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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惑之年与父亲达成“和解” 作者：陆阿勇 一 曾混迹于邕城数家报社，潜伏基层单位文秘之职十余载，酒足饭饱之余，也常附庸风雅涂鸦文字，迫于压力和生计，曾为一些领导和单位，写过不少应景的文章，说着些许言不由衷的话，却吝啬于为父亲写下半段文字，可见纵然我不算薄情寡义，不孝子罪名也算坐实了。 熟悉或关注过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曾为刚逝去2周年的母亲写过数篇，在别人眼里尚算“情真意切”的悼念长文，而父亲长眠地下8年了，对父亲的误解、怨怼，仍如积郁内心的块垒浓得化不开。 这一切，源于2000年初秋的那一场“返乡”。 二 时光的放影机，倒回到18年前。当时，我中专毕业，赋闲老家两月有余，决心重返邕城谋业。当时，倔强的我，仅从父亲那里要了600元钱，就孑然一身，闯荡邕城。先是用300元买了一部BP机，余款就是伙食费、房租了。创业伊始，尽管苦不堪言，但我还是凭借在学生时代发表的“豆腐块”和练就的口才与胆识，先后成功受聘于两家报社。正当我欲放开手脚挽袖大干之时，父亲频频来电催促，说是在老家宾阳为我找关系谋得了一个“铁饭碗”岗位，要我立即返乡，否则立马就被别人取而代之。再三思忖，加之父亲强硬催促，最终在2000年秋天，辞去报社职务，返回故乡宾阳县工作。 俗云“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孰料，这一抉择，仿佛竟成了我一辈子的痛。在随后10多年时光里，尽管我也曾努力工作，企望仕途有所长进，能对得起所领俸禄的同时，能悄然拭亮祖屋的门楣，但却遭受了一连串的倾轧、波折，尽管期间反反复复被推选、考核多次，但每次总是“泥沉大海”泛不起涟漪，到头来，青春已逝，华发将白，连个最低级别也轮不上。加之工资的菲薄，诸多烦恼接踵而至，于是慢慢的就厌恶了彼时的工作，慢慢的内心里就暗暗怨怪父亲当年要求自己辞职返乡的决定。随着父亲提前退休，来到县城和我们共同生活，整日大眼瞪小眼，抬头不见低头见，本就性格急躁如火的父子俩，渐渐的变得心烦气躁，常常这厢父亲怪我工作不争气，渐生惰性丧失斗志，还重翻旧事说我买房时没钱，就连生儿子时还要他资助，而那厢我则怪父亲的啰嗦与整日的说教，甚至嘀咕都怪你叫我回县里工作，否则何来此狼狈窘境？最后竟演变成，三言两语彼此就粗声相对了。 那真是一段声名狼藉的日子。 三 日久，父子俩宛如两只斗鸡，磕磕碰碰到最后，彼此烦泼，疲惫不堪。于是，父亲通过亲戚，上南宁找了一份看管工地的差事，说得通俗点就是门卫或保安。而我还是过着蹉跎岁月、浑浑噩噩的日子。 当几年后的一天，父亲在返乡过节全家吃饭时说，近来时常感觉身体不适，要到自治区医科大作深入检查，并叫我们兄妹几个凑些钱以备手术之需时，我才突然预感事情的复杂与严重来。 果然，父亲身染恶疾，苦撑半年后，于2010年2月凄然离逝，那一年父亲才58岁。彼时恰逢春节，正是万家灯火、举家团圆、围炉夜话之际，而欢庆热闹终究是别人的，留给我们的是长久的哀伤。 父亲去逝，尽管偶尔也会思念起他，但那份宛如水气氤氲而起的伤痛，刚冒头很快就被生活的俗事覆盖，以至于迄今父亲逝世8年了，我仍不能(弟弟已定居重庆)为他找到一块安葬的坟地，不能不说我的不孝了。 就在我习惯按部就班、旱涝保收的机关工作，步入中年之际，突然发现心中对父亲的积怨，不知不觉中已被岁月荡涤，一切与父亲的误解顿时土崩瓦解。其实父亲去世8年了，这是一场父与子迟来的“和解”。 四 2017年即将翻过的初冬，我出差桂林。下榻桃花江路上的桃江宾馆，桃花江畔,桃花还羞郝的遮着笑靥，但浑身金黄的银杏，暗香浮动的桂树和斜逸而出的香樟，把桃花江装点得既有冬天的凝重，又不乏春的盎然。