块钱的稿费，那时的物价够我们一家吃肉喝汤了。如果再配上鱼弄上一大桌，绝对是省级以上报刋发表了父亲的大作。
我是听着红色故事长大的，对党史革命史的了解，要得益于夏夜乘凉父亲肚子里倒出来的红色故事。 
听的最多的是开国元勋彭德怀滕代远何长工程子华等带领红军在南山头一带活动，也有国民党汤恩伯的剿匪司令部驻扎在殷祖湾八卦屋里，骑着高头大马佩剑佩枪威风凛凛，上了年纪的老人都见过。还有地方土匪武装田文中董庆余左宏德等等等等。看似遥远的上层高官名将地方豪强，实则是发生在我们家乡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事情。
那个时候的交通不发达，南山上不通公路只有步行的小道。从镇上通往南峰只有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的沙石公路。父亲唯一的交通工具是镇上配给他的一辆锈迹斑斑连牌子都看不清的二八式自行车。父亲要去南山头收集纪念馆的文物资料，通常是背上书包带上雨伞骑着破自行车，蹬上12公里到南山脚下的章安湾，找户人家支好车然后徒步上山。
他的书包里装的是米或红苕笔记本外带一把黑布破伞。上山后即忘情于南山村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忘情于南山头纪念馆的文物收集资料整理。渴了捧一把山泉水，饿了啃二口红苕，或将米袋子里的大米交与农户搭伙将就一餐，睏了找当地村民借宿。常常是十天半月不下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上南山跑北京＂背着米袋子追赶太阳”，南山头革命纪念馆终于在父亲的含辛茹苦中创建起来。
曾有省文化厅某处的领导来我们县文化局调研时说过一件趣事：你们殷祖文化站的瘦高个站长来文化厅，夹个黑色破包提着一把破伞推开我们厅长的办公室伸着脑袋一瞄，我们厅长会都不开了，要去接待他……
父亲对待工作是执着的执拗的。当年县里分管领导要把红三军团旧址的牌牌送到刘仁八大地主刘步阶的旧庄园里挂上，父亲知道后拿着彭德怀元帅等原红三军团主要将领的回忆录，找到这位领导脸红脖子粗地抗争：红三军团的成立地址不在刘仁八而在殷祖的马对于，红五军的一个纵队与红八军同日成立在马对于的马氏宗祠。彭德怀元帅由于他的湖南口音将马对于在回忆录里写成了马抵益。县里领导基于红色旅游的需要耐心向父亲解释，殷祖已经有了南山头革命纪念馆这个景点，红三军团成立旧址照顾到刘仁八。父亲据理力争，县领导尴尬不已，只能趁父亲患癌症去省肿瘤医院住院期间才将牌牌挂到刘仁八。
父亲起病的诱因是同县里镇里领导组织的探险队到南山脚下的龙宫洞里探察，回来后发烧半声咳常咳出血来，镇上医院把父亲当作支气管扩张诊治久不见好，去县里的新建医院复查，片子出来后主任医师告诉我，肺癌晩期。我们兄弟姐妹都懵圈了……
父亲在省肿瘤医院住院期间很乐观也很配合治疗，这期间也是他创作的高峰期，每天放疗化疗打针吃药后仍然笔耕不止，还写了一篇励志文章：“我的心中无癌症”。老书法家朱其政先生还为父亲写了一幅座佑铭，采用曹操晩年的一首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己卯年三月初七凌晨四时五十分，父亲走了，享年61岁，走的很安详……
2009年父亲逝世10周年公祭现场 父亲躺在鲜花翠柏丛中，遗体告别仪式很隆重，市里的县里的宣传部文化部门的各级领导、亲朋好友、南山村的干群代表、四邻八乡的群众都赶来了。追悼会由镇委书记亲自主持，挽联花圈铺天盖地。
殷章树，字荟青，号弘毅。已故乡土文学作家、党史革命史专家殷显扬先生次子，出生于1968年11月，1985年肄业于大冶一中。工厂打过工，1990年创立湖北诺耐尔服饰公司至今，长期从事服装、建筑行业。中共党员、大冶市第三届政协委员，现任大冶市殷祖商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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