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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在上海提篮桥的特别法庭上，24岁的王孝和当场撕开了自己的灰蓝色囚衣。 他在法庭现场上突然转身，你们看看，你们看看我身上的伤口！！！ 负责审理这起案件的审判长和检察官当场面红耳赤，无言以对，旁边的一名工作人员俯身在审判长的耳朵偷偷说了一话话。 这桩案件就此不了了之，王孝和也就此不幸走上了刑场，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1924年，王孝和出生在上海虹口一个穷苦的工人家庭中。  那时候，恰好是外商资本家大量在沿海建设工厂的黄金时期，同时也是沿海各省各种小手工业主和中型工厂渐渐破产的时代。 因为外商企业使用大机器进行工业化生产，生产出来产品不仅效率高，而且价格还相当的便宜。 东部沿海包括江南一带曾经是中央政府的重要财政来源，但是这种情况随着西方资本的注入，迅速开始大面积的经济坍塌，无数的小手工业者一夜之间宣布破产。 为了维持生计，这些人开始选择转型，寄生在西方外商投资的各种工厂中，成为了中国近代社第一批成功转型的产业工人。 王孝和的父亲同样是其中的一员。 因为生活突遭变故，王家四个儿子中，长子、三子先后患病去世，幼子又在那个的动荡的年代里被拐走。 王孝和的母亲为此整夜失眠，常常躲在被子里痛哭，没过多久，她的耳朵渐渐失聪，失去了听力。 王孝和的父亲自从手工业破产之后，一直在上海一家轮船公司做烧火工。 父亲在外商轮船公司工作的那段时间，年少的王孝和第一次真切的感知到了底层民众的无奈挣扎和凄凉。 他的父亲因为身体虚弱想要休息，外商拒绝让其休息，反而以开除的方式要挟。王孝和的父亲没有办法，只能继续在锅炉房烧火。 一日，王孝和的父亲因为原本身体虚弱，当场昏倒在了锅炉房，外商听工人们汇报此事之后，二话没说直接开除了王孝和的父亲。 那天，王孝和拖着昏迷的父亲一步一步回到了木板房，年少的他似乎开始明白，乱世的游戏规则专属某一类群人，底层的百姓大抵没有什么的话语权。 1936年，王孝和考入上海“励志英文专科学校”，在学校的他开始接受新式教育，也开始接受了革命思潮，并且在五年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少年宣誓，铭刻誓言。
从学校毕业之后，王孝和接受组织领导，进入上海杨浦发电厂从事工人运动，成为发电管理室的抄表工，在工人群体中宣传革命思潮。 他的妻子忻玉瑛则在乡下一直留在乡下耕种谋生。 忻玉瑛没有读过什么书，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新时代青年、旧时代女性，他们的交集并没有激发出太多思维、生活方面的矛盾，身处异地的两人反而夫妻生活和睦。  再不好的时代，仍旧有一群秉持爱情底线，遵守爱情誓言的人。 再不好的时代，仍旧有一群为了革命事业，愿意奉献生命的人。 这件事情上，从来都是错在人，而并非是一个战乱、愚昧的时代。 知书达理的王孝和，在那个悲情且落后的时代里，给与了忻玉瑛一段不一样的生活，他在闲暇之余会陪伴在妻子身边教她识字、读书，他会尽自己的努力极力抹平他和妻子之间的思维壁垒。 在上海杨浦发电厂，王孝和的热情很快打动了一大群挣扎在底层生活的产业工人。 因为从小目睹过父亲被外商的压迫、剥削，王孝和能够真切的感受到底层工人生活的艰辛和酸楚，他进入杨浦发电厂之后，很快和工厂工人打成一片，结为工人战线上的坚定战友。 大家对这位玩技术的小伙子十分有好感，像他们这些穷苦人家，谁会在乎他们的死活呢？ 可王孝和这位年轻人不一样。 他大学毕业，却能够融入到底层工人的群体中。  王孝和自从进入工厂之后，在下班途中总要和工人们聊上几句，时间一长，大家你来我往，王孝和被推选为发电厂的厂工会常务理事，负责工人和外商的劳务矛盾交涉。 1948年，2月。 上海的另一家工厂发生暴力镇压事件，王孝和为了帮助另一家工厂工人维权，做了两件重要的大事。
