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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古钱币的朋友们肯定知道，在中国历史上，五铢钱的地位毋庸置疑，但在刘宋这边却出现了与众不同的四铢钱，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说到这个前得说说西晋的经济交易模式和货币，事实上西晋更多是以谷帛为主，货币为辅助，在这之中绢帛成为硬通货。史书中也没有记载西晋朝廷有铸币的记载，所以两晋时期货币比较混乱，既有前朝五铢，也有诸如沈充五铢这样的，这些钱币加上以物易物的方式，倒也让两晋那段混乱时期得以渡过。
但当刘宋王朝建立之后，南方出现了少有的和平，尤其是刘义隆的长期执政，让刘宋的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好转，如此一来以物易物的方式就显得不合时宜，对货币的需求就变得比较迫切。
所以刘义隆稳固政权后，刘宋王朝开始立署造钱，恢复了朝廷铸钱的旧制。但对于流行已久的五铢钱，刘宋朝廷认为五铢钱过重，铜又是重要的战略物资，战乱年代能省则省。所以刘宋朝廷决定改铸轻小一些的钱币，就出现了铭文“四铢”、法重四铢的铜钱。
在一开始，四铢钱，还是重量十足，铸造无利可图，所以百姓也不冒险去盗铸。但随着刘宋的经济快速发展，对铜钱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还是考虑到铜的数量，刘宋王朝开始采用铜钱减重的政策。铜钱逐渐减重，这让成本一下子降低不少，这样一来私自铸造利益就立刻凸显。民间一下子就乱了，很多人开始利用古钱更铸四铢钱，刘宋的经济开始受到波及。
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元嘉二十四年（公元447年，北魏太平真君八年），焦急的刘义隆找来了朝中重臣，商讨对策。大家把目光都放在了当时的首辅江夏王刘义恭身上。这刘义恭又是什么人呢？刘义恭，刘裕第五子，母为袁美人，初封江夏王。刘义康被外放后，刘义恭奉命入朝辅政，授为侍中、司徒、录尚书事，领太子太傅。刘义恭吸取刘义康失败的教训，平日小心谨慎，从不揽权，所有政务均交由刘义隆决断，自己只负责签署文书。兄弟两人之间因而相安，毫无嫌忌。
刘义恭平日谨慎，这次却不得不提出自己的看法方案。他也提出了一个方案，大钱一当两，即将一枚大钱兑换两枚小钱。刘义康的理由很简单，一来民间百姓就不会再去用前朝的五铢钱去更铸四铢钱，因为会亏本。其次朝廷也不需要用宝贵的铜矿去铸更多钱。刘义恭的这个方案似乎很有道理，朝中大臣们纷纷表示赞同。
似乎就要达成一致时，尚书右仆射何尚之却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何尚之，字彦德，东晋散骑侍郎何准曾孙、南康太守何恢之孙、金紫光禄大夫何叔度之子。刘裕北伐后秦时，立有功勋功勋，被赐爵都乡侯。
何尚之认为，钱币是以估量货物的价值为标准的，其价值会因为买卖交易变化而变化，不能凭借多铸钱币来影响经济，钱币数量少钱币价值就高，钱币数量多货物价值就高，何尚之因此认定钱币的数量多少虽然不一样，但它们的使用功能却没有什么不同。
更为重要的是一个大钱当作二个小钱，只是增加了表面价值，实际并没有太多意义。不仅如此，这样做副作用还特别大，富人的财物自然会成倍增加，贫苦百姓则会更加贫困起来，不利于使社会达到贫富均衡的目的。
另外大钱小钱一并使用，钱币种类就会增多，而且大钱与小钱定义不清楚，容易发生混淆，在实际使用过程会有问题。如果只是为了防止私自铸造的问题，直接下令逮捕盗铸者即可，没必要按照刘义恭的方法做。
何尚之这番话顿时让朝堂炸开了锅，这下可好，原本趋于一致的意见开始分裂，何尚之的主意得到了吏部尚书庾炳之、侍中太子左卫率萧思话、中护军赵伯符、御史中丞何承天、太常郗敬叔等人的支持。
两派意见不相上下之时，中领军沈演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沈演之认为江南原本是很少使用铜钱的地区，因此铜钱流通量较少，导致钱贵物贱，大钱当两正是扩大铜钱使用范围的好机会。一来国家不用耗费铜材，就能够扩大铜钱流通总量。二来铜钱流通总量扩大了，盗铸的事情也就灭绝了。沈演之的一番观点基本就是支持刘义恭的。
两派都有理，刘义隆又犯难了，但他最后还是更相信自己的弟弟，于是采纳了刘义恭的建议。但是，正如何尚之所说，大钱当两的方法实行起来问题果然不少，朝廷和个人都认为太不方便，于是元嘉二十五年（公元448年，北魏太平真君九年）五月己卯日，刘义隆下令废除了这一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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