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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家村」的昔日与今朝

 珠海觅食小怪兽 2021-08-12

- 这是 壹哥说 的第19期 -

「 零 」

珠海诸多的村镇中,当属“北山”、“唐家”、“会同”最有名,这三个村依靠各自的历史和地理位置,独霸一方,声名远扬。

但是“相提并论”往往是一种充满辩证法的行为,亦好亦坏,难分高下。如果一定将珠海的这几个村镇进行排名,其结果会是怎样呢?

唐家凭着“名人辈出”而胜出?还是北山凭着“现代与传统的融合”而胜出,亦或是会同凭着“国际大学小镇”的概念而胜出?

我来到珠海已经整整6年有余,三个村落中变化最大的莫过于北山村,但是被给予最大期望的莫过于唐家古镇,我曾认为它会成为珠海的“798”、“宽窄巷”、“西街”;

可是时至今日,它不仅没有成为上述这几个斐名中外的文化街区,反而愈发透支别人的期望,甚至让人几近于失望。

究竟唐家村发生了什么,唐家村值不值得来,唐家村的未来在哪儿,今天我们一一揭晓。

「 壹 」

“南方人开放、包容”,已经成为北方人对南方一致认定的印象,这其中广东尤为突出。自从改革开放以后,南方商人渐渐地走向各样舞台,大放异彩之余,也引起了北方人的“窃窃私语”。

随着这几年东北、华北、西北各省份经济增长下降,也有越来越多的北方人开始审视,究竟为什么南方人如此会经商、又为什么如何会做人。

坦率地讲,若是说南方人比北方人会做人,这个论断是有待商榷的。但是南方人会经商,这必然离不开“开放、包容”的特质。

*“唐家村”有记载是明嘉靖三年,距今已494年

和广东大部分地区一样,唐家村的村民也是由中原迁入,换而言之,就是今天的“北方”。

唐家的自然状况相较于平原地带,并不适合农业发展。山地多、土地散、离海近、河网密布,无论是开垦难度还是河道治理,都需要花大量的精力,所以唐家没法靠务农走向繁荣。

再加上清朝康熙年间,为了防止台湾郑氏从沿海获取粮食、人口,实施了几十年的禁海令,偶有一些村民想要跑到海边生活,基本上也是该抓抓、该杀杀。

由此可以看出,至少在近代以前,唐家村并非什么沃野千里的“黄金地段”,妥妥的统治者眼中“蛮夷之地”。

可是任何一片土地都有时来运转的时候,北方的大平原孕育出了华夏文明两千年的繁荣,而黄河水患、蝗灾旱灾、蒙古铁骑,哪一样都威胁着中原人民的生命;

但是自近代以来,世界海运的繁荣、高度发达的贸易需求,一下子激活了“唐家村”、乃至整个广东、南中国的发展潜力。

*1990年 澳门「大三巴牌坊」

如果说唐家村的崛起,需要一个撬杠,而且是唯一一个,那非“澳门”莫属。

说一句题外话,为什么明朝、清朝,能够平定北疆、东收台湾,却偏偏不对葡萄牙人占领的澳门动手,这绝非是清朝怯战、怕得罪谁,而是清朝时期所实施的“一国两制”。

在清朝统治者的眼中,澳门压根不是被占领,而是主动借出去的。也正是这一方“租界”,不仅促成了中国的近代化、为辛亥革命埋下了种子,甚至加快了中国的近代史历程。

今天我们看“唐家村”,唐绍仪故居也好、还是某某祠堂也罢,虽说看着好看,但是这也侧面证明当年地主阶级是如何盘剥贫农。

“唐家村”8%的地主、富农,占有80%的土地,而80%以上的贫农只占有5%的土地,面对无地可耕的局面,这些贫农为了生存,除了捕鱼、养蚝,还有一条出路就是——出国。

那个时候出国,九死一生,且不说能不能熬过海上几十日的颠簸,即便到了国外,食、住、行都是问题,甚至绝大部分中国人对外国人的印象依然是——茹毛饮血的怪物,肉吃生的、小孩儿也吃。

“唐家村”出国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清嘉庆二十二年,即1817年,一名唐家人从澳门乘轮渡抵达槟城,后又转至新加坡,还创立了一个组织“香山公司”。

从此以后,“唐家人”出国的越来越多,还净挑好地方去,美国旧金山、澳洲悉尼、新加坡和檀香山。当然,大部分人出国,主要是做劳工,还有一部分是去淘金。

就这样,凭着离澳门近的地理优势,“唐家村”人一批一批的出国打工,清道光二十七年,顺带着还送出去三个留学生——容闳、黄宽、黄胜,他们之所以能出国,也是因为就读于澳门的教会学校。