难怪可与漓江齐名，入选桂林“两江四湖”景区规划。入夜，桂林的街头寒风凛冽，路人行色匆匆，因身体抱恙，我穿越两条街道去买药，远处的街灯明明灭灭，一个人走在长长又寂寥的小道上，路灯把影子拉得老长。桃江宾馆是李宗仁夫妇曾下榻的地方，四周树木葱茏，曲径通幽，是个适宜静养与思考的地方。我来不及追索李宗仁夫妇的历史足迹，思绪之叶随着呼呼而来的寒风，迂回、旋转、上升…… 我在尘世的回忆中，历数父亲在我少年生涯中的种种“暴行”。 小时候，在村前的小学里读书，因好动顽劣，隔三差五的被校长捉来“站圈”，甚至在集合放学时，当着全校师生的面“站桩”，也曾多次被校长体罚去江边挑水冲学校的公厕……鉴于我的顽劣表现，以及校长的淫威统治下，于是就有部分课任老师跟风鉴定：陆勇真是难教呵，这辈子肯定是种田的料了!我在学校的种种“劣迹”，传至父亲的耳畔，因此吃过父亲的不少“栗子”，晚饭后被父亲上过无数“政治课”，甚至在父亲盛怒之下，还常常被施暴，打坏过家里几个扫把，甚至被他随手抄起的木条、塑料水管鞭打，幸亏当年有奶奶和闻哭而来的二叔公的“舍命挡护”，才免遭更多的皮肉之苦，使我自小就对父亲既怕又恨。父亲的大男人主义和粗暴性格，使他俨然成家里“一言九鼎”之主，粗暴指数与我那当年的小学校长，不分伯仲。那时我是多么渴望长大，仿佛长大后就能与父亲论理、比比谁的胳膊更粗？ 后来，在我读到小学四年级春学期时，父亲决定把我带到他所任教的另一个村委学校读书。事后想想，当年如果不是我的顽劣，父亲是不会舍近求远送我到那上学的。或许冥冥之中，与父亲任教的上峰完小有种“相见恨晚”之感，我“受苦受难”的小学生涯，似乎“柳暗花明”。转学后，恰好是父亲教我们数学，而教语文的李启文老师则成了我的文学启蒙老师，是他让我从之前恐惧、憎恨语文，发展成喜欢乃至痴迷，尽管迄今没能以文耀祖，但这一爱好，却让我终生受益。由于就在父亲的眼皮底下读书，上课就变得规矩多了，变得规矩的我，成绩可谓“突飞猛进”，期末考试全班第二，据说还进了全乡前十。重提这陈年旧事，当然不是为了标榜自我，只是使我再次感悟“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这句老话。当然这句话，在我看来也有言过其实之嫌，但却是多年以来教育的诟病。当然，我并无意中伤以前教过我的小学老师。的确，每所学校，任何时期都会有一些性格好动、顽劣，甚至言行举止“奇葩”的学生存在，只是许多时候我们的部分老师，没有“因材施教”，缺乏足够的耐心，甚至体罚了事，让那些懵懂少年从小脑海就抹上一层阴影。幸好，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教师队伍素质的提高，我们当年经历某些校领导和老师“法西斯式粗暴教学”的景况，如今已鲜有发生了。 我小时候，父亲反对我看课外书，如今让人看来真属不可理喻之事。以前我看《三国演义》、《水浒传》时，都是躲在阁楼里偷偷阅读，生怕被父亲遇见招致数落“尽看些无用的图书(小人书)，有时间多花在课本和作业上!”不怪大家惊诧，作为一名人民教师的我的父亲何出此言？在当年，我也是对父亲十分的憎恨，别人家的孩子小人书成排成箱，外国寓言、童话，充斥床头。而我不但偷偷或买或借，还得偷偷的看。多年以后，我还在想：如果当年，父亲对我的课外阅读能稍为支持、宽容一点，或许自己的文学之路是否走得更顺畅一些呢？不得不说，这也成了我对父亲的积怨之一。“老师崽”读书却十分顽劣，极不争气，成绩糟糕，这在当年是件很丢脸的事。父亲之所为让我以课本为重，或许与当年我的学习成绩让他这个教师身份“颜面扫地”不无关系吧？ 五 对于父亲的回忆，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小时候，父亲带给我的快乐其实还是很多的。 