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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04年到439年，这135年可谓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类似于欧洲的中世纪，史称“五胡乱华”。它的时间跨度虽然仅有百余年，却在《资治通鉴》中占据500多页的篇幅，接近全书的四分之一，足见其政治、军事、经济及事件的繁多与混乱。 五胡乱华实际上是胡人民族由野蛮向文明、由部落发展成国家的尝试时期，许多族群建立的国家都快速兴起，又立即灭亡，除了战乱之外，少有建树，留下的是破坏性的一地鸡毛。汉族早在夏商周时就完成了这个过渡，而胡人是在两汉和西晋时因接触到先进的华夏文明，从而输入这种变革的。  中国历史上的“五胡乱华” 胡人迁徙至晋朝境内，形成隐患《三国志》记载说建安十一年，乌丸被曹操降服，其万余部落皆迁徙而旅居于中国，朝廷处之于幽、并数州，胡人逐渐盘踞在中原周围；晋武帝建国之后，鲜卑树机能久为边患，屡次侵犯凉州，朝廷便采用以夷制夷的策略，授予匈奴五部首领刘渊将军之号，使胡人拥有了兵权。太康元年，在消灭吴国，混一天下之后，武帝认为从此太平无事，可以高枕无忧了。 有一次宫中举行宴会，大臣何曾在散席回家后，忧心忡忡的召集全家人到跟去，他先是对儿子们说：“主上创业垂统，而吾每宴，乃未闻经国远图，唯说平生常事，后嗣其殆乎？及身而已，此子孙之忧也！汝等犹可获没。”之后又指着孙子们说：“此辈必及于乱！”这说明，在晋武帝统治的时候，已经有人察觉到乱华的灾难即将要来临了，儿子辈或许能够幸免于难，但孙子辈却难免被屠戮。 当时，居住在塞内的羌、胡、鲜卑人经常杀害长吏，逐渐成为民患。西河御史郭钦曾上疏朝廷说经过三国战乱后，人口锐减，魏朝为了补充劳动力，主动引进胡人，让他们占据了西北诸郡，成为隐患。现在朝廷应当凭借平吴之威，将其尽皆驱逐到关外去。奏疏传入禁中，武帝读过后不以为然，他一向好大喜功，想要做万民共主，认为天下一家，何必分夷狄华夏，没有采纳郭钦的建议。 武帝驾崩后，惠帝继位，胡人屡屡作乱，当时的太子洗马江统深感担忧，在元康九年时（公元299年）专门写了一篇《徙戎论》以警告朝廷，劝国家宜早绝端倪，勿使胡人乱我华夏。然而惠帝却不能用，结果不到十年，便发生了两京沦陷、神州陆沉、羌胡遍野、衣冠南渡的历史悲剧。江统可谓是五胡乱华的鸣哨人——虽然他的哨子没有产生什么用处，因为他手中无权。  胡人内迁 “内诸夏而外夷狄”在《徙戎论》的开头，江统重申了中国自春秋以来就奉行的政策，即“内诸夏而外夷狄”。在历史上，华夏文明一直领先于四夷，当大禹平定九土，抵达西戎时，发现当地土著“性气贪婪、凶悍不仁”，便决定将其排斥出九州之外，华夏与夷狄的边境虽然接壤，但彼此不相侵涉。之后，戎狄弱则畏服，强则侵叛，屡屡为华夏外敌。因此，殷高宗北伐鬼方，周昭王南征群蛮，始皇帝修筑长城，汉世宗屡出沙漠，为的是攘却夷狄，保卫华夏文明。其它有道之君，则多用怀柔政策，将胡人制服于国门之外。汉朝时，匈奴求守边塞，而候应陈其不可；呼韩邪单于屈膝于未央宫，萧望之认为不可收其为臣下。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中国不愿与戎狄为敌，也不愿收戎狄为己用，保持着互为异国的关系即可。  野蛮的胡人 然而，到了后世，当中国陷入纷乱之时，总有一些不顾民族利益的野心家要与戎狄为亲，将他们招诱安抚，以为己用，遂使戎狄迁入华夏，与汉民杂居，无复分界。王莽灭亡后，长安残破，百姓流离。光武定都洛阳，以马援为陇西太守，讨灭羌胡，徙其余种以实关中，居冯祤、河东空地，名为怀柔，实乃引狼入室也。东汉之时，胡人族类蕃息，常常欺凌汉人。