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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京剧和地方戏的演出，无论传统戏还是现代戏，都有标准的剧本和规范性的演出程式，演员只能按照剧本的台词和规定动作进行表演，不能有任何差池。尤其是大演“样板戏”的年代，不管哪级剧团，不管哪个剧种，必须是“学演样板不走样”，一句台词或一个动作如有误，就可能招来祸端。甚至服装、布景都不能违背“样板”，如《红灯记》中李铁梅的衣服上有几块补丁，补丁多大，什么颜色；《杜鹃山》中山坡上有多少朵杜鹃花，开在什么地方，都必须与“样板戏”一样。早年的戏曲演出，虽然也有剧本，但同一出戏各流派的剧本和舞台处理不尽相同。尤其是在演出中，有些行当的演员触景生情，进行适时而又恰当的自由发挥，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戏曲术语“插科打诨”。 所谓插科，指以动作为笑料；所谓打诨，指以语言为笑料。“插科打诨”即指穿插于一些演员（主要是丑角、花旦、彩旦）表演中的，使观众发笑的台词和动作，它往往以离开戏曲规定的情景和角色应有身份的语言、动作作为笑料，临时加台词，出其不意地使观众获得乐趣。好的插科打诨即兴发挥，寓是非褒贬于滑稽诙谐的台词与动作中，不仅可以调剂剧场气氛，增添观众的审美兴味，甚至可以在不损伤演出完整性的前提下，取得某种直接针对社会现实的效果。
在《梨园佳话》、《梨园杂记》、《优语集》、《竹扉闲话》、《菊部丛谈》、《红毹纪梦诗注》、《燕尘菊影录》、《梨园趣闻轶事》等书中，就记述了清末民初京剧舞台上许多插科打诨的轶事，或讽刺权贵，或同人相互戏谑，或为了逗趣……不一而足，读来颇有趣味。
名伶斗胆讽权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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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著名演员刘赶三（1817-1894），经历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4个皇帝的统治时期。他最初学老生，后来改演丑角，以扮演《群英会》里的蒋干、《钓金龟》里的张义著名，且有许多创新。所扮演《闯山》里的周鼎、《查关》里的波罗院，更是标新立异，尽扫陈言，成为当时名丑中的翘楚。
刘赶三这个人很怪，平日讲究穿衣，不讲究吃饭。他养了一头小驴，上街的时候就骑着，有时遇见了达官贵人的车子，他就骑在驴背上挡住去路。当人家问他为什么挡道时，他就从驴背上跳下来，散开头顶上盘着的发辫，垂着手屈一膝说：“小的，刘赶三也！”对方听了，只好哭笑不得而去。
有一次，刘赶三演出《探亲家》，竟把自己的小驴真的牵到了台上。这头小驴居然很熟悉台步，还跑个圆场。刘赶三竟因此名震京师，极盛一时。后来，慈禧太后知道了这件事，就请他到宫廷里演出《探亲家》。在宫廷演出，他照样把真驴骑上了台，慈禧太后看了感到新奇，还送给小驴4两银子。
