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夏天，泉州很自豪。
在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顺利通过审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的世界遗产总数升至56项。
泉州令人感慨，因为这条申遗之路，历经坎坷，足足走了20年。泉州也让人羡慕，申遗成功之后转身看看，许多地方还在望眼欲穿，因为按照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的批准进度，目前中国的申遗备选项目，排队已经排到了22世纪。
从1985年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到1987年诞生首批世界遗产，再到如今后来者居上、世界遗产数量跃居世界第二，30多年来中国的申遗事业可谓跨越式发展。尤其最近十多年，申遗更像一股火热的风，华丽地吹着中国大地，虽然申报过程漫长、投资巨大，但是各地申遗热情一直有增无减。
中国式申遗热情的背后，有些问题也令人担忧。“世界遗产”，成了一块金字招牌，像是“5A级景区”、“名人故里”的高级版，申遗成功所带来的，有时可能不是小心翼翼的保护，而是热火朝天的旅游开发，恰与申遗的初衷南辕北辙。
申遗成功之日，是不是遗产开始遭到严重破坏之时？申遗成功，像一个一夜成名的故事，但是，我们该如何把它讲下去？申遗了，成功了，然后呢？
历史学家大卫·罗文苏曾说，遗产概念蒸蒸日上，是20世纪末最有影响的文化现象。
1991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法国巴黎圣母院，在2019年遭遇火灾。消息传来时，我们都会从潜意识里认为，这是人类文明的悲剧。这种共同意识，正是得益于世界遗产理念的发扬。回到半个多世纪以前，或许大多数人不会这样想。
遗产属于全人类，必须得到全人类的保护。世界遗产保护，不仅意在唤起全人类的共同责任，也凝聚了一种共同情感。
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台《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其宗旨是促进国际协作的力量，同等地保护人类共同的遗产。我们所熟知的《世界遗产名录》，正是在此公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中国于1985年加入公约，并积极参与到世界遗产的保护当中。同时，因为历史悠久、地大物博，中国在世界遗产项目的申报上也有许多得天独厚的条件。在近些年申遗热一再高涨的助推下，中国也很快成为世界遗产大国，现有世界遗产数量仅次于意大利。
世界遗产，可以表明一个国家在世界文明长河中被世人所公认的贡献和影响，或表明其自然资源在全球生态系统中的重要地位。属于中国的世界遗产，也是属于中国的骄傲。
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申遗心态，也悄然地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最早长城、故宫等申遗，是希望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而随后丽江、张家界等地申遗成功后的旅游开发，则更看重其背后的商业价值。世界遗产在中国，也越来越遇到无法避免的矛盾和尴尬。
鼓浪屿在《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里，所有条约体现的核心都是“保护”。
公约的初衷即在于保护，明文把“城市或旅游业迅速发展计划”当作破坏遗产的第二大人为因素。然而，它倡导全世界做出保护遗产的承诺，但自身又带着难以拒绝的魅惑力，在提高遗产地知名度和美誉度的同时，刺激着旅游业的爆发式增长。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世界遗产与国内旅游市场需求呈显著正相关，每增加一处世界遗产，将会吸引国内游客 1932.19 万人次。中国各地对“申遗”趋之若鹜，其实在很多明眼人看来，如果没有旅游开发前景作为动力，就不会有那么多地方热衷于申遗工作。
张家界武陵源在狂热的“中国式申遗”背后，涌动的却是急功近利的狂躁心理。
从泰山炸山修索道，到都江堰建坝，从武当山失火，到曲阜“水洗三孔”，国内很难找出遗产保护的典范，反而“负面教材”比比皆是：近年来的水电开发导致生态变化，“三江并流”面临严重威胁，曾被世界遗产委员会警告；武陵源只重迎客，无视保护，景区内宾馆、电梯和索道等设施泛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示黄牌之后，光是拆除中心地带的宾馆、饭店，就花费了十亿元资金。此外，北京故宫、颐和园、敦煌莫高窟、西藏布达拉宫等多处遗产，也都曾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警告，丽江古城多次发生火灾事故，清东陵和明十三陵文物连续被盗……