记得小时候，和母亲赶圩，为了节省车费，那怕10多里的道路，一般都是走路前去。好不容易赶到圩市，已值正午，小肚早“咕噜”直叫了。母亲有时还不很“痛快”的给我吃一碗粉，那怕好不容易挑三拣四的找定一家粉摊，叫的又多是葱花素粉，难寻一丝肉沫。而和父亲赶圩则“畅快”多了，常常坐在父亲那辆28吋单车的前杠或后坐上，一溜烟到了圩头，还未等父亲把单车撑停好，就兴冲冲的扯拉着父亲的手，直奔供销社大楼的书柜前，踮脚手指封面打斗激烈的小人书，央求父亲“就买这本!”，往往父亲笑呵呵的，就掏钱满足了我的要求。记得当时买的无非《烈火金刚》、《杨家将》等战斗足够激烈的小人书。买书得到满足之后，更大的诱惑还在后头。只见父亲带着我，直奔粉摊，叫老板斩下一斤鸭肉或切上斤把猪头肉，再上两大碗油星闪闪的米粉，父子俩呼啦啦的就开吃起来了。从此以后，我们几兄妹，就很喜欢和父亲赶圩，而对于母亲每次邀约赶圩，则常作扭捏不情愿之态。如今想来，母亲彼时是为了整个家庭的精打细算，心里早无半点责怪母亲“太抠”之意了。但追忆跟随父亲赶圩的往事，回回就多了一份欢乐与甜蜜。 我一生的快乐都与水有关，这一点仿佛得了父亲的遗传。父亲对水、对捕鱼喜欢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在春耕过后，广袤的田野还未插秧，丰腴湿润的水草，注满每一块稻田，夜晚蛙声阵阵，父亲背起一个低电伏的小电瓶，接通电瓶，就点亮了绑在一根竹竿上的强光灯泡，我则左手提着一只铝桶，右手打着手电筒，跟随在父亲身后，就悄然出发了。先是在汪汪的水田，照捕黄鳝、田鸡，那时父亲的手就像一把铁钳，一抓一个准，再滑溜的黄鳝，也是无法从他手中逃遁的。然后，我们再杀奔江中。从下游溯江而上，掂着脚，轻轻的走在水中。入夜，水中的鱼，经强光一照，尾尾清晰可数，似醉非醉，似醒未醒，呆在水中，仿佛一动不动，可当你以为它们傻得在劫难逃，手刚触及水面，鱼儿倏忽就跑了。最令人激动的是，在浅石摊或水潭边的水草下，照见一条重约二、三两或半斤的点星鱼（在云南等地，也叫黑鱼）赫然静躺在水中，那才叫亢奋呢。那算是故乡野河的“巨无霸”了，生命力极顽强，凶猛且耐旱，肉质极其鲜美，是小孩或产妇滋补的佳肴。别看它看似静止悬浮，但尾巴却在轻微翕动，浑身警惕。所谓“静如处子，动如脱兔”用在彼时的点星鱼身上真是妥帖。如一击不中，就只能眼睁睁看其溜走，徒留遗恨了。此时，父亲是不会让遗憾在他儿子面前发生的。父亲自有父亲的办法，此刻父亲亮出了“杀手锏”----菜刀。只见父亲蹑脚趋近，瞄准点星鱼，“噗”的一声，手起刀落，弹指一挥间，点星鱼垂死挣扎但只能束手就擒矣。令人叫绝的是，父亲一刀下去，在点星鱼的脊背上就留下一道深深的刀口，但因拿捏的力度恰到好处，鱼伤而未死，捕回家还不失生猛秉性，最大限度保持了鱼的新鲜，同时也满足了我们小屁孩抚摸把玩的欲望。在八十年代中后期，故乡也如全国各地一样，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与践踏，再也没有父亲说的那种“往江中扔块石头，都可砸晕几条鱼!”的情景了。于是，我们每次的夜捕，常常只能有三、两斤或更少的渔获，但已足够满意了。而每一次的满足里，必不可少的都能有一、两条点星鱼装饰“门面”。 我的爷爷，在父亲3岁时就因病去世了。爷爷的形象，在彼时未谙世事的父亲脑海里，只留下模糊的印记。但一点都没有影响到父亲对爷爷的敬意。每一年清明时节，祭拜爷爷时，父亲都郑重其事，杀鸡宰鹅，还买上猪肚、排骨等爽口的菜肴，盛情邀请家族里的兄弟、侄孙，热热闹闹的去。爷爷的坟却远在数十里之外，葬在原宾阳县高田与河田两乡的交界处，群山莽莽，杂草灌木葳蕤，每一次的祭拜，都让我们脚底生血泡，叫苦不迭。幸好，那里是全乡甚至全县为数不多的原始山林，植被完好，飞禽猛兽时常出没，上百年的岁月沉淀，使四周野藤杂草恣肆疯长，许多鲜见难觅的野果、草药都可在此寻见。