话说同治初年，有一天，惇邸、恭邸、醇邸3位贵族王爷都到戏园子里看戏。当时台上演的是《思志诚》，这出戏是表现阔少妓院嫖娼的故事，刘赶三扮演剧中的鸨儿。剧情中，嫖客来到妓院，鸨儿要召唤妓女们出来接客。这时候，刘赶三便在台上斜视着楼上坐着的惇邸等3位王爷，然后高声喊道：“五儿、六儿、七儿，下来见客呀！”全场的观众都听出来是嘲讽3位王爷，哄然大笑起来。惇邸排行老五，恭邸排行老六，醇邸排行老七，他们也都听出了是在戏谑自己。惇邸平时严厉，听了以后大怒喊道：“什么人敢如此无礼，把他抓起来，打他四十大板！”可是当打手们到了后台时，刘赶三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了。
光绪元年（1975），清穆宗同治皇帝死了。当时刘赶三正在阜城园演出《南庙请医》，他扮医生，便在台上现编词，打诨道：“南华门我是不去的，因为那门里头儿有一家润哥儿，新近得了病，找我去治。他得的是梅毒，我还以为是天花呢，结果一剂药下去就死了！我若再走南华门，被人家瞧见，那还有命吗？”观众听出这是暗讽同治，无不惊骇。
光绪二十年（1894）前后，慈禧太后因与光绪皇帝有怨，因此对其很刻薄。每次看戏时，慈禧太后都要坐在堂中，让光绪跟仆妾站在旁边。有一天，慈禧太后命令刘赶三的戏班演出《十八扯》，刘赶三扮演皇帝。演出中，刘赶三上场刚入座，就突然“跑梁子”说：“你看，我是假皇帝，尚且能坐；你是真皇帝，却天天站在那里，又怎么能得坐呢？”慈禧太后听出这是为光绪皇帝鸣不平。为了掩住众人之口，此后再看戏，慈禧就让光绪坐下了。
清朝末年，帝国主义侵入中国，朝廷里出了一些卖国贼，刘赶三对他们切齿痛恨。有一次，刘赶三演出《南庙请医》，扮演戏中的医生。台上，他在与奴仆的对白中嘲笑卖国贼。奴仆说：“先生，这可到了，留点儿神，别叫狗咬了！”刘赶三立即指着台下的观众说：“这门里头，我早知道，是没有狗的。不过，有的都是走狗！”台下的观众听了，都吓得变了脸色。
1894年，朝鲜东学党起义，日本看到有机可乘，出兵侵占了朝鲜。当年7月，日本发动了向中国海陆军的突然袭击。8月1日，中日双方正式宣战。但是由于清朝政府的腐败，中国方面开战之始就在黄海战役中遭到失败。北洋大臣李鸿章因此受到处分，被摘去了三眼花翎，褫去了身上的黄马褂。这件事曾经遭到当时的名丑演员杨鸣玉的讽刺。
杨鸣玉（1815-？），就是苏丑杨三，他与程长庚是师兄弟，因排行第三，所以人称“苏丑杨三”。一天晚上，杨鸣玉在京内文昌馆演出京剧《水斗》，即雷锋塔传奇故事戏。剧情是许仙受了法海的蛊惑，上金山寺去进香，结果一去未返。白蛇（白素贞）偕同青蛇（小青）到金山寺，恳请法海放回许仙，法海坚持不放。白素贞忍无可忍，便聚集水族来了个水漫金山；法海也召集了天兵天将前来迎战。白素贞因为怀孕，体力不支而败退。在剧中，杨鸣玉扮演水族里的龟形丞相。发兵时，龟形丞相发布命令：“娘娘法旨，虾将鱼兵，攻往金山寺！”这时，舞台上一龟形大将军穿着黄褂子跑上来了。杨鸣玉扮演的龟形丞相对他说：“汝等将领要奋勇当先！”说到这里，杨鸣玉灵机一动，临时加台词，大声喝道：“如果退缩，那就摘掉你们的三眼花翎，扒掉你们的黄马褂！”
台下观众一下子听出来是在讽刺李鸿章，于是哄堂大笑起来。有的观众还大声喊道：“好！好！”可是包厢里却有一位少年猛然站起，指着台上扮演龟形丞相的杨鸣玉大骂起来。这个少年就是李鸿章的侄子、翰林李经畲。
戏演完后，观众散去了。一些人知道李经畲得罪不起，就劝杨鸣玉去向其谢罪。李经畲看见杨，举起茶杯向他打去，同时骂不绝口。第二天，杨鸣玉就躲起来了，不久因病而死。
关于杨鸣玉在舞台上讽刺李鸿章一事，说法有不同版本。有人说，那天嘲讽李鸿章的不是杨鸣玉而是刘赶三；还说演出的戏也不是《水斗》而是《红鸾禧》。但据考证，说是杨鸣玉比较可信。因为，一是李鸿章受处分时刘赶三已去世；二是杨鸣玉去世后，当时曾出现一联语：“杨三已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
