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时间衡量方式的同质化和普遍化起源于西方国家(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总是起源于同一个西方国家),但历史书写一直是全球性的,而非西方专属的。在一篇重要的论文及相关论著中,桑杰·苏布拉曼亚姆(Sanjay Subrahmanyam)质疑了如下“新的正统性”,即“只有欧洲拥有可识别的历史形式”,以及随着欧洲扩张和殖民而向非西方国家输入的“作为一种知识形式的历史”。他呼吁人们重视以往的世界史书写实践。他并不支持黑格尔或者现在某些学者笔下的那种“全球史”,前者将当今全球化和世界史的来源简单化了,后者过分强调了物质主义;*他的目标是重新发现以往世界史学者的历史书写。
苏布拉曼亚姆指出了非常关键的两点:(1)“历史,甚至是历史书写,在十六、十七世纪的许多社会中已存在”;(2)“历史的类型不是单一的,历史书写的类型可以是多样的”,而且,“任何社会中都有无数感知过去的模式,但并非所有模式都是历史的”。他总结说,“将社会(或文化)区分为历史的和非历史的是极度简单化甚至是错误的;事实上,有些人历史地看待过去,而另一些人并非如此,两者共同生活在同一个文化综合体中,却生产着不同的文本和叙事”。苏布拉曼亚姆并没有质疑现代性的存在,以及某一特定时间段在建立现代性过程中的重要性。在以上引用的论文中,他强调了“十六世纪整个史学实践中发生的关键和重大的转变”,但他坚持认为这种转变是全球性的,并非只发生在欧洲。查卡拉巴提认为,*如果欧洲始终只是世界的一部分,而不是指代全世界的话,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将欧洲地方化”
苏布拉曼亚姆区分了普世史(universal histories)和新世界史(new world history),前者主要写作于十六世纪之前,后者发端于十六世纪且写作范围扩展到了全世界。“普世史是均质的,秩序井然的,而世界史是累积性的,通常是失序的,因而本质上也必定不是均质的。世界史的写作者总是不忍心收尾,用连词取代论证,并且很少能清晰地表达其文本的框架结构。”(就这种标准而言,伏尔泰写作的应属于世界史)苏布拉曼亚姆显然对这种由扩大研究范围和覆盖面的愿望所推动的“不完美”的历史抱有很大的同情,我们也应该如此
苏布拉曼亚姆的观点相当有说服力,他认为历史书写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形式,历史感甚至不依赖于书写,也不依赖于为历史作出精确定义。*丹尼尔·斯梅尔同样也切断了历史和书写的关联,尽管他的出发点可能有所不同;他试图将旧石器时代归入历史,而非史前史。娜塔莉·泽蒙·戴维斯在她对十六世纪摩洛哥学者和旅行者阿-哈桑·阿-瓦赞(al-Hasan al-Wazzan)(在西方世界通常称为利奥·阿非利加努斯[Leo Africanus])的卓越研究中,同样也拓宽了历史书写的边界。阿-瓦赞兴奋地记录下他在苏丹及其妻子的墓葬中发现的墓志,破译废墟中的拉丁铭文,阅读非洲编年史,并不知疲倦地寻找他所考察地区那些往昔岁月的蛛丝马迹;这些都是在他被基督教海盗抓获并献给教皇作为礼物之前完成的。即使在他尚未写下任何西方意义上的历史著作之时,我们也很难说他缺乏历史感
如果“历史性”(对于何谓历史的定义)得到扩展,即使得历史成为所有人、所有历史时期的财富,而不仅仅是十九世纪以来西方大学里一个学科,且不局限于公元前五世纪希罗多德所开创的那种书写形式,那么历史的目的性就会有所减弱。这一视角的转换不是要创造一种“新历史”,而是重新发现一种存在已久的历史,*苏布拉曼亚姆和娜塔莉·戴维斯的研究采用的正是这样一种思路。在这种发现世界史之前的世界史的过程中,重新发现的是一种“不完美的”,不断累积的世界史,而不是那种包装精美的,不可避免地走向全球化,无止境追求创新的新世界史,这说明了历史发展并不总是线性和目的论的,有时是周期性的,因而根本上是非目的论的。通过扩展历史性概念,我们就能够重新回顾那些长期被智识活动的康庄大道(例如黑格尔主义和现代化理论)所遮蔽的幽深小径,从而重新发现通向现在和未来的另一些路径。