一株野生“木督子”，都可容五、六个成年人同时攀爬惬意摘果，吃得牙齿发酸之际，双手合拢，向着远处的山坳“呦呦，哎哎!---”的呼喊，回音悠长响彻山谷。偏僻的原始乡野之处，空气清新温润，低垂的雾霭之下，有数条溪流九曲回肠，或相向并进，或汇聚抱团逶迤而去，造就了许多湛蓝幽深的水潭，是捕鱼的绝佳之所。几乎每一次在清明祭拜爷爷时，父亲都会张罗下江捕鱼的“大事”。那样的“大事”，洗涤了我们行程的疲惫，让我们雀跃。每一次，同行的母亲都会数落父亲“为老不尊，正事不干，尽随孩子胡闹……”每次的嗔怪，母亲都是面带笑容，尽管年少，但我们都能充分感受到母亲对父亲此举的“纵容”。 记得，在我回县城管部门工作的前几年，那时父亲还未退休，每次父亲从乡里出到县城公干，不管是刮风下雨，父子俩必定相约到靠近县城客运站最繁华的枫江菜市里找一狗肉摊，斩上一斤狗肉或焯上一盘牛杂，再要上一壶米酒或一瓶蛤蚧雄睾酒，父子俩分而饮之，那成了我们内心默契的快乐约定，也成了我回忆中的甜。多年之后，我在反省：后来我和父亲为何心生缝隙，三言两语就红脸相对，与当初执手奔向狗肉摊把酒言欢，未了两人还争着买单的情景，简直云泥之别？----是距离。距离远可产生美，距离近，除了在一定程度上可增加彼此的亲密之外，还容易产生烦腻。这一哲思，常被用在婚姻与爱情方面，如今用到我和父亲身上，同样适用。父亲半月或数月才出一次县城，久未谋面，彼此自然珍惜，把酒畅聊。而当天天蜗居一屋，当生活、工作上的诸多不如意爆发出来时，“有其父必有其子”两个好强而急躁的男人之间，自然就容易擦出许多矛盾和“鸡毛蒜皮”来。 那时，退休后在南宁看守工地的父亲，每次回来都会给孙子安安买“娃哈哈”之类的饮品，给耄耋之年的奶奶买保健药品，那一刻，我才知道父亲并不是我眼中的“大老粗”和“炮仗脾气”。尤其是对奶奶更是照顾得无微不至，以至于至今我都没听到奶奶说过父亲的半句不是。 我回县城工作后，有一次，父亲还带我去拜访他的师范同学韦叔。韦叔也是一名乡村教师，家在陈平镇深山旮旯里。我们父子骑着一辆摩托车，颠沛辗转，摔了两跤之后才抵达。但那时我们不知伤痛，只是相视嘿嘿而笑，继而拍拍尘土，继续赶路。在韦叔家，与韦叔喝酒畅聊，韦叔定是见到我们父与子不辞劳苦，登门造访，内心暧隔无比，喝得酡颜染面，未了叫我去屋下的江畔垂钓……或许，正由于父亲的“重情”，在父亲逝世多年以后，韦叔还登门探望我的奶奶，还父亲的“重义”。 六 父亲，这些年您在地下一定很孤寂吧？梳理我的前半生，感觉只在省城做记者时，让生前的您自豪了一些时光，彼时您遇亲朋故友就说“我家阿勇在南宁做记者呢!”18年前的记者儿子，仿佛让您脸上增光。随着我的返乡，随着我的蹉跎岁月与碌碌无为，甚至还偶尔对您出言不敬，多年来，您对我的失望总多于期望，而我对您也颇多微词，甚至怨怼，如今这一切我都羞郝面对了。 更无地自容的是，您长眠地下长达8年了，至今我还找不到一处墓地安葬您孤苦的灵魂。我是不是不敬不孝呢？今年承蒙国家政策的惠泽，我又多添了一女，别人说小妞妞长得象极了您，我多想在阳光煦暖的冬日午后，让她蹒跚在您的膝前，嗲声奶气的叫您一声“爷爷抱抱!”……此刻，我纵有千言万语，还能如何向您诉说呢？泪水转眶之际，惟有一念头：不管爬山涉水、披荆斩棘，明年定会在故乡择一处“美穴地”，让您居有所屋，真正“入土为安”吧？! 2017.12.18初稿 2017.12.21修改 作者简介：陆阿勇，本名陆锡勇，南宁市宾阳县陈平镇名山村人氏，生于70年代末，曾做过省市级记者编辑、县级城管队长、行政机关秘书等。宾阳县作家协会秘书长。作品散见《广西文学》《红豆》《广西日报》《南国早报》《南宁日报》等报刊。现供职于南宁市宾阳县城管大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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