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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定王汝润著《馥芬居日记》一卷，写得极为平实，说自己学问素无根底，文辞粗鄙，只是胜在记事不谬。只是我们还能从他的文字读出真情实感，通过琐细的家庭日常，看到乾嘉盛世下衣冠穷士的真实境遇。这在古籍文献中，其实是很难得了。 他记幼年孤苦，说生下后8日母亲去世，请了乳母养了3年，之后全赖祖母抚养.结果到了九岁，祖母也去世,逼不得已，十二岁就“过房”到太仓岳父季超华家中。何谓“过房”？其实就是过继。过继通常发生在同宗之间，而王汝润却是过继到了岳父家中，等于同时肩了继子和赘婿的身份，当起了“童养婿”，只是没有改姓而已。 好在他碰上了好人家，岳父母都对他很好，让他感念不已：
看到这段记载，尤其是“立志慈厚”四个字，让我想起了沈宗瀚及其《克难苦学记》。 沈宗瀚是沈君山之父，余姚肖东乡人，现代著名的农学家，对台湾的农业现代化做出了极大贡献。不过，大陆人知道这名字，可能还是通过他儿子的文章。沈君山当年与连战、钱复、陈履安并称台湾四大公子，又任过台湾清华大学校长，对两岸政治多有介入。其撰写的《浮生三记》《浮生后记》《浮生再记》等散文集在这边也重版了好几次。书中有不少关于他父亲的回忆，塑造出一个典型的近代知识分子形象。在《浮生再记》的《愚公子移山》一文中，这样写道：
但在沈宗瀚的《克难苦学记》中，我们可以读到不一样的说法。 在这本自传中，沈宗瀚对少年时期家境的贫困作了不少描述。他说，少年时家境贫寒，只有拼命考前几名赢得奖学金免去学费，才能将学业继续下去。中间有好几次，他都差点因为缺钱以及家里的压力而辍学，亏得亲友的大力赞助，才能一路苦读上去。他选择农学，不是因为看农民受苦而不忍，起了帮助改进的念头，只是因为农校一般都是免费的，而且时不时还有一些补贴，仅此而已。 但阅读过程中，此书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倒不是他的刻苦或励志，而是他对家庭以及岳父的怨恨。书中提到，当时沈家父母收入微薄低，又为了养大几个儿子欠了不少外债，兄弟都早早弃学干活，因此家中也几度要求沈宗瀚提前工作，帮补家用。在他大学毕业工作后，家里又再一次提出要求，让他每月给家里寄一定数量的钱补贴一下。但沈宗瀚在工作几年后，因为感觉没什么前途，突然提出想出国留学，自然也遭到了家里的强烈反对。这些或许缺少远见，却合乎常情的要求，在沈宗瀚的笔下，都成了家庭对他个人的压迫。以至于多年后的自传中，我们还能从文字间读出他对命蹇运穷的自怜，以及对家中不理解他的愤恨。 关于余姚乡间的岳父，沈宗瀚的自传中着墨很少，提及时也几乎不用任何尊敬的字眼。但从文字间我们可以知道，他岳父家境也很一般，不过为了资助他求学，仍咬牙出了不少钱，似乎还举了债。只是，当后来岳父催促他完婚时，在他的笔下就成了落井下石的恶人。似乎这段回忆，能带给他的只有强烈的屈辱。 他早年这一段婚姻最后到底有没有完婚，结局又如何，《克难苦学记》中没有介绍。在沈君山的文字中，自然也是看不到的。但看《浮生再记》中说其父母在康涅狄格大学期间认识，就是在沈宗瀚留学期间相恋并走到一起的。由此推测，那段婚姻即便存在，大概也持续了没几年。 《苦难苦学记》在台湾被奉为励志的经典之作，据说曾重版了几十次，印刷了上千万册，影响激励了好几代台湾年轻人。但我读完后，感受最多的是沈宗瀚不顾一切想出人头地的执着，印象最深的却是沈宗瀚对青少年时代家庭及岳父那持久而莫名其妙的怨恨。 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一切成年之后的言行，都可以在童年找到根源。也许，早年的贫穷以及困苦，确实深刻地影响了沈宗瀚的人生观。但王汝润早年的孤苦，并不见得比沈宗瀚要少：母亲祖母早亡，父亲在他的生命中近乎消失，十二岁早早寄居到岳父家，十八岁开始就出来当塾师，二十五岁当了赘婿，中间还受了族人的不少欺凌，虽然勉强还算个书生，但几乎已滑落到社会的最底层。而从身世来说，他是王鸣盛的族孙，家中世代书香，多少也算是世家子弟。他遭遇的坎坷，身份落差带来的失落，想必是要远远超过沈宗瀚的。也正因如此，将沈宗瀚与王汝润一比，才更能体会出后者的忠厚与善良。 当然，沈宗瀚的做法在近代并不少见。在新旧交替的年代，最先被抛弃的往往是道德与伦理。只要玩弄一些新概念，把弄一番新的理论，总能找出社会组织形式的种种不合理之处。甚至，也不必找其他理由，只要承认人依然还是动物，还保留着动物的欲望与自利性，就可以轻易为自己的不道德、不善良找到合理性。 蒋介石挽胡适时，送了一幅对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如今我们当然知道，胡适在“旧道德”也并不完美。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欣赏这幅挽联所表现出的智慧。事实上，其中所体现出的评价人物的标准，放在今天看来还是很有意义的。 很多成名人物，往往只能在某一方面有所成就，在另一方面则有所缺陷。这无损于他们的历史地位，只是要警惕别把他们往完人的角度过度吹捧即可。如沈宗瀚这般，在新思想尤其是现代农学方面堪称师表，却绝当不了旧道德的楷模。倘若硬要把他往道德高人的角度吹捧，就未免过了。 但是，在传统气氛日渐浓郁的当下，我们更有可能看待另一批新旧文化与道德交替孳生的怪胎，即：“旧文化中新道德的楷模，新伦理中旧思想的师表”。 这些“楷模”与“师表”，在名利场中进进出出，扮着文化高人的装束，唱着国学传统的高调，却律人以严，律己以宽，嘴上全是道德，心里却全是盗娼。 这样的人当然也不是新时代仅有的产物。在明清，他们讲理学，讲纲常；在六七十年代，他们讲革命，讲共产理想；在八九十年代，他们讲改开，讲文化思潮。到了如今，他们讲不出新的东西，就开始讲传统，讲兴复国学。其实归根到底，他们讲的始终只是两个字：名利。 对于这些人，最合适的做法，就是学着王朔在《顽主》中对那个道德讲师的做法，吐一口唾沫，然后发一声不屑的“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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