这场从嘉庆年间开始、历经道光、同治、光绪,历时近百年的“留洋史”,一下子将名不见经传的“唐家村”,从“南粤蛮夷”推到了“开眼看世界”的历史高点。

*中国第一批留学生

清同治十一年,即1872年,一大批“唐家村”人踏上了赴美留学之路,这其中蔡廷干、唐国安、唐绍仪、唐致尧等等,都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的“耀眼明星”。

刚刚提到澳门之于“唐家村”、于中国近代史的作用,可能很多人并不能理解,以国父孙中山为例,他这辈子借道澳门逃命的次数,基本是数不过来,随便哪一次起义失败,也都是借道澳门,孙中山的原配夫人卢慕贞也是在澳门度过一生。

说到“唐家村”,不得不提唐绍仪。

唐绍仪是一个有理想的人,尽管晚年存有争议,但是史学界依然一致的认定了他对革命的贡献。唐绍仪是一名出色的外交家,在他的主导之下,中国保住了西藏主权,避免被分割出去;

他有两个女婿,一个叫顾维钧、一个叫张谦,前者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后者是清朝、民国的驻外公使。

除了出任中华民国首任总理以外,他还担任过中山模范县县长(即今天的珠海、中山部分)。

1931年,在唐绍仪的操办下,“中山港”一期工程完工,这将是一个20000吨级的免税港口,有望取代广州、香港的贸易地位。

他还成立汽车驾驶学校、筹建飞机场,在他的蓝图中,中山县将拥有公路、铁路、海路、空港立体化交通网络,可以全方位的纳入世界经济体系。

甚至于今天,珠海依然是在此蓝图上发展,是名副其实的“大湾区”构想。

「 贰 」

说完了“唐家村”的昨天,再来说说唐家村的今天。

今天的唐家村,可以用“破败”来形容。一条山房路贯穿东西,尽管有三庙、唐绍仪故居、共乐园当做景点,吸纳一部分游客,但是这挡不住“唐家村”发展的颓势:

房屋老旧、修缮不力、商铺零散、缺乏规划、道路拥挤、交通堵塞,无论是哪一条,都制约着“唐家村”的发展。

面对北山村、会同村的迅速崛起,“陈腐”的“唐家村”就像是丧失了活力一般,毫无反应。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想要开车去“唐家村”里面吃个饭,基本接近于“自寻死路”,且不说根本开不进去,就算开进去了也会人车争道,倘若碰上对向来车,那也是反反复复折腾几十分钟。

照理来说,村内不让开车也实属正常,毕竟道路条件有限,但是唐家村的问题就在于既不禁止通行、又不在外围设置停车场,似乎潜台词就是:堵不堵,我不管,开车来?看着办。

再举个例子,四年前我去唐家村采访,在今天共乐园位置附近,问一个年轻的村民,如何看待拆迁,他说“我们盼拆迁,盼了多少年了,现在又不拆、又不好好搞,什么都乱七八糟的。”

“唐家村”目前大部分都被划为核心保护区,整条山房路沿线都在其中,关键问题是既然划为“保护区”,究竟是以不拆迁为目的、还是以修缮为目的、还是以“无为而治”为方式,以今天唐家村的实际情况而言,恐怕是第三者——“无为而治”。

倘若说是什么都没做也有失公允,毕竟修缮三庙、设置景观牌也是有目共睹。可是我不禁要想,如果是住在“保护区”之内的那些人,他们的生活条件、质量,该由谁来保障呢?

如果既不有规划的修建基础管网、又不对老旧房屋进行修缮、对建筑外立面进行统一把控,那么所谓“保护区”,只不过就是一片等着变老、变旧,最后要么荒废、要么拆掉的房子罢了。

多年前去唐家村采访,有幸走进一件正在修缮的大宅,房主疑似是唐宝锷(名震天津卫大律师)的旁系子孙。房屋“两层、两进”,有一处天井,我到访时房主正巧在监工。

据他描述,整个房子修缮费用高达数百万,盖房时的五金件,如窗户插销都是从德国进口,所以修缮的五金件依然从德国进口,房梁、柱子、鎏金地面、水磨石地砖,做工相当精细,基本上就是还原了一百多年前,房屋初成时的面貌。