我并不是第一个提倡扩展历史性范畴的人。底层研究小组的发起人之一拉纳吉特·古哈(Ranajit Guha)就曾经直接回应了杜尔阁的规劝“抛开你的历史”(前引)。古哈虽然同意杜尔阁所说的“历史学的贫困”和“历史学的失败”,但却鼓励历史学家更有创造性地对待“过去”,将其“作为日常世界中的人的历史”。“简言之,*也就是呼吁从黑格尔式的世界史窠臼中拯救历史性”。对于古哈而言,历史性是与“所谓底层和日常”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更容易通过文学和诗歌而不是那些强调精英政治和国家意识的史料来获得。他认为,印度乡村的底层民众“从来没有完全依附于西方向南亚输入的国家主权主义世界史叙事”。在全书的结尾,他提到了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关于法国农业史的著作。他认为,布洛赫拥有“抓住日常感知范围内的历史性”所需的洞察力。古哈通过比较布洛赫和杜尔阁,说明了历史性这一问题是普遍的,不仅仅是一个西方vs.非西方的问题
古哈的历史性概念,似乎借用自于海德格尔,尽管他并没有明确说明这一点;他引用了海德格尔关于日常性(everydayness)的论述,将其与历史性联系起来,但并没有等同于历史性。“历史性”(historicality或historicity)在英语中的处境相当微妙,它来自德语词汇Geschichtlichkeit,最早出现在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的著作中,随后又被应用于现象学哲学之中。*因此,这不是一个新词汇;而是学者们(至少在古哈的语境中)借以挑战那些关于什么是正确的历史的未经检验的假设的一个术语。一旦时间本身以及时间与历史的关系受到质疑,现象学哲学往往就会抬头,比如狄尔泰、海德格尔、胡塞尔或者更晚近的利科的著作。现象学哲学家比其他任何二十世纪哲学思潮更关注作为一种理解范畴的时间。因此,即使是在西方哲学和史学的框架内,正确的历史这一概念显然也可能是成问题的。最具讽刺意味的也许是,现象学传统中——以及古哈这样的学者眼中——的“历史性”概念可以上溯至黑格尔本人
虽然伏尔泰展示了现代主义某些令人不悦的特质,但他的《通史》仍指向了一种更广阔意义上的历史性。伏尔泰寻求的是一种不同于波舒哀式的普世史,他劝告欧洲人承认他们与东方的联系,承认他们的历史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独立:
*他们依靠土地的滋养,织布蔽体,发明游戏用以娱乐,甚至以古老的道德故事作为指引,我们为什么要忽视对这些民族——那些我们欧洲商人一发现航路就远航而至的地方——精神的学习?想要让自己成为了解全世界的忧虑的哲学家,你首先要将目光转向东方,那里是所有艺术的摇篮,并将一切都给予了西方。
由于他提及的这些现代主义的缺点,或者说幸亏这些缺点,伏尔泰让我们回忆起更有好奇心,更加谦逊的历史书写形式,尽管谦逊不是我们提到伏尔泰时首选的形容词。他认识到西方对东方的亏欠,他似乎从来没有想要去发现历史的终极目标,但他知道他的读者一定对一个比欧洲宽广得多的世界充满好奇
我们必须重新开展关于历史的意义及其当代发展方向的讨论,还需要花一点时间来重新审视前辈历史学家的成就,并试着去了解他们对历史性的感知。我们常常欢欣鼓舞于历史性向其他文明的扩展,*向我们自身文明中“没有历史的人”(农民、工人、移民、女性、儿童、无家可归者、非法移民)的扩展,向其他形式的历史知识(电影、博物馆、电视台,甚至主题公园)的扩展。然而,我们却很少回顾我们本专业的过去,向本专业的前辈汲取思想资源。这种系统性的忽略已经嵌入在十八世纪历史学家所构建的现代时间模式之中。他们——十八世纪的历史学家——当年的大胆创新造就了后辈们的优越感。现在也许正是时候,抖落积累在前人研究上的灰尘,重拾他们的热情,投入到今天的历史研究之中。
本文选自《史学的时间之维》（[美]林恩·亨特 著，熊月剑 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