永初之时，群戎互相煽动，覆灭将守，屠破城邑，为害甚重。 汉朝末年，董卓覆灭之后，关中再次受到摧残，附近汉中地区的胡人越来越多。魏武帝曹操命夏侯渊讨灭叛胡，尽徙汉中地区的胡人入秦川，想借助他们的力量来牵制蜀汉，结果却给后世造成了隐患。关中本是华夏名都，如今却弃于群胡，将形胜之地拱手让出，其策亦昏愚异常。  五胡自汉魏之后，逐渐盘踞在关中地区 革除旧弊，驱逐夷狄江统认为西晋的都城在洛阳，已经遭受关中胡人的威胁，不应该在苟且无为、延续汉魏时的稗政，而是要进行“徙戎”。他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胡人本来居住在塞外，由于自身衰落，才被汉魏之人强迫迁徙入关中，本已不满；如今这些胡人的户口数目滋生，有素有贪悍之性，愤怒之情，日后必然会作乱。所以，晋朝应当趁其尚失发作的时候，预先防备。 首先要制止引胡人进入中原的卖国之策，先将他们安抚在现有的驻地上，不再增加其数目；然后趁着国家太平无事，兵威尚在之时，把冯祤、北地、新平、安定界内的胡人迁到先零、罕并等地去；将扶风、始平、京兆地区的夷狄驱逐到陇右、武都等关外之地。不要让胡人占据关中最好的地盘，否则一旦作乱起来，后患无穷。 “徙戎”不仅利于西晋，本身也是对胡人的尊重，朝廷先是出旅粮，资助他们返还旧土，尊重其固有的风俗。然后在边关要害等处设守，胡人友好则彼此市，相安无事，胡人为寇也有边关防备，危害甚小。此所谓： “戎晋不杂，并得其所，上合往古即叙之义，下为盛世永久之规。纵有猾夏之心，风尘之警，则绝远中国，隔阂山河，虽为寇暴，所害不广。”  晋武帝父子胸无远略，故有近忧 “徙戎”的建议是否是小题大做？在《徙戎论》的末尾，江统针对当时的戎夏友好的观点进行了批判。首先，他认为戎狄归附于华夏，并非是出于友好的缘故，而是因利而来。如今世代居住之后，他们依然没有发生变乱，其原因在于晋国国力尚强，胡人惧我兵威才暂时臣服。倘若哪天晋国控制力衰弱，则其必怀反心，为害不浅。现在国家繁荣，百姓皆可安居乐业，胡人居住在汉地，才与汉人和谐共处；然而如果哪天遇到饥荒或战乱，彼此间必然反目成仇，进而互相掠夺。 江统说：“夫圣贤之谋事也，为之于未有，理之于未乱，道不著而平，德不显而成。”晋国应该趁此时，采用将温和的政策，将胡人迁徙到关外，杜绝日后的隐患。这绝非是小题大做，而是防患于未然。关中有人口近百万，戎狄居半，如若遇到荒年，后果不堪设想。现今国家粮储充足，不如拿出来作为胡人迁徙的口粮，让他们高高兴兴的从关中迁出去、返回旧乡。这样，虽实为驱逐胡虏，而却能够获得资助胡人还乡的美名，为什么不愿意这么做呢？  西晋壁画上的胡人 并州地区的胡人也是一大隐患，从东汉的时候，他们就归附于华夏。日久则难迁，口多则难移。如今匈奴五部有户数万，人口之盛过于关中的西戎，加上他们天性骁勇，弓马便利，朝廷万不可认为能够将其收为己用，否则养虎必被噬。而是应削其兵权，分其部众，多做防范。晋朝有平吴之威，故胡虏威服；但是国家稳定并不等于没有萧墙之祸，一旦乱生于内，则变必然出于外，内外夹攻，社稷亡矣。 因此，《徙戎论》认为晋朝应转变对胡人的政策，从原来的“收为己用”改为“内诸夏而外夷狄”。江统说： “夫为邦者，患不在贫而在不均，忧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广，土庶之富，岂须夷虏在内，然后取足哉！” 中国之地，中国人自耕之；中国之财，中国人自分之。何需引入夷狄来参与劳作，侵夺本属于万民的利益？为政者不知此，遂有五胡之乱，愚而拒谏，罪莫大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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