汪笑侬（1855—1918）是一位满族出身的京剧名伶，举人，曾任河南省太康县知县，后因秉性刚正得罪当地豪绅，被罢官后学戏，终于成名。因为他文化水平较高，而且又熟悉舞台情况，所以既演戏，又写剧本。他写的历史题材的戏，多是亡国帝王的惨状，包含着个人对于故国之思。如他写的《受禅台》、《哭祖庙》、《排王赞》，从取材到命意，都表现出对清政府的腐败和屈辱媚外的义愤。如《洗耳记》，写许由巢父之事。许由所唱的“笑世人口圣贤心同贼盗，或争权或争利不让分毫！……位愈尊身愈险你可知道？又何必争天下糜烂同胞！”表现出对于军阀混战的不满。《博浪椎》写的是张良狙击秦始皇的事。张良的唱词“恨那秦嬴政昏荒无道，他本是西戎种混乱本朝。……把公产当私产行同强盗，把人民当奴隶滥逞英豪”，流露出的是忧国忧民的思想。我国东北大连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租给俄国，后十年又租给日本，是为国耻。有一次汪笑侬到大连演出《哭祖庙》，剧中的台词“国破家亡，死了干净”，直接抨击了清廷的卖国求荣。《胡迪骂阎罗》剧中念白里有“你身为王爷，位分也够了；年逾古稀，寿数也高了！你还不知足，还要招权纳贿，卖官鬻爵，做这等不知羞耻的勾当！咳！老阎啊，我问你：还有良心吗？”等语，骂的实际是台下的活阎罗。
清末著名京剧演员赵仙舫，开始时演旦角，后因鼻子大而改丑角行。他在演出中也以针砭时弊而闻名。
有一天，内廷里演出《尼姑思凡》。这出戏演的是：赵氏小女幼年时进了仙桃庵做了尼姑，法名色空。色空后来因为不甘心于空门的寂莫愁苦，而向往人间的美好生活，最后扯破了袈裟私逃下山。下山途中遇见一个叫做本无的和尚，两人共同而去。赵仙舫扮演戏中的老尼姑，在有罗汉的瞻礼庵里表演时，面对着在座的王公贵人，手指着罗汉说：“这是某某天尊，这是……”等到数到站在皇帝后面的太监时，他就大声地说：“阿弥陀佛，这是善人哪！”皇帝和大臣们听了，都哈哈大笑起来。因为“善”和“骟”是同音字，阉割驴马的生殖器叫做“骟”。在这里，他打诨嘲笑了台下的太监。
清末著名京剧演员田桂凤（1866—1931），字桐秋，北京人，擅演花旦。他的扮相秀美，神采飞扬，白口流畅，善于刻画社会中下层妇女形象。擅演剧目如《拾玉镯》、《乌龙院》、《红鸾禧》等。
当时，有一位都督好喝五加皮酒，田桂凤平时就听说了。有一天田桂凤演出《乌龙院》，那位都督坐在台下看戏。《乌龙院》演的是：宋江娶了阎惜姣（又称阎婆惜）为妾，兴建了乌龙院让她居住。阎惜姣与宋江同衙门的文书张文远私通。宋江知道后来到乌龙院，阎惜姣故意怠慢宋江，两人因此发生口角，宋江因此含愤而去。田桂凤扮演阎惜姣，台词里有“我不会吃酒，今晨多饮几杯早酒，酒言酒语冒犯尊驾”之言。田说到这段台词时，猛然想起台下坐着一位爱喝五加皮的都督，于是就临场把“早酒”改成了“五加皮”。观众听了，无不偷笑。这位都督因平时与田桂凤较熟，虽然明知道是在讽刺自己，也就没有追究，只是连连说道：“可恶！可恶！”
同人相谑蔚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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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桂凤不仅嘲弄在朝官吏，有时也嘲弄同人，同时也常被同人嘲弄。