唐氏子孙里,有相当部分都定居海外,一部分也定居天津、上海等城市,再加上“唐家村”人开放、包容的经商精神,所以拥有一定资产者不在少数。

修缮祖居,虽说是子孙后代的一种行为,但是就整个“保护区”而言,有几门、几户能花得起重金、找得到手工师傅做这事儿呢?保护古建筑这件事儿,无论是北京、青岛、大连、厦门,还是伦敦、巴黎,政府一定且必须是主导角色。

在政府的统一行为下,修缮成本、协调力度,对道路的改造、扩建,对水暖管道的铺设、修复,都有着相当大的优势。

「 叁 」

说完“唐家村”的昨天、今天,再来说说“唐家村值不值得来”。

广东一直以来,都被嘲讽为“文化沙漠”,这其中珠海尤为更甚。虽说珠海有十所高校、十万在校生,数千名高级知识分子,但是珠海在文化产业的孵化、还是文化作品的衍生,都不尽如人意。

整个珠海拿不出一件像样的手信,完全沦为澳门钜记的“附庸”,而几家文化公司,也多是打着文化的旗号,做框架广告、卖广告位、捡着别人玩剩的“反刍”。

在这种关头,唐家村、北山村、会同村这类自带流量的“历史IP”就显得十分可贵,能玩转“古村IP”,不说赚的盆满钵满、也可以将珠海提升一个层级,从澳门的“过夜城”晋升为独立的旅游城市。

虽说丽江、大理、香格里拉、凤凰等等这些古城屡屡遭人诟病,但是无论是其运营能力、文化衍生、商业产出,都早已不是珠海市可以媲美的,如果一定要划分等级,在古村运营水平上,丽江是一线明星,珠海是妥妥的“38线名媛”。

我来唐家也有十几次了,每次来都带着一份希望,每次走都带着一份失望。

缺乏规划。按理来说唐家村有足够的能力孕育出一条商业古街,只需要解决两个核心痛点:车辆协调、商业协调。

所谓车辆协调,无非就是该禁行就禁行,该划分停车场就划分停车场,唐家村并非是一亩地都没有;所谓商业协调,无非就是凡是在核心保护区内经商,必须进行统一管理,经营内容、产品审核、安全质监、门面外立面、经营时间等等。

说通俗点儿,有些店就别在唐家村开了,着实不够掉价的;有些店虽然不挣钱,但是该支持就要支持。政府就像一杆秤,往哪儿偏一偏,掉下来的米粒都够吃饱一家人,往哪儿斜一斜,就能挡住不少“质低品差”的店。

想像一下,如果在唐家规划一个集中的文创作者园地,风景宜人,让文创者免费在集中地环境安心创作,免费提供咖啡、茶水,开放档案、史籍资料,再设定一些条件,比如:每个季度要写一篇以唐家为主题的文章,刊登在唐家村的公众号、杂志;又或者优先享有所创作品的版权投资,文章使用权等等。

社群文化。这一点包含了两点,其一是宗族文化,其二是规则建立,之所以归结为社群文化,是因为唐家目前既不能把唐氏子孙当冤大头,让他们出钱、出力,又不能忽略这一重要的社会力量。

让政府出钱修缮古建筑,这事儿最终都会因为经费有限而搁置,一方面是因为政府修复的公务成本高,如招投标、监理和中间费用;另一方面确实是相关预算少,珠海整个城市发展的主流是“西进”,让它腾出身来修复老旧建筑,恐怕十分困难。

所以依靠社会力量修复老旧建筑,是整件事的基础,而政府力量则成为整件事的“命门”。社会力量如何介入,是成立基金还是直接捐款,成立公司是属于政府、还是公私合营。

是唐氏子孙不愿意花钱修缮古村么?不见得,毕竟改革开放那么困难的时刻,香港的唐氏子孙还领头成立唐家制衣厂、毛衫厂,1994年海外子孙捐款50万元修缮“唐家三庙”,1993年唐绍仪子女除了捐赠一批唐绍仪生前遗物,还捐赠几万港币用于修缮祖屋。

其实“唐家村”旅游业的起步并不晚,1979年就有侨商捐赠100万元港币发展唐家村涉外旅游事业,1982年由侨商牵头联合日本企业,投资100亿日元,在唐家兴建珠海国际高尔夫球场和“珍珠乐园”。

那么为什么“唐家村”的旅游迟迟发展不起来呢?