王孝和所在的杨浦发电厂是全上海市的供电中心，他抓住了这一点，偷偷在电厂发电机的地轴里面放入了粗铁屑。 当天，上海市全市停电，不少工人再一次在街上抗议。因为没有电，工人的抗议颇有成效。  王孝和的这两项举动，彻底激怒了上海的特务。 1948年，并不是一个相对平稳的年代。 当时国-军在战场上败北，上海的恐怖主义蔓延得更加厉害，后方稍有捣乱的小动作都会被秘密执行死刑。 王孝和活跃在上海杨浦发电厂的时候，他不知道，特务们已经打入了工人工会的内部。他此次公然上街支持其他工厂的工人运动，特务们又通过王孝和身边的一名叛徒，成功获得了王孝和一群人的动态。 特务为了拉拢王孝和，并没有急于展开抓捕，而是先前往王孝和家中试探口风，希望能够说服王孝和主动自首，交代自己的真实身份。 特务离开之后，忻玉瑛因为害怕失去丈夫，跪在丈夫面前，希望他能够去乡下躲一躲。 那时候，他们的小女儿才一岁多，忻玉瑛的肚子里还有一个刚刚怀孕没多久的孩子。 王孝和看着早已经泪流满面的妻子，他俯身扶起妻子，耐心的告诉妻子革命的重要性。 当天夜晚，王孝和妻子烧毁了家中所有的书信、材料。 在两人蹲在地上焚烧材料的时候，王孝和告诉自己的妻子，如果自己不幸入狱，希望她马上带着女儿外出避难；如果遇难，则另择他人改嫁。 两天后，王孝和在前往杨浦电厂的路上，被上海特务秘密逮捕关入了上海北四川路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  特务想要从王孝和的口中撬出其他工会的具体活动，以及人员部署，对王孝和进行残酷的身体折磨，王孝和被实施三次电刑。 他所告诉敌人的答案，只有短短的三个字。 --不知道。 王孝和因为酷刑，几乎昏厥，敌人仍旧拿他没有办法，就连当时参与王孝和案件卷宗的管理人员都忍不住佩服王孝和的硬骨头。 “这家伙非常的狠（硬的意思），上这么重的刑，连一点东西都没有讲出来。” 要知道，当特务准备逮捕王孝和的时候，看守所里面已经准备好了提前写好的“审讯笔录”、“自白书”，只需要王孝和摁一个红色手印就可以解决这桩案件。 他们不会想到，王孝和自始至终都没有交到任何有用的信息。 漫长的酷刑折磨，王孝和终于昏迷过去。特务王孝和昏迷的时候，敌人捉刀写好了供状，偷偷让王孝和按下了手印。 几天后，王孝和的这桩案件被移交到了上海高等特种刑事法庭，准备公开审判对于王孝和操纵洋浦电厂机器故障导致全市停电的重大社会事件。负责审理王孝和案件的检察长、审判长都以为这是一件简单的审判事件，并没有想到王孝和的案件在现场引起了轩然大波。 公开审判现场，检察长质问王孝和认不认罪。 王孝和突然转身，当着众多记者的面，解开了上身的扣子。
你们看看我身上的伤，这不是逼供吗？ 那一刻，王孝和的上身已经满是伤口，一些伤口还尚未愈合，还有血迹透出来，现场人无言以对，更无话可说。 这些伤痕，藏着一位少年的理想，藏着一位少年的坚韧。 也藏着新中国的未来。 检察长、审判长都被王孝和的这番话反问得哑口无言。一时间不知道如何处理尴尬的局面，站在一旁的审判员偷偷语塞审判长，审判长宣告当天退庭，才尴尬的结束了当天的审判。 这件事情以后，他们并不敢公开审判王孝和，害怕没有合适的理由诉诸于众，于是便由公开审判转为了秘密审判，准备直接处宣判，同时马上解决王孝和。 后来，针对王孝和的两次审判都变成了秘密审判。 王孝和失去了陈述、反驳的机会，再度审判的时候，不等他开口，审判长当庭宣判了判决书，避免出现前一天的尴尬境地。 谁曾想到，上一次检察长无理吃亏，这一次审判长明明已经宣读完了判决书，非要反问一句王孝和。