田早年经常与伶界大王谭鑫培（1847—1917）合作。因为田注意装扮，经常使谭着急。有时候，谭鑫培已经扮完了，可田桂凤还在那里洗指甲，于是老谭就得等着，常常一等就是半个钟头。有一次，二人合演《坐楼杀惜》。谭扮宋江，田扮阎惜姣。演出开始后，两个人在台上各不相让。演到“坐楼”时，阎惜姣竟耍笑起宋公明来。田桂凤极尽耍弄之能事，弄得老谭无可奈何，不堪忍受。宋江临时加台词说：“我们两人有二十年的交情，需要为我留点面子！”这已是向田桂凤告饶了。阎惜姣却说：“谁不知道我们俩的交情，还留什么面子？”演到“杀惜”时，老谭闷在肚子里的气已经足了，这下子可有了出气的机会。只见他在台上抖擞精神，做各种各样的身段，就是迟迟不把阎惜姣杀死。阎惜姣在那里等着死，可就是死不了，实在难受。时间一长，田桂凤也就有点禁受不住了，只好加上了求饶的台词：“你早点儿把我杀了吧！”观众闻此，顷刻哄堂大笑。
清朝末年，伶界有一种在舞台上嘲弄同人的风气。田桂凤、谭鑫培的互相嘲弄，可谓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本来，谭对于演出中的不严肃作风是很反对的，因此遇到被嘲弄的情况，他就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狠狠地给以教训。有一次，名伶麻穆子在文明茶园与谭鑫培同台演出《失·空·斩》。在《斩马谡》中，谭鑫培饰诸葛亮，麻穆子饰马谡。当诸葛亮念到最后一个“斩”字时，麻穆子本该下场了。可是不知为什么，他在下台时又转过头来向前台来了个三笑，三笑后又来了一个跺脚，然后说声“走”才下了场。然而，他这三笑可把场上的谭鑫培给看愣了。谭想：这是干什么呢？这不是抽风么？谭鑫培觉得这是麻穆子在成心捣乱，所以立即产生了教训他一下的意念。想到这里，他便用扇子一指，来了一句“招回来！”麻穆子一听“招回来”，心里很奇怪。他想：好好地叫我回来干什么呢？可是谭老板的脾气他是知道的，所以不得不又走了回来。当他来到谭鑫培面前还没来得及问“丞相有何吩咐”时，谭老板就开始发问了：“马将军为何发笑？”这一问，麻穆子先是一愣，继而急中生智地回答说：“我笑我该死！”结果，不仅把台上的谭鑫培给逗乐了，台下的观众也忍俊不禁。
1919年“七夕”，北京新明戏院（民国初年建于前门外西珠市口，后因火灾被焚）组织演出《天河配》（牛郎织女的故事），京剧名家荟萃，轰动京城。梅兰芳饰织女，姜妙香饰牛郎，程砚秋、芙蓉草、刘凤林、小凤凰、王丽卿、诸茹香、朱桂芳、姚玉芙等8人扮8位仙女，每个仙女一出场，都是碰头彩。高庆奎饰张有才，罗福山饰王母，李连仲饰牛郎之兄，张文斌饰牛郎之嫂。戏中有仙女洗澡一场，还配有五色电光。当戏演到织女生下了两个孩子，请嫂子给孩子起名时，饰演牛郎之嫂的张文斌当场编词抓哏道：“这两个孩子长得挺爱人的，这个叫程砚秋，这个叫芙蓉草吧！”顿时引得观众笑声一片。
戏曲演出中，这种相互戏谑的情况不唯职业演员，有时一些票友也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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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张恨水（1895—1967），早年任《皖江报》总编辑，1919年去北京，先后任《益世报》、《世界日报》等报编辑、《新民报》社长，1929年发表《啼笑因缘》，颇有影响。抗战期间还写了许多以抗日为题材的作品。人们都知道他是著名的章回小说作家，但鲜为人知的是，他还是个戏迷，也很会演戏。
