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上海弄堂

每年到了八月，总还是莫名怀念起弄堂。那时的夜，不成市，但处处是景；不成寐，却人人皆狂。

小时候，大上海的弄堂生活最迷人的时段莫过于八月。盛夏傍晚的十字街头，纳凉的人群如溢出澡盆的水，从形形色色的门洞中流出，迅速占满马路边角，或摆摊下棋，或躺椅而卧，或围坐小酌，夏蝉鼓噪，市井百态，尽收眼底。

弄堂门口的26路电车是老上海人记忆中的“活宝”。这是一条横贯城市东西的线路，一头连着淮海路的喧闹，一头系着徐家汇的文雅，在武康大楼下的六字交叉路口，离开大马路，一侧身斜入僻静的天平路，向西南的天主教堂奔去，留下的这一片分水岭，便成了狂欢地。

夜幕降临时，也是上海屋檐下最为灵动的时候。弄堂里的小径七拐八歪，加盖的房屋都是层层叠叠，分不清面目，屋内的摆设却都清清楚楚，敞开着房门。七十二家房客户户点火，迎接放学和下班；家家起灶，操练柴米油盐。孩子的打闹、小贩的吆喝和主妇的吵架，热气腾腾，此起彼伏，张家的衣服要收了，李家的煤球不够了，王家的晒台漏水了，赵家的马桶要倒了……所有的生计在此刻交汇，每家的日脚在此处碰撞。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都市里的村庄，70%的上海人居住在弄堂，他们早已习惯了摩肩接踵，孜孜不倦地呵护着这一方的习俗、方言和烟火气。

没有什么车，夏夜的马路便属于市民。人头最多的是路灯下，每一盏昏黄的灯下，都有一个江湖。起先，“大怪路子”的牌局和“四国大战”的棋局，各分天下。打牌的大多生猛，赤着膊，围观的人也不敢多语。后来，随着牌局从邻居间的切磋演化为弄堂间的对抗，“大怪路子”的牌局蔓延开去，“不归汉”越来越多，引得无数主妇找上马路，那时，真是遍地英雄下夕烟。上海的滑稽剧团还创作了一部经典独脚戏，剧名就叫《路灯下的宝贝》。

人气最旺的在电波中，每一台小小的收音机，都是一个世界。夏日纳凉是快乐销魂时，每个人都可以是“空中的梦想家”，在袁阔成、刘兰芳的评书中熟读三国、岳飞；在《说说唱唱》曲艺节目中和马侯、姚周南北大师相遇；在《简·爱》《尼罗河上的惨案》等电影录音剪辑中，被邱岳峰、童自荣、刘广宁迷得神魂颠倒，后来有了《滑稽王小毛》，石库门里的马路天使走进了广播剧。

最热闹的夜，当然属于电视。它的出现，预示着弄堂生活的重大转变，即公共空间的诞生。电视机是稀罕物，白天锁在柜子里，晚上拿出来示人。各家各户端坐小板凳，拿着蒲扇，围坐屏幕前，成了全家老小的一种仪式。为了排队占座，常常还闹出邻里纠纷。每逢世界杯的夏夜，弄堂的气氛便热烈得像沸腾油锅， 午夜时分，传来一阵欢呼，又一个球进了！球迷的亢奋不断扰动着清梦，弄堂门口公共厕所前的空地，成了临时议事厅，爷叔们意犹未尽，三两成群，头头是道，每个人都是乌鸦嘴“贝利”，每个球都是“上帝之手”。就这样，电视机从九英寸看到十二英寸，主角从罗西聊到马拉多纳。似水流年，弄堂的孩子一天天长大，世界杯也成为其永远的记忆。

弄堂，如今已成往事，弄堂里的人，也日渐凋零。我无法给我的孩子讲弄堂里的故事，那是不可触摸的时光。每年到了八月，总还是莫名怀念起弄堂，毕竟，我们都是从那里走出来的原乡人。那时的夜，不成市，但处处是景；不成寐，却人人皆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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