这其中就涉及到“规则建立”,宗族血脉终归是“情”,但是这个社会还有“理”,一番又一番的捐款,最终让这件事儿变成形式,久而久之侨胞们也看透了,回来的频次少了,最终“唐三代、唐四代”,也不再有着一方乡情,这“社群文化”的基础也就垮了。

细数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其核心有两点,其一建立规则,这有明面的规则,也有“心知肚明”的规则;

其二是大家一起把蛋糕越做越大,而不是上来就急着分蛋糕。否则李嘉诚也不会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一跃从香港首富、变成华人首富。

基于这两点,唐家村的发展也可以侧重于此,首先捐款捐物不是发展唐家村的长久之计,这是“竭泽而渔”。理应是“政府挖鱼塘,侨胞投鱼苗,一起捞大鱼”,比如政府组织成立“唐家村旅游公司”和“唐家村旅游文化发展基金会”。

政府负责协调村民间土地关系、邻里矛盾,以发展唐家村获取长久收益;而侨胞则通过投资基金会,进而成为旅游公司的董事获取商业受益;村民可以通过出让部分土地权益、房屋成为股东,获取实际收益。

当然,这只是众多办法中的几点,唐家村的协调成本,相较于北山村可是低多了。如果看看北山村的产权状况和村内开发难度,那可能真的只剩下推倒重来一条路了。

「 肆 」

回到提出的问题,“唐家村值不值得来”。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值得来,只是唐家村值得变得更好。

从唐家市场车站,一路顺着山房路步行进入唐家古村,道路两旁的老店、新店交相呼应,各具特色,而最具特色的两家店莫过于“上海滩饭店”和“学镜堂”。

“上海滩饭店”是一家上世纪80年代开的老店,店内非常老旧,甚至于破旧,暖壶估计都有20年的历史。我也是慕名而来这家店,口味确实好吃,其最主要的原因是:用柴生火、铁锅炒菜,这是中餐的杀手锏,炒出来的菜香气扑鼻。

我点了一份薯仔焖肉、一份煎九吐鱼,前者口味在于够糯、够香,后者口味在于够鲜、够嫩,整条九吐鱼裹着薄薄一层酥,一口咬下去,完全感觉不到任何阻力,鱼肉融化在口里,仿佛是豆腐。

店内没有菜单,看着食材点菜,想怎么搭配、就怎么搭配,倒也省事儿。吃“上海滩饭店”纯属吃的一种洒脱,没有服务之说、没有架子、自己倒水、自己盛饭,来了点菜、吃完擦擦嘴角逛逛“三庙”,倒也把人最真实的一面给逼出来了。

而“学镜堂”则是我此次探访唐家村的惊喜。门面不大,藏在一道路转角,走进去整个院落布置的整整齐齐,墙面、地面也非常干净,建筑的构造沿用民国时期,应该是老宅的翻修。

“学镜堂”是一家咖啡店兼客栈,桌椅多是实木家具,厚重、纯粹,然人忍不住想要坐下去伸个懒腰;客栈的客房收拾的也非常雅致,淋浴设备选用了多功能冲淋机,着实高级。

来到“唐家村”,必到共乐园。


共乐园作为唐绍仪的私家园林,不仅建有中国第一个私人天文台,还有为美国总统 胡佛准备的花园暖房,细细品味,共乐园里处处体现着唐绍仪之处世、为人。

共乐园迎接过很多客人,梅兰芳、汪精卫、埃德加·斯诺、胡汉民、孙科、卢慕贞,共乐园撑起了彼时“唐家村”的地位,也揭开了珠海在中国近代史的序幕。

朴树、美人树遮天蔽日,每逢周末来这里临摹的学生、推着婴儿车的父母,奔着展览馆去的老人,好像是寻找着祖辈的印记。

“唐家村”的历史,基本上就是大半部珠海历史,读懂了“唐家村”,也就读懂了这“中国开眼看世界第一湾——唐家湾”的故事。

唐家村没什么值得打卡的地方,无论是“上海滩饭店”、“学镜堂”,还是杂志热捧的某某咖啡(着实难喝),都不值得蜂拥而至。来到唐家,怀有的是一种情绪,从山房路的东段、走到西头,看到想停下来的地方,就走进去瞧瞧。

不到30分钟的路,看看能不能悟出来这百年古村,何以在那个年代、那个时刻,成为一个国家的记忆、成为足以扭转中国的力量。

「 伍 」

倘若说“唐家的未来在哪儿”,我抱有相当大的期望。

今天的“唐家村”又何曾不是今天的珠海,变化缓慢、发展滞后、人才流失,面对广州、深圳,甚至于东莞、中山,除了空悲切,又能如何?

