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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李大钊，除了他的血性和温度之外，还因为他不是一个只停留在理论层面的学者。作为学界泰斗，他温文尔雅，却又战斗在一线。真的做到了：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他在日本上学期间就给《甲寅》投稿，对陈独秀的《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的反驳也发表在这里。从这里可以看到李大钊对国家、对国民的信心和不放弃。虽然都说“南陈北李”，但显然李大钊比陈独秀多了一份果敢、一份勇气、一份救世的豪气。陈独秀认为中国的国民，不过是得天下者的牺牲品，无丝毫自由权利与幸福。而欧美人是和国家共谋安宁幸福的集合体，国家的存在，主要是保障国民的权利幸福。李大钊显然不同意，所以才有了《厌世心与自觉心》一文，主要批判陈独秀对于“国家”和“政府”2个概念的混淆。他说：“国家之成，由人创造，宇宙之大，自我主宰。”黄金时代，不在我们背后，乃在我们面前；不在过去，乃在将来。从他的《青春》中，也能在那个绝望的年代，看到生命和新思想的萌动。他的乐观，他的永葆希望，他对当时年轻人的信心。1916年回国后，担任《晨钟报》主编，写下《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的发刊词。而后组建《宪法公言》，又因为经济问题被迫在1917年初停刊。这里的经济问题，不是我们常规遇到的拉不到赞助的情况，而是李大钊先生毁家办刊之后的穷尽。由此可见，赵纫兰同志是多么的支持憨坨的一切决定。之后，他作为《新青年》的同人编辑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庶民的胜利》与《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两篇文章也都发表在《新青年》上。很喜欢《庶民的胜利》里面的两句话：我们庆祝，不是为那一国或那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不是为打败德国人庆祝，是为打败世界的军国主义庆祝。还有《每周评论》，以及学生创办的《新潮》和《国民》杂志，都离不开他的指导。写文章写稿件写时事评论自不必说，他同时还在北大担任图书馆主任。不同于别人的墨守成规，他积极引入西方管理理论，被《美国百科全书》评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之父”。当然，他也借助图书馆这个阵地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毛泽东也是在北大图书馆里受到李大钊的熏陶，他曾说：“在他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呢！”不同于当时的很多文人，多少受点儿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或多或少的接受“弱肉强食”的无奈。但李大钊是彻底的反对批判，直接点明进化论的强盗逻辑。正因为如此，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当所有人都大谈“民主主义战胜君主主义”时，只有他指出：这是劳苦大众阶层对资本主义的胜利。1919年的巴黎和会是我们的耻辱，也是李大钊先生的高光时刻。这一年他的文章都充满力量，对帝国主义国家口诛笔伐。他在《太上政府》里写道：我如今才晓得东交民巷里有我们的太上政府。你居然拿出命令的、自尊的、傲慢的口吻来，说什么“怿”、“不怿”。你居然干涉我们的言论自由，说什么“警告”、“取缔”、“限期答复”。呵！你是用惯了那年五月七日的哀的美敦书。呵！我如今才晓得你是要作我们的太上政府。还有《不要再说吉祥话》里的：明明是相杀的世界，偏要说什么“互助”。明明是黑暗的世界，偏要说什么“光明”。明明是压缚的世界，偏要说什么“解放”。明明是兽行世界，偏要说什么“人道”。明明是强权的世界，偏要说什么“正义”。只有他，敢于捅破那层窗户纸，把黑暗撕裂，把兽行曝光。唤醒中国人心中的血性，让吾辈中人披坚执锐奋力一搏。让所有人团结一心，在国家存亡绝续之际真的做到 “苟利国家生死以，其因祸福趋避之。”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1920年10月，李大钊在北京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形成了传说中的“北李南陈 共同建党”。1926年３月，李大钊开始真的参与到反日、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斗争中。始终如一，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在电视剧中，每次看到守常先生转身离去的身影，都有一种伟大和悲凉交织的不舍。仿佛他的每一次转身，都将会永远的离我而去。如果能穿越时空，好想能作为守常先生的学生，听他振臂一呼的那声“同学们！”很幸运，百年之前有那么多个如大钊先生一般的仁人志士更幸运，在这安逸功利的当代，还能有深思难眠的漫漫长夜1927年4月28日，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于北京，时年38岁。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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