1933年，新闻界一批人士为同事的母亲祝寿，在北平宣武门外大街江西会馆组织了一次堂会，请了许多名角演出。张恨水欣然在《乌龙院》一剧中扮演张文远（文丑）。有意思的是，张恨水扮演的张文远，多是“跑梁子”，其他剧中人也附和起哄。在小锣声中，白鼻梁、头巾紧扣脑门的张恨水一出场，满口安徽、江西味，顿时引来一阵喝彩声。演出时，他的插科打诨，即兴抓哏，令人忍俊不禁。阎惜姣问宋江：“张文远是谁呀？”宋江答道：“乃是我徒弟。”阎惜姣却逗道：“我听你说，你的徒弟可是有名的小说家呀，你怎么没有名啊？”台下哗然，笑声掌声连成一片。而台上的张文远走路却一瘸一拐的，且紧皱眉头。下场后，别人问他怎么回事，张恨水这才边骂边笑着说：“真是岂有此理！有人恶作剧，在我靴子里放了一枚图钉，害得我好苦哟！”
1947年春节，北平新闻界举办了一次联欢演出，张恨水在《法门寺》中客串校尉跑龙套。当时，他已是《新民报》社长，此番别出心裁地又邀了另外3个报社的社长一起来跑龙套。那3个社长都戴眼镜，张恨水本不戴眼镜，为求统一，自己也戴上了眼镜，4个龙套、4副眼镜，引得观众捧腹大笑。
临时编词趣事多
清末，谭鑫培常与王瑶卿（1881—1954）合演《汾河湾》。谭饰演薛仁贵，王饰演柳迎春。这出戏演的是薛仁贵投军后，其妻柳迎春在家生了一子，取名丁山。薛丁山长大后，每日靠打雁养活母亲。薛仁贵成功封爵后回家探望妻子，来到汾河湾，恰巧遇见薛丁山打雁，但他并不知薛丁山为己子。这时，突然出现一只猛虎。薛仁贵恐怕老虎伤害了薛丁山，就发出了袖中箭，不料竟误射死了薛丁山。薛仁贵到了寒窑与柳迎春相会，二人详细叙述了别后情景。谈叙中，薛仁贵发现床边有一双男鞋，于是便怀疑妻子不贞。当柳迎春说这鞋是儿子薛丁山所穿时，薛仁贵才恍然大悟，接着又知道自己射死的孩子原来就是自己的儿子，夫妻悲伤不已。
有一次二人演出此剧时，薛仁贵进入寒窑与妻子见了面，之后便吵起嘴来，吵完后薛仁贵向柳迎春要茶要饭。薛问：“口内饥渴，可有香茶？拿来我用。”柳答：“寒窑之内哪里来的香茶，只有白开水。”薛说：“拿来我用。”柳迎春递过碗来。薛仁贵接过碗来唱道：“用手接过白开水，将水泼在地尘埃。”薛又问：“为夫的腹中饥饿，可有好菜好饭？拿来我用。”柳答：“寒窑之内，哪来的好菜好饭，只有鱼羹。”薛说：“好，拿来我用。”柳迎春递过碗去，薛仁贵接碗后唱道：“用手接过鲜鱼羹，冷冷腥臭实难闻。”说着把碗交给了柳迎春。
接下来，柳迎春又问丈夫：“你还要吃什么？”薛仁贵如果按原剧本演，听了这一问，应该是说自己“困了”。可这天演出，薛并没有回答“困了”，而是说了一句“我要吃抄手”！这一下子就把扮演柳迎春的王瑶卿给说愣了。“抄手”是湖北、四川话，意思是“馄饨”。王瑶卿不知道“抄手”就是“馄饨”，所以就很机灵地问了一句“什么叫做'抄手’”。谭鑫培见王瑶卿在问，便面对台下的观众，手指着王瑶卿说：“真是乡下人，连'抄手’都不懂。'抄手’就是'馄饨’呀！”这时，王瑶卿说：“窑内无有。”之后，谭鑫培才说自己已经“困了”。
在剧中，柳迎春在不该问的地方问了一句“你要吃什么？”这在内行叫“阴”。薛仁贵如果回答不上来，这叫作“被阴”。但是，两个演员却都做得对答如流，虽有“阴”但未“被阴”。王瑶卿、谭鑫培的这次应变表演，后来被传为佳话。张伯驹在《红毹纪梦诗注》中，对此写了一首七言绝句以记趣：“汾河湾在县龙门，合演谭王有定论。鄂语道来兼蜀语，哪知抄手是馄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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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票友出身的名伶孙菊仙（1841—1931，天津人）有一次去山东烟台演出，演的是《空城计》，孙菊仙扮诸葛亮。他从出场唱起，一大段一大段地唱，非常见功力，但一直唱到“我正在城楼观山景”那一段，台下竟没有一次叫好声。孙菊仙是一位场场赢得不断彩声的名演员，对此非常纳闷，也很生气。所以待他唱到“我面前缺少个知音的人”一句时，他灵机一动，就改成了“我面前只可惜对牛弹琴”。台下的票友帮一下子就听出这是在辱骂他们，于是立刻就大声吵嚷起来。有几个小伙子走上台去让他停演，强令他给观众磕头赔礼。