王孝和终于逮到了合适的机会，继续在审判庭上驳斥检察长：
这个秘密法庭设置的目的不是为了所谓的声张正义，而是通过秘密审判的方式，解决地下活动的革命者。 审判长被反驳的无话可说，只能当庭咆哮，嘴里嘟嘟囔囔的吩咐手下：
在狱中的王孝和知道自己已经没有生还的希望，从审判庭回到监狱后，他开始在狱中写了三封书信，这三封书信分别写给狱友、妻子、父母亲。 这三封书信中，有对于狱友的鼓励，有对于妻子的安慰，还有对于父母的愧疚。
1948年，9月27日。 不少群众聚集在法庭和提篮桥监狱，特务们害怕在人群密集地方行刑发生意外，便推迟了王孝和的刑期。 9月30日。 王孝和被警车押往刑场，他在现场留下了一幕让世人难忘的笑脸照。  刑场的法警将一碗溶有麻醉药的白酒递给了王孝和，王孝和当场以义正言辞拒绝，一把拒绝了麻醉酒。 刑场之下，满是记者。 王孝和被绑在了行刑的椅子上面，丝毫不能动弹。  在正前方，行刑的刽子手已经端起了手枪，对准了王孝和的脑门。 一声枪响、两声枪响、三声枪响。 王孝和的胸口、左耳、右耳各中一枪。 执刑的刽子手因为害怕，三枪都没有击中王孝和的要害。 坐在椅子上的王孝和因为痛苦，开始在椅子上面剧烈的抽搐，现场的很多人都不忍直视，纷纷低头。 执枪的刽子手也已经吓得满头大汗、浑身哆嗦。 法警头目见状直接冲上刑场，一脚踢翻了被绑在椅子上面浑身抽搐的王孝和。 全场再次一惊，这名法警头目开始用脚疯狂的踢打王孝和的腹部，导致王孝和内脏受损，嘴角开始不断吐血，不久去世。 这一幕，当时被《新闻报》记者马庚拍下。 两天后，在现场的许多记者披露这些刽子手在行刑现场的残酷行径，上海十多家报刊争相报道此事，大家在街头集体抗议。 即便以我们今天的视角来看，王孝和离世的现场仍旧是我们难以直视的悲情一幕。 那一年，王孝和也才24岁。 他在最好的青春年华，在距离新中国成立仅剩一年的时间里，王孝和永远的离开了这片他曾经奋斗过的热土。 这样的人，在一个战火纷飞的离乱时代里，除了心中的执念、除了革命的理想、除了后人的幸福，恐怕我们难以想象出他为何如此坚守，又为何悍不畏死。 他的遗体被家人暂时安置在上海唐山路的国华殡仪馆。 1949年，11月5日。 当上海解放之后，上海两万多民众为王孝和举行了隆重的烈士追悼大会。  1948年，10月24日。 王孝和的小女王佩民出生，王佩琴、王佩民在父亲牺牲的时候，王佩琴仅仅一岁，王佩民那时候还没有出生。  在她们姐妹的心中，父亲的伟岸形象只存在于照片中。 她们的回忆里没有父亲，也想象不到父亲的样子。 母女三人常常看着一张张曾经遗留的照片发呆、沉思、流泪。 1994年，9月30日。 在王孝和牺牲46周年的时候，上海为王孝和在当年牺牲的地方修筑了一座塑像。 忻玉瑛、王佩琴、王佩民母女三人在雕塑面前捧上鲜花，抬头望着高大的塑像，那是她们母女心中的灯塔。 小女儿王佩民在给父亲的一封信中写道： “爸爸，我一直在找你，可我到现在也没找到您，我相信我以后一定会找到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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