“唐家村”如果想走出局面,势必要掀起一场波澜壮阔的改变,村民要有取舍、政府要有魄力,侨胞、社会力量,哪一个都要跟上,不能迟疑。

首先要确认,唐家村究竟要当“城中村”,还是要当“旅游名村”,除此以外,再无其它选项。

倘若“唐家村”继续维持现在的模式,其过程是:房屋老旧、无力修缮,原住民搬出、租给低收入者,又因为是“保护区”所以不能加盖,最终整个村都会变成电线密布、水管交错。游人进不来,居民出不去,占道严重、交通拥堵,就此一代“名村”只能以拆迁宣布告终。

倘若选择当“旅游名村”,势必要有“壮士割腕”的魄力,首先改变面临最严峻的问题:土地所属。拥有临街铺面土地的房东,不愿意放弃租金收益,于是拒不支持协调;而拥有内街房屋的居民,又因为无处可去,只能继续住在村里。于是整个改变,变得蜻蜓点水、不痛不痒,即便政府出资、侨胞出钱,最终也不过就是修修路、打个广告。

政府、村民、侨胞,三者之间既是互相依存,又互成掎角之势。

首先政府条件有限,亦或者不愿意花更大的代价,去做一件不一定成功的事情;村民属于弱势群体,亏不得、损不得,房屋是有且仅有的资产;侨胞身居海外,空有一番热情,但是面对不确定的事情、或者没有规则的事情,无法全力投入,亦是有所保留。

面对这场僵持,注定了政府要做“破冰者”,唯有政府率先做出承诺、行动,进而带动侨胞,村民才敢大胆跟进。反观珠海市的发展,也是同样如此。

“唐家村”的今天,绝不仅仅是唐家村一村之现状,所折射出的是珠海;“唐家村”若有明天,绝不仅仅是唐家村一村之受益,所辐射的是整个珠海。

珠海若想摘掉“文化荒漠”“人才流失”的帽子,势必要从文化上下手,与其造“新文化”,不如拾起“传统文化”,所谓传统绝非是什么民风民俗,而是包含了建筑、美术、工艺、农业在内,涉及众多领域、行业的文化。“追溯文化”是成本最低,但是却见效最快的文化手段。

想想北京胡同里穿行的三轮车、遛鸟的他大爷;天津卫扯嗓子吆喝的店家、生吵三小时绝不动手的中年大叔;上海滩浓油赤酱的红烧狮子头、皮鞋擦得锃亮穿梭于弄堂的老克勒……

「 陆 」

每座城市都有其独立的文化,珠海也不例外“唐家村”更是深谙此道。

昔日的“唐家村”有着唐家人组建的“维新银号”,银票远在“旧金山”均可通兑。

早在光绪三十三年,即1907年便成立“唐家大学堂”,开创新学制,聘请苏曼殊之叔苏默斋任教,女学生占有三分之一,打破了男尊女卑的封建观念;电话、电报、道路一一设立,在珠海历史、乃是全国历史,“唐家村”的发展都堪称一流。

毗邻澳门,熟悉西方文化,不仅体现在建筑的设计上,也体现在唐家人的处事态度上,开放、包容,勇于探索,但是也淳朴、稚嫩,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唐家人即凭着本事赢取一方天地,也因为涉世未深、不谙世事而遭受伤害。

倘若要说未来的“唐家村”,我无比期望,能够在“追溯历史”的时候,寻找回清末民初的印记,那不仅是过去的历史,那也是造就唐家村繁华、吸引着世界目光的所在。

青砖、彩瓦,雕梁、画柱,牌坊、宗祠,分不清是巴洛克式、还是洛可可式的南欧装饰;山房路两侧既有售卖茶果的阿姨、也有临街开桌的咖啡馆;濑镬边、鲜蚝、顶角膏蟹的香气肆意弥漫;木偶戏的艺人嚷嚷着准备开演…

这是一片发生了太多奇迹的土地,区区一个村涌现出几十位名载中国历史的人,他们之中有外交家、军人、律师、买办、大商人、革命家等等。

夜幕即将来临、太阳渐渐滑落,共乐园最先暗了下去,山房路仿佛是一个“日晷”,一点一点儿的将阳光挪走、换上月光。

“玉我唐公祠”亮起了灯,开始招呼客人,改成饭馆的祠堂,招揽着八方来客;临街的几家餐馆也纷纷开张营业,似乎在用最坚强、最倔强的方式告诉世人——“唐家村”终会再焕活力,再醒昔日繁华。

* 部分图片来源:马蜂窝摄影师 @阿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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