当时，烟台也有一些天津人在看戏，他们都是在烟台经商或任公职的，看到天津的名演员在这里受欺负，就气愤地说：“孙先生改变唱词，固然是没有礼貌的，但孙先生是我们天津人，是我们的老乡亲，票房对他的演出自始至终没有一次叫好声，这也是蔑视我们天津人。你们欺负我们天津人不行！”这样一来，就形成了矛盾冲突。这时，有一些观众就出来调停，说两方面都有不对的地方：孙先生在台上改词是没有道理的；一个叫好声也没有，又要孙先生磕头也是不对的。经过调停决定，第二天孙先生重新演《空城计》。双方同意，言归于好。
第二天，孙菊仙继续演出《空城计》。结果演出自始至终叫好声不绝。
汪笑侬“下海”后，在登台演出的同时，还编演了许多时装新戏。其中有一出叫为《采茶奇案》。这出戏演的是大哥怀疑兄弟与自己的妻子有奸，遂起杀心，但他酒醉后却误入茶馆，杀死了卖茶母女；他回家后见兄弟正在读书，方知错杀了人，不久就被官府捉拿。在这出戏中，汪笑侬演弟弟，名伶李洪春演大哥。李洪春（1898—1990）工文武老生、红生、武生，戏路极广，时有“活关公”之誉，唱做俱佳。这两位名角联袂演出此剧，档次很高，然而却闹了许多笑话。
他们演出那天，正赶上下大雪，偌大的戏园子里，只卖出90多张票。剧中有一场戏叫“哭监”，演弟弟到监牢中探望大哥，痛哭不止。扮演弟弟的汪笑侬有一段〔二六〕板唱腔，共100多句唱词，要唱很长时间。汪笑侬这一唱，没完没了，可把坐牢的李洪春扮的大哥冻坏了。在场上，汪笑侬穿的是皮袄、马褂、棉鞋，他不紧不慢，暖暖和和地唱；李洪春穿的却是单布罪衣、罪裤、草鞋，坐在那里哆里哆嗦地听着，冷得很难受。
等汪笑侬把100多句唱完，李洪春如果按剧本应接唱两句：“好汉做事好汉来应下，劝兄弟不必泪如麻。”这段戏就算告一段落。可是，当时李洪春心想：汪笑侬你也真够损的，你穿得暖暖地大唱特唱，我受得了吗？便有了主意：你汪笑侬不是“大唱”吗？好！我也不“小唱”！于是，等汪笑侬刚一唱完，李洪春马上叫板：“兄弟啊！”打鼓的一听，李洪春要来〔流水〕板，马上开点子。李洪春现场编词，唱了起来——“兄弟二人困监衙，劝兄弟不必泪如麻。都只为我与你嫂子把架打，你不该劝架不公向着她。因此上我怒气不息离家下，去到那酒肆之中细盘查。只吃得醉醺醺又听谯楼更鼓打，左思右想火上发。也是我手拿着刀一把，只吃得醉里咕咚、糊里糊涂、马马虎虎把茶馆母女杀。天不容被官拿，弟兄二人困监下。好汉做事好汉来应下，劝兄弟不必泪如麻。”
在这段唱中，最后两句与原剧本完全一样，只是前边一大段为现编现演。虽然如此，因编得得体，还是博得台下这90多名观众一片喝彩声。
戏演毕，二人到了后台，汪笑侬生气地问李洪春：“你怎么编出这一段来？”李洪春见汪笑侬生气了，便笑着说：“大爷，这出戏你卖派的地方是唱腔，我得捧捧你这出戏，才多唱了几句，失礼了。”汪笑侬闻之，无奈地骂了李洪春一句，也就没事了。
摘自《文史精华》2012年6期 作者：王德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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