世界遗产在中国， 尚存在许多问题，比如重申报、轻管理，重利用、轻保护等现象。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中国目前已是遗产大国，但是还没有一部专门的《世界遗产保护法》。虽然申遗多年来一直很热，但是立法远远滞后于开发。
龙门石窟我们有过许多舍本求末之举，或许我们都应回到根本上，去重新看待世界遗产的目的。
在世界各国的文化遗产保护法中，都会涉及文化遗产的多种价值问题，比如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或是纪念价值等，但几乎都没有提及经济价值。
申遗本身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遗产。申遗并非发展旅游的手段，旅游也不是申遗的主要目标。申遗成功意味着更大的责任，而当我们为申遗成功的市场价值满眼放光时，就已经在偏离方向了。
泰山索道和世界上许多国家相比，我国缺少统一、权威、高效的世界遗产管理机构，再加上各地风景名胜区存在所有权属于国家、经营权属于企业的特点，导致很多地方的作为得不到有效约束。
2000年，作为双重遗产的泰山扩建索道，引发争议。泰山架设了三条直达岱顶的索道，其中一条就占地 19000平方米，为此炸掉了月观峰峰面的1/3，并将沿途和岱顶的树木砍伐殆尽，严重破坏了泰山的原始地貌和生态。尽管专家对泰山索道有许多疑义，但对计划的实施并没有任何实质影响。
在北美、日本、澳大利亚等地方，情形则可能很不一样。很多国家在世界遗产的保护方面都非常严格，尽量不让人工痕迹影响到遗产本真的一面，一旦有威胁到世界遗产的完整性和真实性，相关管理机构会予以否决，整个世界遗产的保护从开发到反馈是一个完整的系统。
上世纪50年代，日本曾想在富士山上修建索道，但在经过社会大争论后被否定。澳大利亚斯普林布鲁克国家公园也曾计划建设索道，并且从生态、布局和美学等方面做了尽善尽美的计划，但仍被昆士兰州行政当局否决。美国《国家公园法》更是规定，禁止在所有历史文化遗产区修建索道，除按照公路美学修建必要公路外，严格限制其他机动交通。
相对来说，我国的世界遗产保护工作起步较晚，而且绝大多数世界遗产还没有出台具体的保护法规。
世界遗产千差万别,，每一处遗产的自然条件和人文状况各不相同，一部保护法很难解决所有遗产的具体问题。世界遗产的独特性、唯一性，也要求每一处遗产应该根据自身特点，“量身定做”个性化法规，将开发、利用、保护等事项细化，便于操作。
澳大利亚大堡礁于1981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但澳大利亚政府早在1975年就出台了《大堡礁海洋公园法案》。澳大利亚的世界遗产数量和知名度，很难与很多遗产大国相比，但是在立法和实施上，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系，且极具实用性。澳大利亚各州也会独自立法，对自己辖区内的遗产实施科学保护和管理。
反观我们自己, 因法规制定滞后, 许多遗产在列入遗产名录之前十分健康, 上了名录后却由于擅自开发、过度利用而疾病缠身, 出现资源被毁、生态恶化、景观蜕化的局面。
丽江古城开发和保护，并不是天然对立。但无论如何，保护都应是第一准则。
中国当然也有世界遗产可持续发展的成功案例。比如杭州西湖的申遗之路，始终闪现着“保护”这一主题词，更贴合世界遗产的题中应有之义。
西湖于2011年申遗成功，在此前多年的综合保护工程中，完成了保护西湖的“加减法”：累计拆除违章违法建筑、没有保留价值的建筑60万平方米，恢复西湖水面0.9平方公里。通过对历史文化资源挖掘和利用，坚持真实性与完整性的原则，恢复、重建、修缮了180余处人文景点。
杭州十余年持续不断投入西湖综合保护，不仅仅产出了浙江省第一项世界遗产，更打造了“不设围墙和门票”、惠及杭州市民的良好生态环境、绿色开放大公园。当时在其他城市看来不可思议的“免费西湖”之路，不仅做大了杭州旅游的蛋糕，这种良性循环，也给近些年西湖的保护和开放注入了持续的动力和保障。
杭州西湖在理想状态下，世界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应该是一种良性互动。
毫无疑问，泉州申遗成功之后，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当下一个长假来临的时候，一定会迎来空前的旅游盛况。但是，在一片繁荣和火热之中，我们更要警醒，世界遗产不应被当成商品来对待，申遗成功，带来的应该是更冷静的头脑、更广大的格局，而不是短视的逻辑。
泉州几十年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履行最为成功的一项公约。
世界遗产，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不管它在哪个国家和地区，它所昭示的是一个民族对全人类的特殊贡献，也有利于树立一个民族的形象和信心。保护世界遗产，既是我们对历史的责任，也是对后世的交代。
祝愿泉州在申遗成功之后，“护遗”之路更加成功。也愿我们可以拥有更多的智慧，留住过去，也面向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