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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年间，山西的平定有个著名的讼棍郭嗣宗。其父自小就培养他们兄弟研习律法，尤其对宋慈的《洗冤集录》更是着重学习，为了加强他们的学习水平，甚至经常要两兄弟互为原、告撰写诉状或答辩，最后由他评判。 郭嗣宗成人之后取得了秀才功名，可等他父亲一死，他为了争夺家产就和哥哥开始打官司，并诬告哥哥调戏他老婆。 结果案件被判定为诬告，郭嗣宗的秀才头衔被革除，并判处徒刑。出师不利的郭嗣宗并没有气馁，而是远走广东拜最出名的“大状”为师，在学成归家之后，就完全依靠替人打官司为生，由于法律、判例成竹在胸，又经常找刁钻之处为难官府，弄得很多地方官都怕他，名气也越来越响。 郭嗣宗有个女儿嫁给了本州一户读书人家并有了个四岁的儿子。有一天她的儿子吵闹不止，婆婆嫌吵，就责怪媳妇有管好孩子，而媳妇反唇相讥婆媳吵了起来，她的丈夫恰好回家，正听见出言不逊，就打了她两拳。 郭嗣宗的女儿撒泼，拿了剃刀在脖子上划，便以自杀威胁，想不到剃刀锋利，真的划破了头颈，血流如注。她丈夫和婆婆慌了手脚，把她扶到炕上，试图用鸡皮蒙补伤口，可是毕竟因为伤重，郭嗣宗的女儿很快咽了气。 那丈夫知道郭嗣宗的厉害，就委托郭嗣宗的邻居王举人去告诉他，说是他女儿病重，以为缓兵之计，自己则先到州衙门请求尸体检验。郭嗣宗得知女儿已死，赶到检验现场一言不发。当场检验，脖子上的伤口是“入重出轻”，肩膀上有两处拳打的痕迹，确实是自刎身亡。尸检填写完毕，应该尸亲来画押，郭嗣宗却沉着脸走掉了。 不等州衙的判决下来，郭嗣宗已在按察使司递了状子，以《洗冤集录》为据，说是伤口“入重出重”，死者两手皆曲，血流满坑等等，提出六大疑问，但也不明说是他杀，只是说检验不清，“州官年幼初次署事”，完全是仵作定的结论云云。 郭嗣宗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并没有告别人杀伤，即使被证实是诬告，也没有反坐的罪名。这样就可以反复要求复查，这在当时法律也没有禁止，结果就可以把这个案子拖个没完没了。 果然不出所料，郭嗣宗到省里上控了四次，到钦差大臣的行辕控诉了两次，到北京刑部控诉了三次，以至于一件很明显的自杀案子拖了好几年没有判决下来，就连被告人也在担惊受怕之下死掉一个，本案原仵作被省里提审时病死在狱中，他那个女婿王举人也因这个官司缠身，两次不能参加会试，实在是损失惨重。 郭嗣宗做的更绝的是，每次审理此案，郭嗣宗都自己七十多岁的老母亲带上，让母亲来顶撞法官，法官稍微声音严厉点，他母亲就寻死觅活状，弄得整个山西官员没有一个人敢碰这个案子的。 道光十八年（1838），太原府来了一个代理知府张集磬，是个翰林外放的官，山西巡抚就把这个难题扔给他，指定由他来审理。 张集磬仔细研究了卷宗后，在第一堂初审的时候，好言相劝：“你是痛女心切，要讨个公道，也是常情。不过何苦拖累老人？”于是给他半个月时间先回家安顿母亲。 等到二审时，张集磬又和他讲《洗冤录》，先搞清自刎的基本特征，然后就他先后递交的申诉状子里对于情节相矛盾之处严厉责问，最后逼迫他承认一个控诉结果：“你到底认为女儿是自杀还是被杀，在这里讲清楚。承认自杀的话，立刻具结完案；认为是他杀的，你指控明确的被告，我们立刻吊棺再检。如果检验不出被杀结论，那就治你诬告，以及骚扰官府的罪行！” 郭嗣宗没有料到这一手，他不过也是想多讹诈一些钱财而已，哪里敢说清楚？张集磬看到此状，立刻拍案喝令：“掌嘴！”旁边衙役迅速上去执行命令。 旁边参审的官员因为一直惧怕郭嗣宗的胡搅蛮缠，看到郭嗣宗挨打，他们甚为解气，但又怕惹其又以此因再行胡搅蛮缠之事，故纷纷劝阻张集磬。张集磬却大声说：“责治讼师，法有明文，有什么好怕的！” 郭嗣宗平时的气势一下子被压了下去，只好同意以自刎身亡完案。 案子报上去后，按察使还是怕郭嗣宗再来翻案，判决将他女婿责打三十板子，给他出出气，此案才算完全终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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